权利主体的建构与解构——走向后现代的法哲学主体观

后现代法哲学的主体观是在解构现代法哲学的主体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首先向理性的权威性发难,理性并不是人的本质,所谓理性的主体也是被理性所创造出来的.法律主体根本不可能认识法律客体,法律的本质、单一的正义、公平的观念根本不存在.应敞开主体、客体二元模式,将法律置于一定的历史情景中,才能有所沟通.法律人格人的形象不是抽象的理性人、经验人、平均人,而是具体的感性的人.     

"新文明观"视域中的"生态人"界定:场域、人格与观念

新文明观视域中的"生态人"可以从场域新形态、人格新样态与法治新价值三个维度予以界定,"生态人"是存在于环境法场域之中的一种重要"人之形象"."生态人"具有法律人格,可以成为法律上的主体,有资格成为法律世界游走的人."生态人"具备主客观认知能力,对法治有其自身独立的理性价值判断,并内化为自我的信仰.     

民事主体保护的宪政视角——兼论民事权利保护

人以其理性构建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体系时,既要确保人的主体地位,又要实现其价值目标与利益诉求.民事主体是人在私法中的地位展现,民事权利则是主体利益诉求的法律落实和主体的人格性延伸.因此,民事主体及其权利保护成为私法的全部目标.但是,私法的功能障碍使对民事主体及其权利保护成为私法不能承受之重,宪政制度则为私权保护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契合支撑.     

社会良性运行的政治调节机制及其优化

政治调节机制的基本涵义凸显政治的公共性,其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和谐和社会的良性运行.从社会整体结构,即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狭义)体系的良性运行来看,政治调节机制至关重要.从政治主体理性的视角来看,法律和政策是主体理性的外在调节机制,道德和宗教是主体理性的内在调节机制,而妥协和宽容是主体间理性的调节机制,实现社会良性运行需要优化政治调节机制的结构和基本形式.     

论形象权的独立地位及其基本内容

形象权是新兴的人格权,具有具体人格权的法律地位。传统意义上的具体人格权体系的构造及其内容无法涵盖民事主体的形象利益,确立形象权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立法潮流。明确形象权的具体人格权地位,对于保护民事主体的权利,保障其人格独立、自由和尊严,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玛丽·特纳：“疯狂的家庭主妇”——《野草在歌唱》的后精神文化透视

莱辛在《野草在歌唱》中塑造了中年已婚女性玛丽·特纳这一个“疯狂的家庭主妇”形象。作为欲望主体,她不但与自我无法调和,和她所在的社会和环境也无法调和,最终走向了疯狂和死亡。从后精神分析理论来看,其悲剧的实质是：镜像阶段中他者的出现使主体产生对他者认同的欲望,这种欲望永不止息但又无法获得满足;在俄狄浦斯阶段所经历的主体欲望和现实法则的冲突使欲望主体进一步压抑和异化,从而使主体最终成为非统一的自我。     

自然人人格、人格权之本源及制度设置

自然人法律人格是民事主体制度的灵魂.生物性意义上的人能成为法律上的"自然人",是法律对由人类意识所支配的具有社会性、伦理性的人类成员的主体性的尊重,也是对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尤其是商品生产交换所阐发的主体独立、平等等权利要求的法律肯定.没有天生的"自然人",所谓"私法上的人格地位与生俱来"实是一种主观错觉.人格权虽然与主体存在具有同期性、无意识性,但人格权仅是由自然人人格派生的民事权利之一种,由法律进行抽象或具体的规定.     

孟子大丈夫人格的多维考察

在浩然正气大丈夫理想人格的形成过程中,孟子提出了理性的志(仁义)要与非理性的气相结合;并且浩然正气的大丈夫也不是孤立的、是有丰富对立面的,孟子不但树立起了大丈夫形象,也批评了小丈夫、贱丈夫、齐良人等形象,如此多维考察大丈夫人格是有其必要的。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以其交往行动理论为根基,阐发了独特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其主旨是以主体-主体结构为基础的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客体结构为基础的工具理性。交往理性法律观认为,交往理性基础上的话语共识决定着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陷于窘境的“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应由“程序主义范式”来取代;法律是制度和生活世界的中介,也是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管理权力的中介。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法律理性观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法律理性观的某种超越和变革,对我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论现代商事主体的法律地位

商事主体发展到今天,其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形式上的主体,到实质上的法律主体,现代商事主体已经具有了独立的法律人格。现代商事主体的独立性是以现代商法的基本规则为基础的,传统民法理念已经无法适应和解释商事主体的这种变化了。公司是现代商事主体的典型代表,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商事主体从传统民事主体的体系中分离出来。现代商法对商事主体的独立性地位,是通过特别的法律控制体现出来的。     

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形象学中形象概念的内涵新探

跨文化形象学中的形象就是他者形象,形象不是对对象的客观反映,而是对对象的想象,形象就是想象主体的表意实践。想象主体在想象中赋予对象某种意义,这种表意实践活动又是由想象主体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话语直接控制的。因此,形象学研究的虽然是异国形象,但重点不是研究被想象的异国他者,而是处于特定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的想象主体。形象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在意识形态的主导之下通过形象系统的符码化与再符码化运作,表达着一个民族对于其他民族的整体印象,确立想象主体对被想象的他者的优越地位。     

非典型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模式研究

在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上,不宜构造出一个潜在地包含所有类型的人格利益的一元人格权.这种模式忽视了人格利益的特性,损害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来自德国民法的一般人格权理论,无法与中国民法理论和制度衔接,并且自身也存在过度限制法律对非典型人格利益保护手段的缺陷,不值得借鉴.比较合适中国的做法是确立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当存在人格法益保护漏洞的时候,诉诸这一原则来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     

法人制度历史探源

法人是相对于自然人而言的另一类民事主体,是获得了私法上法律人格的团体.团体法律人格的获得,被视为是民法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中最富想象力和技术性的创造.法人制度在法律上的确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     

论法律实体

法律实体是指法律体系内部用来调整主体交往关系中具有的以目的性或目标性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它构成了法律体系的基础。法律上设定法律实体,在于通过法律的规定更好地实现人们所向往的实质正义(实质理性)。实质正义是人们站在人类普遍平等的立场上的一种目的性价值追求,是对法律合理性的探索和对法律合法性的反思。从法律实体与实质理性的关系看,法律实体是有关实质理性(实质正义)的法律规范模式。法律实体是检视法律合法性的价值根据,它表明根据良法统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法律实体作为实质理性的规范表达,它本身是法律实践的指示灯;在结果意义上,法律实体决定着人们的权利实有状态。从司法角度看,法律实体是司法活动的判断准绳,它限定了司法程序的运用范围和界限,并完善司法活动的内容。     

欲望的符号 信仰的缺失——论《爱人有罪》

艾伟在《爱人有罪》中本意是将俞智丽设想为一个高贵的、有着强烈牺牲精神的光辉形象,但是通过对她“高贵”、受虐,以及自我的丧失的仔细分析后发现作家实际上设有达到他的目的,俞智丽是男性欲望下的一个符号,是不真实的缺乏真正女性情感经验的,同时也可以从这种苦难中看出作者是缺乏信仰的。     

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学思考——试论社会个体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超越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所唱响的个体人格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思想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是古代先民综合认知能力提高的思想结晶.中国古代人格精神以"德性"要求作为主要思想元素,从最初对君王的嘉德要求,逐步走向民间,成为规范社会个体行为的理性精神.传承这种理性精神,是太国崛起的需要,是新时期调节个性与群性和谐平衡发展的要求.超越这种理性精神,建立理想驱动与利益驱动相辅相成的新时期社会个体人文精神.     

费耶阿本德“与理性告别”的宗旨

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1923—)作为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自《反对方法》一书问世后,其哲学思想就迅速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他对全部科学哲学流派进行的无情批判和犀利激烈的言词给人们留下极端偏激的印象;另一方面,他对问题的深入探讨和有力论证、以及诸多驰骛新颖的思想,又为他在科学哲学界赢得了牢固的地位。他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一书中提出“科学沙文主义”等新见解和新概念,进一步突出了他的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和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形象。1987年发表新作《与理性告别》,通过对理性的全面清算,再一次使人们瞠目咋舌,似乎觉得他一生都在与理性作对。那么费耶阿本德究竟为什么要诚心找理性的麻烦,并主张与理性告别呢?是要与一切理性告别,还是旨在阐明一种新的理性形象?本文想就此问题给一粗略评介。     

企业主体法律人格确认问题之研究

本文通过对企业主体法律人格确认的问题研究,主张法律人格是前提,它决定了企业主体享有权利的范围,即权利能力,并且得出如果法律赋予某类企业以独立的法律人格,使之能够独立地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将会增强其在市场上竞争能力的结论。     

自我精神人格的守护--评陈染的小说创作

陈染在当代文坛永远是一个谜.她的创作独具一格,在中国主流文学之外的边缘小道吃力行走.执著女性自我空间的守护与探索,对个体欲望的表达和肯定,对个体价值和精神的尊重,以她女性特有的视角抒写女性意识和人性的张扬,从而理性审视和反思了女性自我精神人格探索的艰难历程.     

在理性中升腾的悲剧--沈从文成熟期创作中都市女性形象塑造

1930年到1934年,沈从文进入其创作的成熟期,他开始用理性的眼光来审视原来自己所不屑的都市女性,探寻她们对于生命本我的追求,这种理性不免使这些女性形象笼罩了一层淡淡的悲哀.同时他也把自己对真实生命的膜拜寄托在了这些女性身上,因此小说的结尾同样升腾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