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制度设置根基的多维考察

坦白制度设置的法律根基包括宪法根基和刑法根基。其中,刑法方面的根基又有两个: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量刑原则。从政策根基的视角看,坦白制度是随着我国刑事政策的演进而设置的。我国坦白制度的实践根基即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的有关坦白从宽处遇的立法经验和司法经验。坦白制度设置的事实根基包括国情根基和犯情根基。坦白制度的设置既彰显了刑事立法对社会和谐价值的追求,又体现了刑事立法对我国犯罪状况的理性反映。     

新闻执政及其合法性效应考察

合法性危机是现代政府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而新闻执政的理念和方法得到广泛的认同,并成为执政党提高合法性的有效策略.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政府新闻是否具有显著的合法性效应,并揭示各类不同的政府新闻在建设合法性过程中的不同作用,从而为提高政府新闻的传播效果提供建设性策略.     

西方宗教视野中的中国宗教--严复的一个考察

严复对中西宗教所展开的考察涉及宗教起源、中国有无宗教、儒学能否看成宗教、宗教与政治关系、宗教与学术关系、宗教教化理念和结果等方面。严复关于中西宗教异同优劣的比较研究,对于如何把握宗教定义、怎样理解儒学是宗教、什么是完善的宗教、中国宗教改革之方向、宗教比较研究中应注意的困难等重大问题,皆有启拔之效。     

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本体论旨趣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往往被理解为是对宗教的全面、彻底的批判,最终是为了消灭宗教,并进而被视作是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局限性。然而,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一则不是对宗教本身的批判,而只是对那些与剥削制度相关联并为剥削制度辩护的特定宗教形态,亦即宗教的特定发展阶段的批判;二则即便是对这种特定形态的宗教,马克思也并未加以绝对的否弃,他看到了在这种宗教形态中所蕴藏着的人的本体论追求精神。因此,解放被宗教异化了的人的本体论精神和寻找人的本体论精神的真实根基就成为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两大本体论旨趣。     

文学知识合法性的思考

学知识是我们理解文学、研究文学的基础,也是文学研究之后的结果.可是,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统一的、中性的、中立的文学知识体系.文章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辨析文学知识的普适性和历史性,前者是超越地区、民族乃至历史的,具有普遍有效性,后者则表明文学知识产生于一定历史阶段,并且在历史的特定阶段才有意义;其次,文学知识具有超越个人的学科性,同时,它需要研究者的个人感受而不是纯粹实验性质的;再次,文学知识的对象是文学,可是,在对文学的关注和言说中,贯穿着对话语权力的争夺.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分析,文章最后在文学知识的效用合法性与体制合法性的关系上进行了总结:前者是文学知识的目标,但是往往后者才是文学知识建构的基础.     

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民族根基

本文从认识论和发展观两个方面深刻阐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民族根基,使我们再一次体味到我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现实价值。     

法律合法性的公共之维——基于历史类型的考察

公共性是法律合法性得以证成的必要条件,这一诉求既体现在学理上,也反映在不同历史类型的法律合法性的求证当中。在原始社会,法律合法性与公共性处于一种相互伴生的关系;古代法律的合法性则借助于人们共有的道德或宗教披上了神圣的公共性外衣;对于现代法律而言,其合法性的公共之维不仅在理念上被大肆弘扬,而且在现实中公共性的范围和内容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不过它在实质上具有口号式宣称的意蕴。法律合法性的公共性维度,关涉的是人的平等问题,唯有获得一种事实上的公共性,法律的合法性才能得以有力的证明。     

政治合法性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及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就是在价值或事实上,社会大众对政治秩序和政治体系的自愿认可、认同、同意和服从。其维度有二:价值的与事实的;公认的理想类型有三: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以及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认同信仰的“社群认同合法性”。不过,现实的合法性是上述合法性类型的不同程度的混合或综合的作用;要重视有效性在现代性的政治合法性中的地位,重视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对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性地位。     

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

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 ,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 ,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 ,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文章探讨了合法性与政治角色、法律、有效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等的关系 ,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问题 ,指出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     

政府合法性问题研究

在语言学分析框架中,"合法性"意味着评断事物的正当性需要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政府合法性问题的本质即是政府的正当性来源问题.在实践中,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印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能否说服公众、能否获得民意认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政府要构建新时期的合法性基础,需要把推进公民社会转型作为自身合法的历史依据,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改善来提高公众对自身的接受程度,需要获取民意资源来增强自身的正当性.     

论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特色

"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与繁荣,加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中国社会主义政权面对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邓小平强调:经济绩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流变及其重塑

执政合法性是执政党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和基础。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合法性诉求方面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为主导的时期、以经济绩效合法性为中心的时期和以法理型合法性为主导的时期。当前,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面临着执政合法性的严峻挑战。因此,重塑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执政合法性已成为其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全面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发生着深刻变化,传统的政治合法性资源逐步流失,执政党政治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政治合法性的基本理论与观点进行梳理,分析了政治合法性的含义及其基础,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党政治合法性的演进过程,指出当前我党政治合法性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的现实挑战,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执政党政治合法性建设的初步建议.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简论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核心问题。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政治家 ,高度重视政治合法性及其基础建设。他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出发 ,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看作是评价政治合法性的标准 ,并且深刻揭示了发展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民主、实行法治、端正党风是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绩效合法性的困境及其超越

专注于提升统治绩效特别是经济增长绩效,是后发国家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普遍性政治策略.这一策略选择有一定客观现实依据,同时也容易在短期内收到一定的成效.但单纯的绩效合法性战略无法支撑整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而且极易陷入"绩效合法性困境".超越绩效合法性困境的关键在于加强体现政治共同体价值共识的宪政制度体系的建设,从政治结构的合法性中导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论领导哲学的根基

哲学的根基是形而上学,所有应用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都离不开对各自形而上学这一根基性领域的探寻。领导哲学作为对领导学及领导实践中所存在的普遍问题作出批判性反思和建构性总结的应用哲学,因其哲学属性也有着自身的形而上学。作为领导哲学的根基,领导哲学的形而上学应在领导哲学的研究中得到首要或优先建构。领导哲学的形而上学在于对领导领域内最一般概念即范畴的研究,具体而言,领导哲学形而上学关注领导领域内包括领导、组织、领导者、组织目标等的普遍范畴及其内在逻辑关联。     

合法性内涵及政府合法性问题

在语言学分析框架中",合法性"意味着评断事物的正当性需要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政府合法性问题的本质即是政府的正当性来源问题。在实践上,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它能否说服公众,看它能否获得民意认同。     

政党执政合法性涵义辨析

主要阐述政党执政合法性一词之源———合法性内涵之争的种种学术观点,在此基础上演绎归纳提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定义。     

合法性问题及在当代中国的应用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中最古老、最基本同时又是最具现代性的问题之一.而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合法性的问题变得愈为突出.我们知道,社会多样化的物质资源、人们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及多样化的公众需求使得传统的合法性资源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削弱,从而有可能产生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意味着政府将失去公众的信任与忠诚,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基本结构将发生质交或量变.当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正面临着调整与重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重大任务,而发展和完善"宪政"则是目前中国摆脱合法性危机的基本出路.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变及其重构

合法性关系政权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是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合法性资源则是可以证明政治系统统治合法性的有形的物质利益或无形的价值符号。随着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变迁的加快,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发生巨大变迁,带来潜在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必须从多个角度维护和重构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