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拉迪里

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于1966年发表了他的杰出研究论文《朗格多克农民》后,不仅在历史学家中,而且在广大读者中赢得了令人羡慕的声誊。这同他在《蒙塔尤:不实际的希望之乡》(初版于1978年在法国发表)这样的畅销书里独创性地再现了中世纪的社会风貌,是分不开的。拉迪里是年鉴学派的主要信徒之一。年鉴学派运用了从气象学到文学分析范围     

法国年鉴派模式的盛衰史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年鉴》杂志发表的文章的内容反映了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对“第三层次”(精冲状态)的研究兴趣。与《历史评论》相比,尽管《年鉴》杂志发表的人口统计史和社会     

矛盾、冲突的史学——评年鉴派

本文着重论述年鉴派提倡的"整体史学"与"时段论"之间的矛盾,以说明年鉴派最终走向衰落的原因.     

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社会历史观述评

以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及霍尔巴赫为代表的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社会历史观,既是自然科学与人类思想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演化的结果。对于它的哲学成就,不能只从自然观方面去理解,也应从社会历史观中去理解。事实上,作为对社会历史曾发生过巨大影响的世界观理论,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贡献并不限于自然观上,在社     

司马迁不是“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

自《史记》问世以来,历代研究者都注意到这部巨著的一大特点,那就是它虽然是一部写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历史的通史,然而写汉高祖到汉武帝一百余年的历史,却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班固在给司马迁作传时就指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指《史记》)言秦汉,详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也说:“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近些年,不少学者对《史记》这一特点作了种种分析.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贯注了详近略远的原则”,“继承了详今略古的传统”;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继承其父遗志,遵照其父的教诲而立意必行的”;还有的据此认为“司马迁是一个‘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具有“‘厚今薄古’的思想”甚至有的把司马迁作为“厚今薄古”的榜样来指责我国史学界.其文如下:     

品味“法国圣·西尔高级葡萄酒”

“一串葡萄是美丽、静止、纯洁的，但它只是水果而已：一旦压榨后。它就变成了一种动物，因为它变成酒后，就有了动物的生命。”——威廉·杨格     

“柏油派”与“水泥派”之争

我们小区面积不大,地处市郊。原来是环境建筑材料研究所的宿舍大院,成立了社区后,原来的家委会改成了居委会,后来又引入了物业公司。为了管好小区,还选举成立了业主委员会。我们这里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与别的社区有点不同的是,我们小区的业委会和居委会有许多德高望众的退休     

“恐怖·狂欢·虔恪”与本真救赎——战国策派美学旨趣新探

《寄语中国艺术人》是战国策派的美学纲领,须结合《中国心灵》才能读懂战国策派的美学旨趣。战国策派美学始于反对儒道,却终于复归道家,因为中国人就社会属性是儒家信徒,作为个体却是道教徒。陈铨等人所意识到的时代病是战国策派无力解决的,因而以海德格尔的学说格义道家作为药方,从美学概念引向哲学概念。虔恪的"绝对之体",对于"超人"而言是以老子的"无"为终;对于"超人"与"末人"以外的第三种人而言,是以海德格尔的本真为终。因此,在陈铨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阅读到本真的救赎。     

“新月”派中有派

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在论述新月派的时候,往往都过于笼统,仿佛新月派同仁是铁板一块,这似有一刀切的弊端;而“新月”理论家梁实秋曾在《忆新月》及后来的谈话中,又多次声言“新月没有派”,这话也不正确。在我看来,新月派同仁既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没有派”,而是派中有派。新月派是由一些思想和艺术主张既有共通之点,而又不尽一致的同仁松散地集合在一起的一个复杂的矛盾的社团和流派。我以为,仔细地对“新月”的派中之派进行区分,有助于对它作实事求是的评价。     

希特勒在哪里?——访历史学家符拉基米尔·科兹洛夫

“希特勒在哪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人员曾经用这个问题逼得那些被苏联人俘虏的纳粹元首之死的目击者们差不多都得了精神病。     

“新写实”派还是“细节写真”派

现在谈论“新写实”小说的越来越多,而且把这一批小说称之为“新写实”似乎也已成定论。不过,细究起来,这个定论实在是很成问题的。对这一批小说家和他们的小说,如刘恒、池莉、叶兆言、方方、刘震云、范小青等等,注意到他们的写实倾向并从理论上首先归纳为“回归”现实主义,我以为是从池莉的《烦恼人生》出来后开始的。后来这一类小说多起来,雷达的“回归”说不再被多数人所认同,遂有新写实的说法了。不过,有人对新写实小说的渊源推到了王安忆的《小鲍庄》,可见,新写实小说的说法其实和回归现实主义无大区别。     

“法国理论”在法国

“法国理论”可以理解为经过美国包装后法国各派先锋理论的总和.今天它在本土所遭遇的反思命运,也还是带着当年“美国化”的印迹,包括《法国理论》等法国学者的相关著作,被译成英文后又反馈法国,进一步促成了未必是强弩之末的“理论”话语.反思中的一个共识是理论不宜反客为主,不能替代文本和作品分析,当然后者已不复拘泥于从泰纳到朗松的文学史视野.甚至,“法国理论”被认为是批判有余,人文维度终有缺失,所以福柯、德里达这些批判大师的著作,至今还没有走进法国课堂,成为文本分析的对象.但反思中的另一个声音同样值得注意:理论是谦卑的,因为它说到底是要给人性的弱点做出解释.由此给予我们的启示,应是今天来谈“法国理论”,并不是怀旧哪个业已分崩离析的黄金时代.脱离具体语境的新术语泛滥诚然不足称道,然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理论”,如今或正当其时.     

“文化冷战斗士”——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的“第二种身份”

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冷战期间的重要身份是“文化冷战斗士”。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反共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共识的塑造和同新“左派”史学家威廉·A·威廉斯的论战上。这种政治活动分子的身份及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取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施莱辛格史学的客观超然性。     

评Ю.Н.阿法纳西耶夫著《反折衷主义的历史主义·现代资产阶级史学中的法国‘年鉴’历史学派》

现代法国史学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同团结在《年鉴》杂志周围并组成了所谓“年鉴”派的一批史学家的活动有密切关系。在二次大战期间,这一学派根据М.布洛赫和Л.费弗尔的创议而产生后,就同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史学中占优势的经验主义、历史记叙(“实证主义”)史学进行不疲倦的斗争。同把自己的任务简化为只是记叙某种“事件”(多半是政治和外交史方面)的那些史学家相反,布洛赫和费弗尔主张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这一范畴以及研     

论“主体”的合理化形式——福柯、法兰克福学派与法国科学史学派

福柯在其后期的访谈和文章中不断说到自己一生的研究主题是主体,而权力关系、真理游戏等都是用来分析主体的有效策略。但福柯的主体研究既不是建构主体,也不是解构主体,而是在批判性反思的意义上询问主体的代价,考察主体之为“主体”的合理化历史形式。这一点使得福柯在与法兰克福学派遭遇之后觉得,尽管自己是从权力和事件化（événementialisation）等方式介入主体批判的,但自己的研究以及法国的科学史批判传统与该学派对启蒙理性“主体”的批判工作是相似的。文章意在从主体的角度说明福柯对自己著作的定位、福柯与法国科学史批判学者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     

“不派之派”的李少春

梅兰芳之後最重要的京剧演员是谁？这问题提得尖锐，因为这一个“最”字会把许多人难倒，又会让许多人感到踌躇。的确，如果没有“最”字，人们一张嘴就会说出一大片，答案会让人皆大欢喜．但这样的“皆大欢喜”没有力量，它不足以说明目前不景气的原因。所以思来想去，我决定还是冒一冒风险，回答一下这个“最”字。“最”者，当是比梅兰芳晚一辈的文武老生李少春。梅、李早年曾经合演过《四郎探母》中的“坐宫”，梅那年30来岁，李也就是五六岁，穿著特制的小号戏装。他扮演的杨延辉坐不上椅子，於是就由检场的把他抱起来放到椅子上。观众…     

“东方”——法国留学直通车

本刊记者最近采访了上海东方出国留学服务有限公司欧洲部提供法国留学项目的王行则先生,据他介绍,“东方”法国留学中介始终以留学生的质量和高签证率为自豪。因为留学咨询服务其实是对出国人生前途的咨询,因此,从以人为本出发,为了向留学生负责,“东方”接受符合条件的学生申请法国留学(在其他条件满足的情况下,申请留学者的法语     

“新”“异”叙事下的本土观照——论刘以鬯对法国“新小说派”的选择性吸收

有“香港文坛教父”之称的作家刘以鬯毕生致力于“求新求异”,其“实验小说”创作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理论,充满了探索性和先锋性。笔者结合他的一系列“反小说”创作,分析了刘以鬯对法国“新小说派”的新锐创作观及主要创新技巧如“客体写作”、“跳跃”、“环合”、“复现”和“开放性创作”等手法的吸收与借鉴,并指出其“求新求异”的叙事背后立足香港本土,着力表现香港社会现实以及小人物命运的深刻创作主旨。     

审视“鸳鸯蝴蝶派”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文学失去了独立性,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文化史)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失之公允。鸳鸯蝴蝶派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它传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其作家之众,作品之丰,影响之大,独领风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论“山药蛋派”

文艺界把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长期生活在山西并以山西农村为创作题材的一些作家们看作一个文学流派,是五十年代的后期。他们或被称作“山西派”,或因山西省文联出版的《火花》为他们发表作品的主要刊物,而又被叫做“火花派”,郑重的提法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谐谑的说法则为“山药蛋派”。追根溯源,这个流派滥觞于一九四三年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的发表,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路线在山西抗日根据地贯彻、执行的产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