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与尼采

叔本华和尼采同为意志主义的代表人物，为现代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分析和阐述了这两位哲人在生存意志和权力意志，直觉、真理和价值、伦理思想等方面的异同。认为，叔本华是叙说做人的痛苦，人生的艰辛，是悲观主义的低鸣；而尼采则是憧憬超人的快乐、权力的诱惑，是乐观主义的高唱。二者异曲同工之处在于：送走了神的世界，迎来了人的黎明     

叔本华和尼采哲学比较研究

叔本华和尼采同为19世纪著名的意志主义者,他们的哲学思想存在着明显的时代烙印。他们同是对生活持悲观的态度,但他们在摆脱痛苦的途径上却不同,叔本华采取的是否定生命,而尼采则是对生命的肯定,这样就出现了生存意志和强力意志、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差异。     

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生存论转向是整个当代哲学转型中哲学存在论从超验的、实体性的抽象本体论向奠基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感性的、历史性的生存论本体论的转换。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变革及其蕴含的生存观的历史性变革 ,构成了当代哲学生存论转向的观念前提。相对于生存主义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以及后现代强势的相对主义而言 ,马克思哲学所蕴含的实践生存论思想其实才是当代哲学生存论转向的真正目标 ,因而将深刻影响和主导当代哲学生存论转向的历史性的人类方向。生存论转向并不是课题性的 ,而是始终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马克思实践生存论思想中蕴含的人及其生存的历史的未完成性恰当地体现了当代哲学生存论转向的未竟性 ,并由此提供了一种克服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信念支撑。     

“自我救赎”的三种途径——叔本华宗教哲学思想论

在叔本华自我救赎的三种途径中,意志经由审美静观中的暂时解脱,到践行美德,从而打破个体化原理,最后意志通过禁欲达到对自身的扬弃,使主体完成从自然生命向道德生命的转换。人并非由于上帝、理性而践行美德,更与尊严、价值无关,只是为了人自己可以摆脱不幸与苦难。叔本华的宗教思想突出了自我在救赎途径中的重要性,人只有通过践行美德才有希望从痛苦之中解脱出来。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转向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实现的哲学革命

实践问题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也是哲学史上的古老话题.早在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就曾多次使用"实践"一词;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把实践作为与理论相对的范畴提了出来;德国古典哲学家针对实践做了很多有价值的论述,特别是把实践纳入认识论尤为难能可贵,这成为马克思实践主体性哲学创立的理论契机.马克思在对前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通过不同时期的著述逐渐完善了自己的实践观,从生存论的意义上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实践观所追寻的目标在于人是目的性的存在而不是作为手段出现.前马克思实践观导致了近代认知主体性哲学主客二元分裂的思维方式,并进而导致了工具理性与主体价值世界的分离,这是当代西方发达社会人类生存困境的根源所在.马克思的生存论实践观从根本上是对认知主体性哲学的超越,因为,实践哲学是以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为基础的回归生活世界的理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改变了以往哲学脱离现实的抽象性,能够使人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实现对世界的改造,从而实现哲学的批判的、革命的作用,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这对当代中国具有极大地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人间词话》中的悲观主义哲学观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可谓文界一奇葩,汇通中西学术,用传统词话形式总结出极具哲理性的理论问题,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地位极其崇高。本文从意象说、境界说、出入说角度对《人间词话》略做哲学分析,阐述词话与叔本华悲观哲学的联系。     

唯识宗、禅宗对"境界"理论的构建作用

"境界"是中国文艺批评中的重要理论范畴.不同佛教宗派的境界理论对中国文艺批评境界理论的形成有着多重的构建性作用.特别是法相唯识宗的境界观构建了中国文艺批评境界理论的结构性心理空间.中国禅宗则使这一空间转换为审美境界,从而完成了对中国文艺境界理论的基础性建构.     

论中国精神与哲学境界的内在契合性

中国精神是民族的价值取向、时代的价值观念、个人的价值理念的高度凝练,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人文精神的统一。作为人在主动把握与超越对象的过程中不断激活和开拓出的精神天地,哲学境界具有实践本性、应然本性、形而上学本性三重属性及至真、至善、至美三重维度。中国精神的崇高品味同哲学境界的内在规定相一致,二者以时代所赋予的意义和使命为纽带、以知行合一为契合点,彼此呼应、全面对话、深度交流,分别从国家和个人层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希望,具有相融相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交相辉映的内在逻辑关联。哲学境界的独特品格和特殊功能为把握中国精神所蕴含的民族特性、时代意义、人文价值、现实功能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视界,亦彰显了哲学境界的精神旨趣和当代使命。     

冯友兰人生境界论的现实意义——兼谈哲学的痛苦与消解

哲学的本质特性及哲学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注定了哲学的痛苦;这种痛苦的根本原因在于哲学对其研究对象的不停追问和深刻反思。冯友兰指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只在能使人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哲学不能离开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去玄谈,为了获得人生最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应该追求对宇宙人生的全面了解、果敢地去追求高层面的人生境界,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地,并从中获得对现实生活的坚强而美好的信念。     

生存论转向与当代生存哲学研究

当代哲学正在发生一场存在论转变 ,这就是从传统哲学的超验的、抽象的实体存在论到感性的、实践的生存论存在论的转变。生存论转向肇端于生存 (主义 )哲学 ,但其深远的意义却远未彰显出来。当代生存哲学研究的切入点在于结合马克思实践人学思想以及发展观念的时代变革从而推进生存论转向     

略论哲学观与哲学的内在循环关系

新的世纪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转换 ,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正在使我们的传统生存方式、传统价值体系、传统文化体系、传统的经济运作方式发生深刻的变化。哲学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自觉体现 ,它的观念、主题、形态、范式、维度、视野也在发生深刻的转变。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变革 ,对于人们更好地把握时代的变幻所带来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改变 ,重建人的内在世界、重建终极关怀之维度 ,为现代化的“游牧民族”寻找新的精神家园 ,对于新世纪哲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 (笔谈 )”是继《求是学刊》开设的“世纪之交的哲学自我批判——— 2 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10组笔谈 )之后的又一哲学重点专栏。哲学观的问题是哲学中的根本问题 ,它关涉到哲学基本理论 ,即哲学的定位、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的研究范式、哲学的形态和功能等。因此 ,本期以“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 :当代哲学观变革笔谈”为题 ,邀请贺来、邹诗鹏、李文阁、聂锦芳、张立波、马天俊、陈树林等博士开始这一专题的讨论。我们希望《求是学刊》新老作者踊跃为此栏目设计、组织、撰写具有创见性的笔谈专题和文章     

福柯的哲学谱系及其修行面向

福柯受哲学好奇心的驱使,踏上了摆脱自己、超越自我的哲学征程。考察福柯晚期思想演变发现,福柯一直做的是哲学工作,其中对自我的关注以及对现时当下的关切贯穿始终。福柯晚期在与柏拉图、斯多葛主义、犬儒主义及伊壁鸠鲁主义的思想碰撞中,对哲学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将哲学看作是一种体验、一种操练,是思想对自身展开的艰苦劳作,目的是培养一种哲学气质。     

中国意志哲学“贫困”的成因及出路探析

意志问题是重要的哲学问题和实践难题。与当代实践对合理形态的意志理论的迫切需求及当代西方哲学发生意志转向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的意志哲学仍然呈“贫困”状态。本文对造成这种状况的成因及近年来中国学者所作的努力进行了专题分析,并进而就进一步深入开展意志哲学研究的合理思路提出了初步构想。     

形上追问的转换与哲学理性的确立

传统哲学将其形上追寻设问为"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种设问使哲学陷入必然性之域,从而注定了哲学走向科学理性的命运。"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之所以是哲学问题,是因为它旨在追寻生活的本根,所以它应该转换为"生活的本根是什么"。形上追问的转换蕴涵着哲学的深层革命———跳出必然指向自由。哲学理性正是面对人的生存自由得以确立的。如果说作为世界本原的必然性赋予了科学理性某种"必然性"的话,那么哲学理性则从人的生存自由中获得了相应的"自由"。     

论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的哲学基础——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中心

转基因食品自诞生以来,即备受争议。各国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也是大相径庭,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哲学、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指导下的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态度,认为以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态度过于宽松;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转基因食品法律制,态度过分严格;而只有以中国传统哲学“人与自然内在统一”观念为基础的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才可宽严适度,实现人与自然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致思理路

关于人学的理论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大理论热点 ,本文着重探讨了人学理论研究对于哲学发展的意义。总结概括目前国内学术研究的基本观点 ,无论是等同论、并列论、兼容论 ,都无法深刻阐释人学研究对于哲学的理论意义 ,同样也不能完全揭示哲学所蕴涵的人学底蕴。为此 ,笔者从哲学致思理路转换的角度切入 ,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之路 ,从中概括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理路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Method and the Spheres of Living： Some Thoughts on Feng Youlan＇s Philosophical Method

冯友兰是中国当代最具方法论自觉的一位哲学家。他早年特别强调形上学概念命题之不涉及内容的形式性意义,对负的方法范围的界定亦嫌过狭,这对理解正负方法的统一内涵造成了一些理论困扰。晚年他据“具体共相”的观念反思其哲学系统,在肯定哲学概念范畴形式性的同时,揭示了它作为把握实在的方式及其思想运动的“特殊内容”,实现了理智概念与直觉神秘问的相互包涵与融通。从冯友兰晚年的理论反思反观其整个哲学系统,可见其思想的前后一贯。其据具体共相思想对自己的哲学系统及哲学本性所作新解,亦是其整个哲学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此识度,才能更好地理解冯友兰哲学方法及其哲学的真精神,从中获得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现代重建的智慧启迪。     

舍勒的哲学人类学及其当代启示

M·舍勒的哲学人类学认为,独具“精神”是人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物的内在本质,而作为完整的人又是生命和精神的统一体。舍勒致力于从总体人的角度揭示人存在的意义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不仅为人的研究提供了人类学本体论的基础,而且他又将关于人的具体研究与形而上的沉思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人类学的转折。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对于当代中国塑造现代理性主体,进一步明确人自身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The Social as Heaven and Hell: Pierre Bourdieu's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Many authors have argued that all studies of socially specific modalities of human action and experience depend on some form of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i.e. on a set of general assumptions about what human beings are like, assumptions without which the very diagnoses of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variability of concrete agents' practices would become impossible. Bourdieu was sensitive to that argument and, especially in the later phase of his career, attempted to make explicit how his historical‐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s presupposed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tributed to the elaboration of an “idea of the human being”. The article reconstructs Bourdieu's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starting with his genetic sociology of symbolic power, conceived as a form of critical theory (latu sensu), and concluding with an account of the conditio humana in which recognition (“symbolic capital”) appears as both the fundamental existential goal through which human agents strive to confer meaning on their lives and the source of the endless symbolic competition that keeps society moving. The agonistic vision of the social universe that grounds his sociological studies returns in his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under the guise of a singular synthesis between Durkheim's thesis that “Society is God” and Sartre's idea that “hell is other 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