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论战

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作为主要武器 ,从政治思想领域向中国共产党人发起了一场进攻 ,想要控制或者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人起而应战 ,在这场论战中 ,毛泽东发表了许多文章 ,提出了一系列理论 ,对于回击国民党的挑战 ,澄清理论是非 ,争取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 ,起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的陈独秀

陈独秀晚年是在抗战时期中度过的,在抗战初期,他关注抗战形势的发展,主张积极抗日,是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的爱国主义者,但是到了后期,他对抗日的态度却是悲观、消极、颓废的,最终被历史前进的脚步所抛离。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的自身建设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十分注重反腐倡廉工作:在正面教育中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在政权建设中发扬民主,厉行廉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在日常工作中对腐败现象高度警觉,对腐败行为严励惩处。这些历史的经验给今天的现实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抗战时期陪都滑竿的作用与影响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大量人口内迁陪都重庆,对交通工具的需求和发展提出了巨大考验,一种极具山城特色的民间交通工具滑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风靡一时。分析研究滑竿盛行陪都的原因,对陪都人民抗战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在民间文化和旅居重庆艺术家作品里留存,滑竿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抗战时期的史家南迁与留守

抗日战争开始后,部分史家选择南迁,除却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驱策外,亦与自身对所处学术机构的依赖、对名节保全的担心、对政治迫害的不安等因素有关.部分史家则因资金短缺、老、病、家庭拖累以及对所处学术环境的依恋,而选择留守.对此问题加以辨析,可使得我们对战时学人的地域性选择问题有一个更为真切的了解.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建设的特征与意义

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建设具有基础性、群众性和差异性等明显特征。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建设的巩固与发展,进一步扩大与巩固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极大地激发与调动了边区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意识与能力,为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到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有利于党的各项政策与措施在边区各地的顺利开展与普遍实施,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合力。这为新中国成立后村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侵华日军军事战略比较

针对以往研究中只重视战争实际进程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所体现的日军军事战略的特征、忽视日军的主观指导以及这种指导与战争进程间的差异,分析了日军军事战略的变化,认为迟疑、反复、任其自然发展是日军军事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制定了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正确战略,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管理的实践与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边区在制定法律法规、边区合作社、剿匪锄奸、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的社会管理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边区社会管理的经验启示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和完善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管理的思想基础;坚持从实际出发,妥善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是社会管理的根本途径;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优先,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妇女地位的变迁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晋西北行署建立之前,晋绥边区的广大妇女不仅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外在压迫,而且还饱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的内在束缚,毫无社会地位可言,生活处境极为艰难。1940年2月,晋西北行署正式成立。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妇救会的广泛动员下,晋绥妇女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学习文化,为争取家庭和社会地位而勇敢斗争,她们逐渐打破封建束缚,积极投身晋绥边区的生产运动和政权建设,成为边区抗战的一股强大力量,为边区的抗战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宗教政策是在日本利用宗教侵华、宗教界开展抗日活动以及中国当时的宗教国情和在此之前所实行的宗教政策不利于团结宗教界抗日的社会背景下制定的,主要有宗教信仰自由与政教分离的政策;与宗教界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实行灵活适时的宗教土地政策,积极引导和推动宗教界共赴国难等。这些政策的实行推动了抗战的胜利,使得宗教界有了一些新气象,从而也改善了宗教界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的衡阳经济

抗战时期衡阳经济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均居全省之首,在全国名列前茅,其向国家纳税仅次于重庆与成都,居全国第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诚与抗战时期鄂西农业开发

农业的开发与建设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进行大后方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陈诚在恩施主持湖北省政府工作时,为满足战时军粮民食之需,对鄂西农业进行了综合开发,使战时湖北国统区的农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陈诚开发战时鄂西农业无疑对中国抗战起了积极作用,其开发农业的思想、政策和措施对今天鄂西及我国西部农业的开发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试析抗战时期湖南的军邮

抗战时期的军邮是中华邮政在战时为国民党政府军队传递邮件的机构。抗战时期湖南境内的军邮由第六军邮视察总段所辖,抗战时期参加军邮的邮政人员辗转前线与后方,为部队机关和官兵提供通信服务,为抗日战争作出了一定贡献。     

论抗战时期的吴稚晖

吴稚晖作为国民党右派元老,在国共两党的对峙中坚持错误的政治取向,一生反共,死不改悔;但在八年抗战期间,他却矢志不移,力主对日抵抗,并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战的胜利贡献了力量。无疑,吴稚晖在抗日问题上的态度、立场是应该肯定的。     

抗战时期党的政策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

民族凝聚力在近代趋于淡化，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却得以形成，这是由中国近现代不同的时代特点及中国革命不同的领导阶级所决定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科学地制定了一系列策略方针并得以实施，对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酒政与粮食安全

抗战时期,为保证边区粮食安全,陕甘宁边区政府禁止粮食蒸酒,并一度推出高税政策、牌照经营制度、特许经营及包酒制度等多项政策措施。纵观这一时期的酒政,是随着边区粮食供给状况的转变而改变的,彰显了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应对粮食危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执政智慧。     

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军事研究

本文从战时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国内战局和抗战形势的评述、开辟敌后战场的必要性和策略的分析、对二战局势的科学测评和国际时事研究等几个角度入手 ,展示了抗战时期东南地区这一战时独特区域军事研究的状况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县长群体探微

县长是陕甘宁边区列于边区政府主席、专员公署之下的基层政权首脑。陕甘宁边区县长的选拔任用、权限职责、政治运作、奖惩考核,既不同于传统的知县群体,也有别于国民党的县长群体,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基层政权首脑。它既体现了战时政治的特点,也是日后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政权雏形。     

试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土匪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土匪作为一种病态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它是各种社会及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要彻底消除匪患,解决土匪问题,必须把握其产生、发展的独特规律,采取综合的手段,标本兼治,在武装清剿的同时,更要注意社会的全面改造。边区清匪斗争的胜利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抗战时期邓小平思想探析

抗战时期的邓小平思想是今天邓小平理论的萌芽,是邓小平理论萌发、演进、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研究这个过程,是把握邓小平理论的革命性、科学性的关键,是确立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信仰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