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造和治理社会的系统工程

什么是政治?《辞海》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为经济基础服务,给予经济的发展以巨大影响。在有阶级的社会里,经济利益是各阶级的最基本的利益。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彼此之间必然展开激烈的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处理阶级关系成为政治的重要内容”。这种立足于经济的角度,把政治主要归纳为     

“五四”时期张闻天关于“变革社会”的思考

“五四”时期,张闻天已经开始思考中国社会之根本变革问题。在“五四”的战斗篇章中,他表达了对中国未来政治的深刻思考：一是推翻封建专制统治,“铲除士大夫阶级”;二是建设民主共和政治,“以国利民福为归”;三是依靠“劳农界人”,以农村为根基“起革命”。这些精辟独到的见解,不仅在当时具有前瞻性和世界眼光,对百年后当前的中国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对经济涵义的解析

去年,《理论学习》第十一、十二期合刊上发表了蔡钤同志的论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文章,题为·《毛主席关于政治统帅经济的理论永放光芒》。这篇文章认为,政治统帅经济和政治保证经济中的“经济”只有一种涵义,即都是指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我认为,这两个“经济”有两种不同的涵义:政治统帅经济的“经济”是指阶级成员的经济活动,即     

“国民”转向“阶级”的事件—话语分析:1895—1927

“国民”与“阶级”是近代中国竞争性建构的两种政治身份话语,从历史事件与话语建构相关联的视角进行分析,旨在发现两种身份话语的更替机制及其背后的历史机运。甲午战败后,晚清知识精英迅速引入国民身份话语,统合传统四民秩序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助益推翻帝制并打破传统君民等级关系。然而,随着民国建立之后共和的流产,国民身份话语失灵,转而建构阶级身份话语。阶级关系最初由清末革命派用以讨论民生问题,在共和实践失败后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借用。国民身份话语失灵带来了失望与不满的情绪,重新强化革命派早期提倡的社会革命,孵化出以“阶级”为名的政治身份话语,并在共产国际背景下进入中国革命话语。“国民”转向“阶级”的政治身份话语,始终裹挟于反抗压迫与追求富强的革命浪潮,为此后社会动员与革命的实践及制度分途奠定话语基础。     

利益集团、政府类型与经济繁荣——奥尔森国家理论解读

奥尔森从集体行动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和政府的兴起并非由于社会成员任何形式的契约协定或自愿交易,而是强权者理性且自私的产物。保护产权和契约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也是出于统治者自利的刺激和需求。为防止统治者或利益集团侵犯个人权利和过度掠夺社会财富,一是需要稳固的民主体制,二是需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这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保障国家繁荣的政治条件。     

重返阶级：“世界工厂”的必然逻辑——兼述近年来的阶级理论研究

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政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理论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两种针锋相对的合法化叙事路径。从深层的社会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来看,只要资本的逻辑没有根本改变,阶级政治话语就始终是资本合法性的批判维度,也始终是工人阶级追求“阶级平等”与“制度正义”的合法化源泉和正义论基础。资本的全球化和我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的客观逻辑决定了“阶级话语”不可能“退场”。“重返阶级”和“回归马克思”阶级理论是近年来“阶级话语”重新“出场”的两种主要方式。     

陆贾和贾谊的礼乐教化思想

“礼乐教化”是贯穿于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现象。作为维护传统的宗法等级专制政体的思想统治工具,它起源于先秦儒学以仁义道德和宗法伦理为基本内容的政治理论,随秦汉统一的专制君主大帝国的建立而昌盛,经过历代思想家充实发展,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领域内,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秦汉时代是中国的“大一统”政治的滥觞期,在这个阶段奠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模式,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礼乐教化”也不例外。陆贾和贾谊作为汉初有代表性的政治理论家,在当时的礼乐教化理论的发展     

“斗争哲学”的由来和实质

哲学是世界观,是一门科学,科学总有它相对的独立性。在阶级社会里,它和政治又不能没有关系,又不能不是政治问题的反映。政治和学术,是一些不同形式的社会意识。政治问题,是属于不同阶级的利害问题;学术问题是属于理论上的是非问题。虽说政治也有是非问题,学术问题也同利害攸关,但这是在某种意义上说的。然而,在我国,有一段时间,政治慢慢地侵吞了学术,利害渐渐地代替了学术是非,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一切都必须服从政治。尤其是在林彪、“四人帮”的那个“理论权威”鼓吹学术“要直接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之后,学术领域里的是非之心淡薄了,利害之争则占了上风。“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非不分,便失去了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也就泯灭了智慧。以强权代替公理,理随权变,因此,许多愚蠢、野蛮、荒谬的事情,公然横行。在学术上任意颠倒是非,反对科学,势必造成社会上一片思想混乱。     

论汉代婚姻关系的构成

有一种看法认为,汉代婚姻关系形成时不受等级约束。早在十六世纪,茅坤就提出“汉代婚姻无法度”,说这是“古今来所无之事”。今人台湾学者陈虹先生也认为,婚嫁时讲究门当户对,不是汉代的常态。对于这种观点,笔者是难以苟同的。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汉封建专制政权与家族宗法组织息息相关。因此,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等级、尊卑、亲疏划分在汉代是广泛存在的,从而在婚姻关系上必然要不可避免地打上封建等级性的印记。汉代婚姻缔结时的等级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婚家双方经济地位相近。《汉书·赵广汉传》载,西汉颖川地区的富户大姓“相与为婚姻”。东汉时,“富贵之男娶得富贵     

中国家族制度的特点及与封建法律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宗法家庭社会。封建家族是历代封建专制政权维持其统治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国”与“家”的有机统一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我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阶级关系、上层建筑包括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和受儒家思想支配的封建法律,无不与家族制度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