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体系的危机与吉登斯的制度性风险研究

现代风险的本质是一种制度性风险。抽象体系作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是吉登斯理解和分析现代制度性风险的核心概念,而现代性断裂的理论假设、现实主义的风险认知取向以及制度与结构的研究视角是理解吉登斯制度性风险理论的3个基本维度。吉登斯通过抽象体系的危机对现代风险进行了深刻剖析,具体表现为符号系统的异化产生了文化风险,专家系统的失信导致了技术风险与政治风险。吉登斯作为一个制度主义者,认为反思性的制度建构是突破现代风险困境的出路。     

作为制度性事实的软法:一种社会本体论探究

"软法是什么"本身可被分解为身份问题与含义问题。前者在问软法如何成其所是,涉及"软"维度和"法"维度;后者则在问某事物是软法,它的必然含义是什么。确立软法身份的关键,在于从诸社会理论或者法理论所提供的各种法身份中抓取那些能够逻辑地剥离国家要素的法概念。作为一种社会本体论,塞尔的制度性事实理论主张人类社会由人类心灵的集体意向性透过常设的宣告式言语行为即"X在C中算作Y"的构成性规则而创立。制度性事实不仅能在结构上容纳法维度和软维度,而且它还提供了诸如软法在集体承认范围内有效、软法既有内在面向也有外在面向以及属于"非语言性"的制度性事实等含义。     

组织承诺研究综述

从组织承诺的界定、结构、前因变量与结果变量、形成过程与测量工具等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回顾和分析,发现因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其研究结论并非完全一致,对组织承诺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组织承诺研究综述

从组织承诺的界定、结构、前因变量与结果变量、形成过程与测量工具等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回顾和分析,发现因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其研究结论并非完全一致,对组织承诺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生态文明社会内涵在公共政策导向中的制度性势能

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阈下,生态文明的社会内涵引领生态文明的自然内涵。厘清了这层关系,就具备了发挥生态文明社会内涵在公共政策导向中的制度性势能的基础。在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呈现倒丁字形分布的社会背景下,对于优化社会管理而言,发挥生态文明社会内涵在公共政策导向中的制度性势能的必要性尤为明显。而要将其诉诸实践,一方面,要在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破除对新自由主义的盲从,革除对唯GDP论的迷信;另一方面,要在实体制度建构层面上,将社会维度融入公共政策,并在法制层面完善相关监督制度体系。     

承诺

夜,像一张巨大无边的黑幕,笼罩在我的头顶,一弯新月孤零零地挂在天际。 每次下晚自习,走在寂静的路上,除了听到我紊乱的脚步声和不时传来的蟋蟀的叫声,其他什么也没有。我无时无刻不感到一阵阵寒意,提着书包的手心里也总是沁出不少的汗,心里那份恐惧就甭提了。     

我国贫富差距的制度性因素探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人民群众内部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制度层面上分析,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步调不同、政策上的各种漏洞是导致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     

承诺

淡淡的夜雾,淡淡的月光。冰凉的大理石上有浅浅的一抹光晕。“喂”她的眼睛很亮,笑容却很恶意,“臭丫头,你偷录别人说话很无耻啊。”我撇了撤嘴,“废话,要感谢就痛痛快快大大方方地感谢。”     

浅析我国企业职工的组织承诺

中国加入WTO后 ,外国先进企业的进入造成中国企业大量优秀人才流失 ,提高员工组织承诺的重要性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在分析了组织承诺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影响因素模型 ,并提出提高组织承诺的应对措施。     

我国制度性失业的分析

依据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和就业制度变迁历程分析我国当前的制度性失业。“制度缺陷”与“制度缺失”是造成我国当前高失业率的根本原因。双轨过渡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和当前改革攻坚阶段制度的创新失衡要求我国必须加快制度的调整和创新才能真正缓解我国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     

创业承诺：村级民主管理的新机制——浙江省金华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浙江省金华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实践的调查,发现以“先定事、后选人、再践诺”为主要内容的村干部创业制度,把创业承诺贯穿于干部选拨、考核和管理的全过程,显现了重要的创新意义：1．初步构建了村干部创业的制度体系;2．推动了村民自治的民主创新;3．重构了村庄治理的组织结构;4．创新了村干部创业监督机制。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提出了完善村干部创业承诺制的一些对策建议。     

现代大学制度是和谐校园建设的制度保障

文章分析了和谐校园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介绍了历史上大学制度改革的动因,提出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校园的必然要求.着重从高等学校的法规体系、内部管理、校园文化三个方面论述了现代大学制度是和谐校园建设的制度保障.     

方孝孺“志于道”思想探析

方孝孺自幼研读儒学经典,明初政治严峻,其父亲遭遇牢狱之灾,由此激发了方孝孺强烈的“立法”意愿。他藉建文帝给予的为帝师机会积极地为“君臣”关系立法,弘扬“立法”精神。方孝孺认为君主要有度量容得下才华横溢的士大夫,并具体化了朱熹的“格物”思想以便士人更好地提升自我。朱棣取代建文帝而登基,方孝孺用自己的生命去坚守儒家的仁道精神,去捍卫应有的君臣法度。     

在制度建设和创新上多下功夫——学习胡锦涛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论述

完善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我们既要立足当前、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在制度建设和创新上多下功夫.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制度理性与和谐社会的重构

和谐社会是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就是通过改革建立确保社会和谐的一整套合理的制度。这种制度特征可以称为制度理性,其要求是：立足现实,突破陈规,面向未来;个人、集体、组织与社会互惠互利,充分兼顾;注重形式和谐,更注重实质和谐;秩序稳定与社会发展相统一;允许差别、控制分化又利用差别和分化;倡导合作与鼓励竞争相结合,实现不同经济和社会区域协调发展。     

论制度文化与大学制度文化建设

制度文化最早源自于企业文化,它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和文化联在一起形成制度文化的时候,制度原有的特征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借鉴企业文化中的“制度文化”,建设大学文化,以至于大学制度文化,对于提升大学的品位意义重大。大学制度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体现了高校管理者的价值取向、信仰追求。大学制度文化建设要着眼于制度体系的导向性、激励约束力和人性化。     

新制度学派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探索

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等学派有关制度变迁的解释不同,以奥菲、约翰逊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制度主义者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理论.[1]这一理论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产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表现在这些国家新掌权者偶然的政策选择上,偶然的政策选择在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等因素的干预作用下,制度变迁以消极型制度设计或积极型制度设计的方式发生.路径偶然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研究方法的创新,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公民社会中介组织的制度构建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社会结构的日趋分化,如何有效地促进中介组 织的快速发展, 建立完善的中介组织体系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大课题。文章试图对中 介组织在现代经济社会的作用、公民社会为中介组织的存在与发展提供的机遇及挑战进行分 析,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中介组织的制度构建,以建立完善的中介组织体系,充分发挥中介组 织的功能,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