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自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刑事诉讼制度日益向人权保障的角度倾斜.由此带来被告人权利保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这是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重大成果和进步标志.但应当注意的是,我国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仍存在以下问题无罪推定原则并未从根本上确定;法官的中立性难以保证;强制措施的使用仍不够规范.结合国外的做法和国际标准,完善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应建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加强律师的辩护权、确立沉默权.另一方面,刑事司法改革和被告人权利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冒进,只有"相对合理主义"所主张的渐进式改革能真正达到目标.     

无罪推定原则的伦理基础

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的人权保障原则,它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为最高价值追求.民主和法治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政治伦理基础,司法公正是无罪推定原则的程序伦理基础.无罪推定原则要求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权、控诉权、审判权的运作必须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为出发点.为了保证公民的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刑事诉讼必须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刑事诉讼被害人诉讼权利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刑事诉讼活动的存在是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刑事诉讼活动中倚重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忽视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权益维护。同时,随着人权主义的不断发展,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体系不断的完善,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角色以及权利保护存在忽视或者淡化的倾向,如何有效的保障刑事诉讼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有助于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     

从我国刑事诉讼价值取向看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在以安全和自由两个法律基本价值所演变的刑事诉讼犯罪控制观和权利保障观中,合理的刑事诉讼价值取向应是人权保障优先,因其更符合国际人权保障思想,符合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要求,有助于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     

试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人权保障

刑事强制措施是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法采取的限制或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在人权保障方面都还存在许多不足:强制措施的采用缺乏司法监督;变相拘禁、超期羁押现象严重;羁押制度救济功能的落空。要改变这种情况,可以借鉴国外的司法令状主义,实行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设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被超期羁押时的申告机制;放宽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逮捕条件和缩短刑事拘留的时限。     

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制度建立设想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是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在司法机关管辖了其无权管辖的案件或者认为其他司法机关更适合管辖的情况下,在法定期限内向有审查权的法院提出要求该司法机关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或其他更适合管辖的司法机关管辖的主张。我国刑事诉讼中一直没有规定管辖权异议制度,并由此影响了刑事诉讼的公正、顺利进行。应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的现实,结合相关国家或地区合理、成熟的经验,建立起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管辖权异议制度,从而保证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     

论刑事诉讼目的之"层次性"

帕卡的"两个模式"理论并不意味着两种刑事诉讼目的的绝对对立,而是标志着刑事诉讼目的的多元性和层次性.但无论何种模式,都离不开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惩罚犯罪、实现国家刑罚权.被国内学者称道的人权保障只能是实现这一直接目的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间接目的,具有被动性、消极性,因而不能上升为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更不能取代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维护社会安宁秩序.     

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

刑事诉讼中的管辖是指公安司法机关立案受理刑事案件的权力。幅员辽阔、刑事案件种类繁多 ,使刑事诉讼的管辖呈现明显的复杂性。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的管辖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有关司法解释也尽可能对此作了细致的规定 ,但是刑事诉讼关于管辖的规定具有非绝对确定性。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 ,司法机关行使刑事诉讼管辖权时还有一定的功利性。被告人等刑事诉讼主体为追求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结果公正 ,在司法实务中已经对刑事管辖权提出异议。故笔者不揣冒昧 ,就确立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的理论依据…     

试论加强刑事诉讼中人权的制度性保护--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为视角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状况如何,不仅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进步程度的主要指标,而且是判断一国基本人权保护水平的重要指标.加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必须树立以人为本、以保护当事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不受侵犯为核心的立法意识,要合理配置司法权力,完善监督机制,扩充公民自保手段,拓宽侵权救济途径,将司法侵权现象尽量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主体性回归:刑事被害人的律师帮助权探析

刑事被害人与被告人同为刑事诉讼主体,应当具备对等的律师帮助权。从立法现状来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主体性缺失的状态,并不享有充分的律师帮助权,具体存在着法律援助的限制、阅卷权与调查取证权的不足以及在场权的缺失。作为诉讼主体的重要权利,律师帮助权的完善是被害人主体性回归的重要因素。以此为目的,律师帮助权视野下的权利重构需要扩大法律援助权、强化阅卷权与调查取证权以及赋予相应的在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