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东亚多边安全合作的因素分析

基于东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现状,总结了现有合作机制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影响东亚多边安全合作的障碍性因素和推动性因素。目前东亚面临着大国竞争领导权,民族主义、历史遗留问题、主权争议,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误解,经济与安全两个领域的不平衡,东南亚与东北亚两个地区之间较大的异质性,缺乏深度维持安全合作的动力,域外大国干涉等等问题。要推动东亚多边安全合作由清谈转入实干,必须从培养地区认同感和战略互信这一基础做起。     

以合作求安全--中日两国东亚安全利益的一致性

避免东亚陷于安全困境,不仅是中、日两个地区大国的责任,更是两国的国家利益所系。历史上的东亚格局总由一国主导,现在面对强大的日本和崛起中的中国,东亚的结构性困境日益明显。然而在朝鲜半岛、台湾及东南亚等地区问题上中日并非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相反两国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能否基于责任与谅解,理性地把握这些利益的一致性,以合作方式谋求安全问题的解决,关系着中日乃至东亚地区的福祉。     

东亚合作进程中的中国软实力战略

东亚合作进程是在地区权力结构变动背景下起步的。地区大国的利益分歧、权力争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阻碍因素。本文从软实力的政策来源、制度来源与规范来源三个层面探讨了东亚合作进程中的软实力因素。事实表明,软实力因素是推动东亚合作进程的主要力量。中国通过继续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加强地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以及在开放地区主义原则下建立与美国的制度性联系等软实力外交,缓解中国崛起的压力,推动东亚合作进程及东亚一体化建设。     

东亚安全的困境与建构中国周边安全新思路

东亚是当前世界安全形势最复杂的地区之一,目前关于保障东亚安全基本上有三种思路。一是建立多边合作机制,二是霸权稳定,三是建立象欧洲共同体一样的安全共同体。这三种思路在东亚都有实践,不过都存在着难以避免的问题。建立多边合作机制面临着大国竞争主导权的问题,而且安全机制的效率和公正性往往不能保证。霸权稳定在东亚一直没有形成完整体系,而且美国的霸权地位已经开始衰落。东亚安全共同体在目前来看也只是一个想像中的蓝图。因此,要想长期和可持续地解决中国周边的安全问题,塑造东亚安全的未来,必须要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除了追求传统的国家安全,还要重视人、社会、经济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在此基础上,首先由大国通过协商手段建立基本的安全框架,然后中国与周边各国通过双边对话和多领域的战略性合作实现持久安全。     

日本的东亚经济战略——兼及我国的对策

日本历来重视东亚战略的制定,战后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和经济国际化集团化的形势下,日本制定了新的东亚经济战略,即谋求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并逐步实现区域经济集团化。这是日本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强化其国际竞争能力的需要。基于东亚各国(地区)经济上存在优势互补关系和合作意识的增强,日本的战略有其可行性的一面,但也存在矛盾:除了历史伤痕犹存,还有政治经济上的现实因素。最重要的是作为经济大国日本真正树立合作意识,从而建立平等互利的东亚经济新秩序。日本的东亚经济战略对东亚乃至世界将产生深刻影响。我国是东亚大国,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对日本的战略应认真研究,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论东亚合作的状况与中国的对策

在共同经济和安全利益的驱动下,东亚国家利用地缘优势积极推动多边合作的深化,但也存在明显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复杂的战略态势等一系列影响多边合作的因素。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在融入东亚合作之中,努力实现安全困境的弱化和相互依存的强化应是中国的基本对策。     

东盟主导下的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分析

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是由小国集团-"东盟"发起推动并主导,在"东盟"的发展进程中,其区域合作方式成为一种独特的区域合作的方式-"亚洲方式".东盟主导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原因在于:中日之间的矛盾;东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态度;日本"雁型发展模式"的失败.东亚这种小国集团主导的区域合作存在着两个结构性缺陷:难以调动大国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难以建构有效的区域安全机制.从现实来看,大国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的"缺位"与"不合"是导致东亚区域合作踯躅不前的重要原因.美国、中国与日本是东亚最具影响力的三个大国,推进三个大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是未来东亚区域合作的关键.     

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和地位分析

与经济全球化并存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中国作为东亚区域内崛起的大国,对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当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象与全球化进程并存.当今世界欧美亚三大经济圈的经济一体化是全球经济中鲜活的亮点.亚洲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相对较晚,水平较其他两大经济圈较低,关系也更错综复杂.中国作为崛起中的东亚大国对亚洲区域合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金融危机下的中日经济关系探析

分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同处东亚的中国、日本两个贸易大国的经济关系产生的巨大冲击，指出了中日两国在经济合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中日两国应增进政治互信、加强经济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着眼未来，中日两国应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冷战后东北亚安全局势演变及应对策略

东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大国利益纵横交织,形势纷繁复杂,热点问题频发的一个区域.冷战结束以后,东北亚地区战略位置凸显,合作机制缺乏.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大国,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与东北亚地区局势密切相关.冷战后东北亚地区由于受历史原因、战争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大国关系交织博弈等因素的影响,安全局势错综复杂,充满变数.目前,解决朝核危机是当前东北亚安全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构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解决东北亚安全问题的努力方向,而中国应在东北亚区域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重塑区域国际关系,进而促进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朝着更加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     

“长株潭”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一体化”

不断深化的城市群关系或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必然要求区域的社会一体化。区域内的户籍开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体化就是社会一体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长株潭"一体化区域内建立相互协作的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制度具有可行性和必然性,而最终目标则是建立统一的管理机制。     

共生理论视域下“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构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高度一致的能源共生关系,共生理论对于构建“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共生理论视域下,“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当前面临重大挑战：美国是构建“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的最大外部阻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地缘政治博弈是其首要内部阻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和法律制度相对滞后是制约其发展的基本因素。现在,调整中美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打造合作共赢的共生环境,提高能源地缘政治博弈风险应对能力、创建多元互助的共生模式,加强基础设施和法律制度完善力度、建立协调联动的共生单元,成为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构建、保障能源合作安全、应对能源合作挑战的必然要求。     

论石油能源安全问题与中美关系

石油作为一种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物资,在影响中美关系的诸多因素中作用日益突出。中美两国不同的石油安全战略,必然产生在石油问题上的博弈。美国的石油安全战略已成为影响中国实施石油安全战略最重要的国际环境因素,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解决必然受中美关系大局及双方石油互动关系的影响。认识到中美两国利益的交错性与复杂性,认为中美两国在石油问题上需要更多地沟通和对话,就目前而言,中国加入国际能源机构是最佳合作模式     

论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

国际安全是国际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因而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社会最突出的安全威胁,它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促使各国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各国政府调整安全战略、国际社会加强安全合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构成了国际安全的重大挑战,国际社会在防止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方面仍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冷战结束后表现出新的特点,它不仅弱化了联合国的作用,破坏了全球的稳定,使地区问题更加复杂化,还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新的条件,因而依然是国际和地区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功能主义理论与东亚的一体化进程

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理论在欧洲的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该理论的适用是需要条件的;在当前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东亚的区域合作存在具大的潜力。文章通过对比欧洲一体化与东亚的区域合作过程,运用功能主义理论分析东亚的区域合作前景：一方面,东亚的一体化会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东亚区域化关系发展需要克服的矛盾很多,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和逐步推进的过程。     

东亚货币合作的意义、难点与对策

东亚地区实行货币合作 ,有助于有关国家建立一个更加符合区域利益的汇率制度 ,有助于各国协调货币金融政策 ,抵御金融危机。但东亚实现货币合作也有现实的难点 :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日元国际化程度不高 ;货币合作的政治基础比较薄弱。可先建立区域内的政策协调机构 ,再考虑建立亚洲汇率联动机制 ,最后逐步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     

胡锦涛和谐亚太战略探析

胡锦涛和谐亚太战略的形成有国内外多种因素;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和环境保护诸方面,具有全面性、重点是加强地区合作、注重运用软实力等特点。它在新世纪新阶段指导中国与亚太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有助于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构建和谐世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关系具有借鉴意义;它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中国化的新成果之一,在当今世界的国际战略领域占有一定的地位。     

中日关系中的安全困境

中日"安全困境"的产生,既有物质方面的原因,也有观念层面上的因素.对于前者,部分可以通过现实主义理论加以解释;而对于后者,近年来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兴起的建构主义理论能够对此做出比较合理的说明.从建构主义理论的视角出发,要想缓解中日关系中的安全困境、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有必要努力寻求双方的战略利益交汇点,通过加强两国在这些交汇点上的交流与合作,以点带面地改变两国彼此猜忌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