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

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是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六国前后135年间,匈奴、羯、氐、羌、鲜卑先后建立的诸胡族政权,通过民族族源上的寻根认同、政治制度上的华夷互化、统治思想上的德天相辅、经济领域中的以农为本、文化领域中的尊儒重教,推动本民族的汉化与封建化进程,并初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十六国政权的汉化成就不仅为北魏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隋文帝统一天下,开创隋唐两代民族和睦国家强盛的新局面做出了贡献。十六国统治者大都是一些汉化颇深的胡族首领,他们步中原秦、汉、魏、晋历代汉族统治者之后尘,推行汉化和封建化新政。正是因为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汉化特征较为平淡,故这一段民族融合的重要史实很少引起后世史学家们的重视和注意。     

略论柔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

柔然和鲜卑都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柔然曾是蒙古草原的主人,在其存在的近一个半世纪里,与当时鲜卑族建立的代国、北魏、东魏、西魏以及东魏重臣高欢之子高洋建立的北齐等政权有着复杂的关系.柔然与中原政权关系的显著特点,是战与和交叉进行,战中有和,和中有战.一方面柔然与中原王朝频繁发生冲突和战争,另一方面柔然又与中原王朝和平相处,多次朝贡、和亲、归附中原政权等.柔然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中原王朝对柔然的赏赐以及互市等,都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发展.柔然与中原在文化方面相互影响和渗透,多次和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和亲文化,佛教也由中原传入柔然.     

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制度散论

北魏孝文帝实施定姓族 ,首先 ,它既是北魏汉化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也是北魏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次 ,姓族制度的实施在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加强北魏政权的统治以及提高鲜卑人的文化水平等方面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三 ,姓族制度的实施与北魏政权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应作具体分析 ,不能说姓族制对北魏政权的灭亡起了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     

浅析孝文帝汉化改革态度确立的过程

孝文帝对汉化改革形成的明确、坚定的态度,是促使他推进北魏太和改革并促其最终成功的重要原因。孝文帝对汉化改革态度的确立经历顺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孝文帝幼时因国家实权由其祖母冯太后掌握,对汉化改革只能表现为顺从;随着汉文化的熏陶渐染及对北魏政权面临形势的了解,加上冯太后的着意培养,孝文帝对汉化改革的态度,很快过渡到自觉认同;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对改革的认识、坚持与投入,证明了其汉化意识逐渐内化。     

从两类贱民的地位变化看拓跋政权的汉化历程

北魏时期国家拥有大量的依附人口 ,但这些人口在身份地位上并非固定不变 ,而是呈现出一种分化趋势 ,其中以汉化程度较深的杂户、乐户、伎作户等技术性贱民的地位不断上升 ,而以胡族或胡化人口为主的军户、镇户、牧户的地位则不断下降。这种分化一方面是他们服役方式的差别使然 ,另一方面则是北魏统治者调整政治经济政策的结果。而这种现象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统治者对中原正统的仰慕和要求迅速汉化、封建化的迫切愿望     

从鲜、汉统治阶级的逐步合流看北魏统治的强固

拓跋鲜卑在“五胡”中是进入中原最晚、文化最落后的少数民族。但它建立的北魏政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强有力的政权,它不仅统治北中国达一个半世纪,而且在许多方面给后世以深远影响。这一点,一贯为史家重视。北魏继“五胡”政权之后,仍然走上了“汉化”的历史途程。唐长孺先生在论述“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的时候说:“胡、汉统治阶级的勾结,结果就形成了联合压迫胡、汉人民的政权。这样性质的政权在‘五胡’时期还没有巩固,但显然已有萌芽而且正在发     

文化认同视角下的北魏平城时期贵族佛道信仰变迁

平城时期是北魏少数民族政权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文化碰撞与融合共存。在信仰文化上,北魏政权改变了原始的自然崇拜状态,转而尊崇代表当时主流信仰文化的佛道,故信仰文化的认同加快了鲜卑族汉化的步伐。佛道间的根源性差异、北魏上层的认同性取向等因素致使二者在北魏平城时期实现了历史性的变迁,使得佛道信仰文化发展更趋于成熟。     

北魏前期汉化的渊源——对陈寅恪旧说的补正

［摘要］五胡乱华时期，由冀州、并州、豫州、青州等地迁往辽东一带的世家大族及其学者，对北朝汉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一群体在接受慕容氏政权庇护的同时，也加速了以鲜卑为典型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北魏建国之后，这批士族人物又为拓跋氏所留意和重用，参与礼乐、典章制度之建设，推动北魏汉化和儒学复兴。或者说，北魏前期的各项汉化举措，乃是继承慕容氏政权固有国策及其人才的结果。     

崔浩与五世纪北中国的人才战略

崔浩是北魏初期的汉族政治家,在北魏文化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崔浩改定历法、注释儒经、撰写史书、吟诗作文,对北魏鲜卑族的汉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崔浩非常注重吸收各种力量以稳固北魏统治。在人才选拔上,崔浩既重儒学又重才干,既重门第又重能力,显示出较为理智的人才观。尽管崔浩的人才观与北魏皇族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但却代表着五世纪北中国人才战略的正确方向。崔浩之死,是鲜卑贵族向试图汉化的人发出的危险警告,这种正确的人才战略也被搁浅了。崔浩死了,其思想并未泯灭,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完全继承了崔浩的人才战略,北魏吸收了大量才士,北魏王朝走向鼎盛。     

区域文化交流与北魏汉化新境界——以文明太后的文化功绩为中心

北朝前期,由于地理分布、族群定位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北魏与十六国在汉化进程上差异显著,构成了两大异质文化区域。政治统一完成后,在历史因素和现实利害的双重影响下,文化融合依然迟滞。作为北燕王室后裔的文明太后,依凭故国人脉和特殊机缘,最终掌控了北魏政权,实现了最高统治者文化身份的置换,改变了统治阶层中主张汉化与反汉化力量的对比。她一改以往以拓跋民族为本位的政治、文化政策,打破了北魏与原十六国、北魏与南朝这两对异质文化区域之间的壁垒,促成了北魏汉化的新境界。     

嫁得好与干得好：女性婚姻定位与事业定位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女性对事业和婚姻的定位取决于婚姻及事业的效用函数决定的总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要求及两种选择的成本,在现实中,女性的事业和婚姻的定位受到诸多因素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而有不同.要提高女性的事业偏好度,必须努力营造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在全社会建立起女性追求事业的宽松环境和良好条件.     

试论婚约制度在我国的设立

本文从保护订立婚约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出发,针对我国现行婚约制度相对滞后,公力干预消极被动以及目前因婚约引起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的现实状况,借鉴西方国家婚约制度的实践经验,建议加强国家公力对婚约的干预和监督,并对我国的婚约立法进行初步设计,以弥补现行婚约制度的不足和缺陷.     

“婚姻自由”与“教育平等”——以“袁舜英自杀”和“彭襄弃妻”为例

20世纪20年代湖南长沙发生了两个新闻事件:周南女校学生袁瞬英自杀事件和彭襄弃妻事件,湖南新闻界、教育界和普通社会民众围绕这两起事件发起了关于“婚姻自由”和“教育平等”的争论,此后发生的湖南的女性参政热潮,虽然有更为复杂的区域文化背景原因,这两起事件也是触媒之一。     

汉字蕴涵的婚姻文化

汉字蕴涵丰富的婚姻文化信息。“姓”、“舅”、“姑”蕴涵了远古群婚制度，“家”、“室”蕴涵了对偶婚制，“媵”、“妾”、“姒”、“娣”蕴涵了多妻婚制。“婚…‘、娶”蕴涵了古代社会的掠夺婚俗，“嫁”蕴涵了买卖婚俗，“媒”、“妁”蕴涵了包办婚俗。     

婚恋尴尬与人性困境——《合同婚姻》的文本细读

潘军的《合同婚姻》通过苏秦、李小冬等人的感情纠葛,从男性立场透视婚姻如围城、如金笼般的诱惑与禁锢,并以婚恋尴尬隐喻人性困境,对情与欲、权与责、逃与归的选择无不导致角色错位与处境两难。     

婚姻论析

婚姻并不一定是爱情的归宿,却往往是爱情的坟墓.婚姻的解体,并非社会的悲哀,婚姻消失了,人类社会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婚姻的生育功能已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逐渐减退,婚姻与生育没有必然的联系.婚姻是名符其实的"维持会",而维持的条件是多种多样的.婚姻的未来是自由、开放的,新式婚姻应该具有开放性、独立性、发展性等特征.     

维吾尔族婚姻研究综述

婚姻是人类学、社会学经典论题,也是民族学重要议题。多年前维吾尔族婚姻就引起学界关注,对维吾尔族婚姻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以期进一步从维吾尔族女性角度,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关注和研究维吾尔族妇女婚姻,充实和拓展还很薄弱的维吾尔族妇女研究、少数民族婚姻尤其维吾尔族婚姻研究视角和范围。     

浅谈我国婚姻法中无效婚姻制度

确立无效婚姻制度是我国婚姻法发展的必然。虽然修改后的《婚姻法》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但在具体设计上仍存在漏洞。本文通过对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现实情况的分析，就如何完善该制度提出了一些构想。     

婚姻支付再反思

杰克·古迪（Jack Gooay）和斯坦利·坦比亚（Stanley Tambiah）的名著《聘礼与嫁妆》，其框架有助于提出分析婚姻及相关社会经济过程的新的基本理论概念。文章从财富（wealth）和消费品的一系列分析性概念出发，从支付、礼物、遗赠和遗产可辨差异的跨文化理解出发，对该书提出了建设性的批判。我们知道，支付是将权利转换成资源的一种方式，礼物是稳固和加强同盟关系的一种方式，而遗产是界定财富持有群体、确立人口力量的工具。这些变量并不重叠，它们的特性具有跨文化的效力。如果将与婚姻相关的资源转让放在这些不同的范畴当中，人们就可以做出某些分析性的概括。因此，对于跨文化分析而言，为了避免在共同对话层面出现混淆，清晰描述社会过程的这些维度就很重要。除讨论聘礼与嫁妆的特性以外，我们还指出古迪对这些转让的描述并未促进我们的理解。比如，我们发现，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将婚姻存续期间的遗产继承归类为嫁妆、礼物抑或支付。另外，他的“间接嫁妆”概念会在民族志上产生误解，因为这个概念既结合了来自一方的礼物和来自另一方的支付，又结合了来自一方的资产（wealth—assets）和来自另一方的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