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家菊谐和国家观念的内涵

对余家菊国家观念进行了初步探讨.余家菊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个性鲜明的思想家兼政治家.他参与领导的青年党,成为国共之外的一支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他创导、阐发的国家主义,既不同于国民党含混的三民主义,又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     

政治符号:辛亥革命与近代国共关系

辛亥革命在近代国共关系中具有特殊的政治象征意义。国共两党曾分别从各自政治理论的角度来诠释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并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求理论上的合法性。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中共以辛亥革命的失败来论证反帝反封建的必要性,并把国民党"清党"后的行为视为对辛亥革命事业的背叛;国民党在国共合作初期,也认可了中共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国共两党由此在反帝反封建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国民党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后,则将"北伐"视作辛亥革命的连续。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从辛亥革命中汲取理论养分,宣扬各自的抗战理念:国民党偏重用辛亥革命的历史来宣扬"抗战建国",突出自己对辛亥精神的继承;中共则以辛亥革命的教训,强调抗战到底、加强统一战线。抗战结束以后,国共两党都力图按照自己的政治学说改造中国,冲突最终变成全面内战。中共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是辛亥精神的继承者,必须继承辛亥革命未竟事业,要将反帝反封建进行到底。由于中共正确把握了辛亥革命的真谛,因此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重庆谈判国共双方的妥协与让步

重庆谈判 ,国共双方在展开谈判斗争的同时 ,都作出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共产党方面在是否提联合政府、承认蒋介石的地位、军队数目问题、解放区问题、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和各党派会议等问题上作出了大的让步。国民党方面在承认中共政治地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允许中共军队保留数目、解放区问题和国民大会等问题上也作出了某些让步。双方的让步使谈判得以进行下去并签署协定。双方妥协与让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对于今天海峡两岸再次进行和平谈判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927-1931年间中国青年党与国民党关系述略

中国青年党是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重要政治势力,有“第三大党”之称。青年党与国民党发生过各种纠葛离合。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后,双方关系曾一度异常紧张。1927年后,随着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的变化,青年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开始出现一丝缓和的动向。不过,由于双方在政治制度设计理念上的巨大分歧,实施“训政”的国民党继续采取各种高压手段,对青年党进行压制。在国民党的不断打击迫害下,秉持“全民政治”理念的青年党人反“党治”的声浪不断高涨,双方的矛盾日趋激烈。     

试论青年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青年党既有拥蒋抗日的一面,又有反共和其一部分成员叛国投敌参加汪伪政府的一面。但其根本立场是依附蒋介石国民党,坚持反共反苏。现就青年党在抗战时期的政治活动略谈管见。     

国共两合两分的历史启示

在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大政党两度携手,又两度分道扬镳,这种复杂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中国的政治格局乃至当代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本文拟从国共两党的分合关系中探索其发展规律,以便更好地汲取经验教训,为争取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提供借鉴。一、国情、同仇与携手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形成决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由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决定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持续不断的     

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国内政治策略的异同、成因及实施结果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形势,使国共两党在政治策略的制定与运用方面呈现出异同之处：第一,国共之间既联合,又斗争,但基调都是联合。第二,对于民主党派,国民党是打拉结合,共产党是团结争取。第三,对地方实力派,国民党是分化瓦解予以消灭,共产党是联合共同抗日。双方联合的原因在于：第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使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第二,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决定了国共必须进行联合,别无他途。第三,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决定了国共对其采取以联合为主的策略。双方在国内政治策略上的不同原因在于：第一,两党的抗战路线不同。第二,两党的建国方案不同。第三,两党与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的历史渊源不同。实施的结果：国民党的政治策略把自己置于全国各阶层的对立面,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以致抗战后短短几年以失败告终。而共产党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是坚持统一战线至抗战胜利,二是力量空前壮大,三是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这三个方面相互促进,良性循环,使中共日益强大,不断走向成熟。     

自相矛盾的政党——以抗战时期中国青年党的两面性为视角的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青年党作为一个国共两党之外的较大政党,在国家存亡之秋,其政治主张和活动表现出了复杂多变的两面性:即抗日与降日同存;反对和拥护国民党共存;联共与反共并存.该党政治及活动上的两面性对当时中国的抗战大业产生了多重影响.     

试述抗战前后民主党派对民主政治的追求

抗战前后 ,我国民主党派作为游离于国共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最能代表其立场和追求的 ,是抗战胜利后其在建国问题上的政治主张和纲领 ,即民盟一大的宣言与政纲所阐述和设计的、基本上以英美式民主为蓝本的所谓中国型民主或曰第三条路线及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完整方案。然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固有的特点 ,决定了作为其政治代表的民主党派在构建理想大厦时无法解脱独立与依归的困惑。第三条路线只能是民主党派天真的幻想     

中国青年党脱离进步阵营的前前后后

中国青年党脱离进步阵营后,由于本身的纷争和分裂,丧失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它的政治生命就基本上结束了。可以说,中国青年党脱离进步阵营的历史,是它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     

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次合作浅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进行过两次合作。这两次合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很大的政治影响,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我们为完成祖国最后统一大业,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斗争中,总结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次合作的经验,对于促进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第三次合作,对中华民族同心同德,万众一心来建设具有高度民主、高度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论战后初期的政学系

抗战胜利后初期 ,国民党内主政的政学系 ,为维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 ,主张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共关系 ,策划和参与了国共重庆谈判、停战谈判达成协议、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等重大事件 ,使全国范围的国共军事冲突暂时得以平息。这顺应了战后国内人心望治、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历史趋势。但政学系最终屈服于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压力 ,从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共关系的立场全面后退。随后 ,内战全面爆发。     

审美话语与革命使命——论十七年时期"红色传奇"小说的意识形态特征

流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红色传奇"小说是一种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小说叙事模式,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方略的继承与沿用,使得"红色传奇"小说在叙事特征上表现出诸多的与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需求的相悖之处.这些因素的存在,较为明显地妨碍了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在"红色传奇"叙事中的充分发挥,从而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红色传奇"小说在当时情形下的政治意识形态"软肋",并进而决定了此类小说在当代十七年文学演变进程中的历史命运.     

论陈独秀1925年底与国民党人上海谈判的让步问题

陈独秀等人1925年底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动摇于广州国民政府和北京西山会议派之间的国民党人孙科等在上海进行了一次改善国共关系的谈判,这次谈判多年来被认为是对国民党右派的一次大让步.实际上上海谈判并非完全是消极的大让步,而有着诸多的积极意义.首先,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谈判有它的必要性,从谈判的内容上看,并无什么大的让步,有些方面还有对过去既定目标的前进；其次,上海谈判中的某些消极方面,显然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处理国共关系中陈独秀既作过争取独立自主的努力,也无可奈何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命令；再次,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各派的认识和政策来看,孙科等人应属国民党中派,陈独秀在上海谈判中争取他们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以团结中派,也就不是什么让步问题了；最后,从谈判的结果来看,通过上海谈判,团结了大多数,维护了国共团结与合作,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迎来了大革命运动浪潮的蓬勃兴起.     

“职业代表制”与民国政治史述论——以中国国民党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心

晚清民国,中国政治生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突出表现为从"地域观念"向"职业观念"的转变。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解体,新的城市职业群体和集团力量涌现,基于地域因素选举产生的议会制度难以应对并进行吸纳。欧洲大战之后,受西方改造代议制思潮的影响,"职业代表制"成为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改造北洋政府腐败政治的重要手段。在建国问题上,孙中山始终坚持"革命程序论",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又提出"以职业团体为基础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那么,如何看待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中关于宪政阶段国民大会由地域代表制产生之方式与基于职业代表制的组成国民会议原则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成为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各派系斗争的政治遗产,也牵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之大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会议"与"革命程序论"作为孙中山遗教而被贯彻落实,"职业代表制"亦写入相关法律文件,进入实践阶段。但是,职业代表制的运作成效如何,是否存在操控、收买?抑或该制度在中国尚缺乏适宜之土壤?从根本上说,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看不出其与工业化和民主化之间存在着正向递进的变量关系。     

从排斥到联合:“二大”前后中共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

中共"二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即由开始的排斥其他政党到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最后同意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始终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从国民党“五全”大会到西安事变前国共的秘密接触

华北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腹地,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民族矛盾急骤上升的形势之下,从国民党“五全”大会到西安事变前,国共双方主要通过四条途径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接触。尽管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立场以及国际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共双方谈判最终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国共合作也迟迟未能建立起来。但历时一年的国共秘密接触在为抗日储存军备力量、铺垫政治基础等方面仍有其积极意义。     

一九四九年 国共和谈始末

全国解放战争及其胜利的光辉历程,正是分裂的中国复为统一的中国的伟大历史变革过程。在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中,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致使祖国“金瓯有缺”至今,最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任务犹待我们去完成。 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是两党和谈中关键性的第三次,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试从这次和谈的历史背景、目的、经过及其影响作些探讨。     

论国民党与上海大学的关系

1922年,国民党人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积极参与上海大学的创办,促成于右任出任校长,组成了以国民党要人为主的校董会与评议会,1924年定为党办大学。国民党注重学校的党组织建设及对学校的政治、组织领导,强化学校的三民主义教育,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拨给办学经费。在共产党人参与管理与教学,马克思主义在学校影响增大的情况下,国民党右派不能容忍共产党在上海大学的发展,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际,将学校封闭。1936年,国民党借认定上大学生学籍之际,再次强调关闭上大的合法性,重申上大是党立与国立之学府,这是国共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的产物。国民党在制造上大短命历史的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     

孟子王道政治学的人文之维

孟子王道政治学的人文之维 ,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 ,从思维方式看 ,它以为道德是“整体” ,政治是“部分” ,道德是决定政治的 ;其次 ,从价值取向看 ,它既确立了人民本位的理想目标 ,又突显了君主道德的决定作用 ;第三 ,从实际运作看 ,针对在人民与君主之间出现的二重主体性 ,它制定了“俊杰在位”的宏观策略。这种旨在为智识分子以义仕派风格介入现实政治实践而张目的王道政治学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 ,曾经产生极其深远的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