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周作人与中国纯诗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象征主义“纯诗”的译介,是30年代“现代”诗人的中国纯诗运动的重要理论与艺术准备。他1919年所译法国象征诗人果尔蒙的《死叶》,在新文学的象征诗译作中,最早兼顾了生命质感与形式因素的完整性。之后,他不断修正自己早期的平民化艺术观,主张新诗要把现代中国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幽微而深邃”地表述出来。周作人对象征诗艺的兴趣,是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     

中国纯诗的音乐本体意识

中国纯诗在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人的整体追求里,始终在寻找一种能切近现代人情绪的纯粹形式,这是他们苦心寻找的"纯然的"现代诗.在这个诗形里,诗人们刻意抛开惯常倚靠的音律,力图用情绪的节奏组织诗的内在结构.表面上,"现代"诗人这种"纯然的"诗,与法国象征主义"纯诗"的艺术宗旨有着一定的偏差,但实际上,"现代"诗人努力打造的中国纯诗并没有放弃音乐性,他们强调的"不用韵脚,不受格律的束缚",实际上体现为一种音乐的"缺席"与音乐性的"在场".     

接受美学视野下台湾现代诗社对西方纯诗话语的自我诠释

从强调诗歌语言的自身特性出发,纪弦等现代诗社诗人反对诗的语言音乐化,主张"诗"与"歌"的完全分离.首先是字词的口语化的提倡和运用,其次是音步的非规范化提倡和运用,再次是无分行音步的提倡和运用.从他们的理论与创作实践看,他们对西方现代主义纯诗话语的接受出现了较大的偏差.这种偏差产生的原因既与他们接受纯诗话语的现实背景有关,又与中西语言的基本特性有关.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庄与现代纯诗思维

＂象征＂是中国现代纯诗从西方借鉴的最重要的创作手法,但是,这种看似来自西方的象征思维,实际是民族诗学思维方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复活;其核心是老庄哲学冥合自然的思维方式。现代纯诗的追求者们对象征进行了两种阐释：一种是比照解释,将象征等同于我国的比兴;一种是经验描述,这些阐释均内在地体现了老庄冥合自然的思维方式。     

穆木天“纯诗”观的先验性及非纯因子探析

穆木天“纯粹诗歌”的诗学主张,以“先验世界”为其哲学背景,开启了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理论先河。然而,受文化前在视野及特定历史情境等因素的制约影响,“纯诗”理论隐匿了不少非纯因子,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被激活、放大、扩散,最终促成了“纯诗”向革命诗歌的转向。     

典雅的纯诗──论现代诗派的诗美追求

现代诗派在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两个影响源融合的基础创造了典雅的纯诗，追求朦胧典雅的意境美，情理相生的心智美，自由精致的散文美，成功地实现了现代与传统的嫁接，并完成了对象征诗派和新月诗派的超越。典雅的纯诗，从美学上更接近了诗的本身。     

论梁宗岱“纯诗”理论的现代性意识

"纯诗"理论作为梁宗岱诗学中最具特色的理论,也是现代诗学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多放在对其理论的阐发与评论上,很少言及"纯诗"理论产生的根源性以及其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性意识。"纯诗"理论本身即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产物,梁宗岱提倡"纯诗"是对诗歌中审美境界的回归。一者,其"纯诗"理论之意义并非要求诗歌必须纯之又纯,而是强调诗所以为诗的美学意义;二是梁宗岱平视中西、烛旧照新的诗学态度,对于凭借否定旧诗而发展起来的新诗具有补正纠偏的作用。现代性意识的体现是梁宗岱"纯诗"理论的积极意义所在。     

中西自然诗的比较研究——陶渊明、华兹华斯自然诗特色比较

以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派的鼻祖陶渊明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为代表,比较分析中西自然诗在主题、题材、审美心理、语言形式以及意境追求等方面的差异,认为西方自然诗多为有我之境,中国古代自然诗多为无我之境,表现出中西自然诗在审美价值取向上的文化差异。     

实践意义上的梁宗岱“纯诗”理论

梁宗岱的纯诗理论源于法国后期象征派大师瓦雷里 (Valery)。但梁宗岱结合中国二三十年代新诗创作现状 ,对纯诗理论作重大的调整和发挥 ,以强烈的针对性而使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梁氏的纯诗并不是纯粹诗学理论 ,而是建立于一定的实践意义之上的。     

纯情诗漫论

纯情诗最能表现人生理、心理、美感和道德的全部真实的体验 ,表现人复杂而完美的感情。本文论述诗对爱情的文明发展所起的直接而不可忽视的影响 ;纯情诗永远面临的矛盾命题所创造出的美丽价值 :不管是以复杂的感情回首不堪的青春 ,以如水的柔情长久地守望如梦的佳期 ,或以哀怨凄婉的伤感去着色遗憾的意境 ,这一切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文章力图展示这类最富个人感受的体验的诗中 ,表现在初恋、思恋和失恋的不同景深中的心灵图画 ,以及那图画中纯美迷人的诗之魅力     

论朱湘的“纯诗”世界——基于中西纯诗诗学的观照视野

朱湘在中国文坛较早发出了"纯诗"的创作呼声,他耗尽毕生心血探索并实践基于"诗的真理"和"美"的本质与形式的诗学理想。朱湘的诗文在音节的考量、想象的摄入、构思的完备三个方面进行独特的实验,结合中西"纯诗"诗学的观照视野,在精致的音韵组合中迸发和谐悦耳的乐感,传递鲜明的旋律;在真实的经历中彰显想象的魅力,唤起审美的愉悦;在冷静构思中思辨人生的奥秘,统筹新诗的风格,从而营建起一个色彩斑斓的"纯诗"世界。尽管诗人的自杀看似"纯诗"世界灰暗的完结,但从反向诠释出在孤独苦闷中坚守与酝酿的纯粹诗学空间。     

当代儿童诗对纯美想像空间的构建

在儿童诗构建的精神世界里,应该反映儿童的现实和具体的生活,但更需要有充分的想像,才能更好地满足儿童的想像发展的需要,它应表达儿童的爱心、热情、单纯,扩展儿童活泼的幻想.当代儿童诗诗人一直致力于对于儿童诗纯美的想像空间的构建,他们都极力张扬儿童的想象力,运用单纯、清新的意象来构筑儿童透明而深邃的情感世界.     

论金克木对“纯诗”理论的建构与践行

金克木在20世纪30年代对“纯诗”进行过系统的理论阐释、建构与践行,其话语中的“纯诗”是使诗之为诗的一种质素,是新诗与旧诗、中国诗与外国诗共通的“诗”。具体而言,金克木认为纯诗是必然难懂的、主智的、小众的、有“无定形的形式”,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以智情合一的智慧诗、“不能一读即了解”的含蓄和外自由而内严密的韵律对其建构的“纯诗论”进行实践,反拨了初期新诗只注重“新”与“白话”而不注重“诗”的误区,切入问题的本体层面,发现了中国新诗建设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对1930年代及后来诗歌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纯诗"论的接受

中国新诗接受象征主义纯诗论,没有沿着审美—超验的路线展开,而是沿着审美—体验的路线展开,接受瓦雷里的相关主张,并且结合自身的历史发展进行选择演绎和变异转化。从引进译介到理论阐发,再到新诗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呼应,现实契机和东方因子逐渐使西方“纯诗”不断中国化,最终剥离和泛化象征主义原义获得新生。     

书面"清谈"——谢灵运山水诗之本质论

谢灵运的山水诗是谢氏家族清谈的书面体现,谢氏清谈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把清谈的务虚之风与务实抒怀有机结合,二是在清谈中重视语言的辞彩,注意语言音韵的流畅谐美。在家风濡染下,谢灵运抛弃了纯粹的空谈析理,而是借助于山水形象媚道,从而导致富有理趣、注重辞彩的山水诗的涌现,无心插柳般地完成了中国诗歌史的转关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