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的两类言语体裁与话语修辞

鲁迅小说的两类言语体裁是对话与独白的体裁。鲁迅小说书写人物对话的话语修辞模式,常常是指物意义、人物性格和艺术规范三者统一的模式,并在这三者统一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话语修辞的积极功能,形成发散性的意义裂变,让话语所负载的内容通过语义的所指和话语中句子的各种连接发散出来,形成可资多方解读的所指和丰富的内容。鲁迅小说所书写的人物独白,不仅表达的内容丰富多彩、情态各异,而且其话语修辞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意味隽永。     

论鲁迅小说中黑色语码的修辞性表达

鲁迅对颜色词语的使用非常娴熟,他的小说文本中大量关于“黑色”的描写及所产生的修辞效果是值得关注的。黑色在鲁迅小说中的修辞运用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空间维度、形象维度、心理维度,并与“铁屋子”“高墙”“黑圆圈”等意象相联系,表现出鲁迅是如何通过对黑色的修辞表达以挖掘黑色语码背后的隐喻意义。     

鲁迅小说修辞传统性之魅力

鲁迅小说修辞的传统性,主要表现在对汉文学重视词语能指传统的发扬光大,特别是遵循修辞的规律精心选择词语尤为显然.这一方面最大限度地运用汉语能指的可能性,在具体的话语中最大限度地体现词语的价值并进而构造繁复而深刻的意义;另一方面则从成千吨的汉语“词矿”中精挑细选既与所要描写的对象及所要叙述的事情相吻合,又包含着自己或悲凉,或沉痛,或愤懑的情感内容以及睿智而丰富思想的词语,包括使用罕见的文言词语及成语.     

论鲁迅小说中婚恋话语的悲剧性机制

鲁迅小说中的婚恋话语需要如何界定,它呈现出怎样的倾向?又是如何形构的?成因如何?这些问题对于重新解读鲁迅的婚恋小说无疑至关重要。其悲剧性机制形态主要有:惧婚症和性政治两个主要层面;而同时也从小说与现实的互动关系,创伤与悲剧性认知结构的形成等视角考察相关话语悲剧性机制的成因。     

论鲁迅小说中的癫狂话语

将鲁迅小说中的癫狂话语置于中西方文化交接的平台上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其实和西方话语有着神交的一面,但同时,鲁迅对这些话语却又有更具化和丰富的一面.癫狂话语的形构既是对传统文化逻辑暴力结构的批判,同时又是对被压抑的可能性和新的现代性的称羡.而耐人寻味的是,如果重新审视"狂人"形象,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形成中的吊诡之处,它既是反传统的传统主义者和拿来主义者,又是对西方话语进行改编的本土进化论的先知先觉者.     

论鲁迅小说中的经济话语

考察鲁迅小说中的经济话语,我们不难发现在其五光十色的形态下面其实有着繁复的功能意义,既有普通意义上的买卖/交换操作,又可能对人产生压制/物化,还可能起到对精神的消解作用.耐人寻味的是,鲁迅小说中虽不乏商品经济意识的痕迹或者萌芽,但其主流经济伦理形态仍然是封建主义的,不可生搬硬套相关经济伦理理论.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鲁迅对经济话语的深切体会与实践,也使得其相关叙事带上了经济话语的色彩.     

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突围——论上海时期鲁迅杂文的“公共性”

上海时期的鲁迅脱离教授和官员的身份,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同时,上海更加繁荣的报刊业以及政治上的特殊性,使鲁迅后期的杂文更具有公共性。其杂文写作表现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面对革命话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话语、商业化文人话语与官方知识分子权威话语时的一种"话语突围"。在这个过程中,他以"人话"的审视为起点,始终坚持"立人思想",秉持"立人话语",始终关注的是公共事务背后的知识/权力关系,其杂文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实践。     

鲁迅小说“主奴共同体”的话语表达与拆解

鲁迅小说内蕴着个人"自由"与群体"他由"的张力结构,主奴关系的聚合生成了一个划清本体界限、隔绝和疏离个体的文化共同体,它的话语表达保障了"铁屋子"吃人体制的运转。通过"命名",主奴共同体厘定了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归属,也遮蔽了其权力机制背后的话语本相。为了达到驱逐异类的目的,共同体内部各阶层的区隔被打破,这种身份僭越的合谋导致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反转。由于国民缺失言说自我痛感与沟通他者之痛的能力,鲁迅试图用"替弱者发声"的方式来抑制共同体的"独声"表达。然而,这种不对位的痛感开掘不仅无法解决"他救"与"自救"的矛盾,而且使启蒙者深陷"说"与"不说"的表达悖论之中。     

言语交际中话语的合作性与修辞性

Grice认为会话是受规则或条件限制的,人们在会话时要遵循"合作原则"。但没有详细说明人们在会话时为什么经常故意违反合作原则。其实话语的修辞性(话语的象征力量)弥补了合作原则之不足。话语不过是话语修辞者(或说话者)根据其修辞目的和语境,利用多种修辞资源对其受众表达思想或进行说服的行为而已。     

鲁迅杂文的语言教学

鲁迅杂文教学应从文章全局出发，抓住论辩能力的培养，扎扎实实地搞好句群、段落与篇章的教学，而将创造性的修辞手法突出于篇章段落的教学之中。     

"后封建语境"中的鲁迅小说女性人物

鲁迅小说中呈现出一系列"后封建语境"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在这些形象纷纷走向幻灭的命运演绎中,鲁迅对时代、社会,民族精神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路也小说简论

2 0世纪 90年代后期以来 ,路也的文学创作趋向成熟。其小说创作已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以鲜明的女性主义书写和诗人的机智审视世俗势力 ,建构起率真纯情又意绪深远的想象天地 ;其诗歌创作从单一地抒发爱情 ,转向更广阔的现实生活 ,关于生命的思索多了起来 ;将她的诗歌和小说对比来看 ,前者更多地抒写对诗意生活的理想追求 ,充满温馨的暖色调 ,后者则更多地展示了对情感生活的悲剧性理解和描绘 ;散文之作是路也调制的一道下午茶 ,所写虽多是“小思想”、“小情趣”、“小灵动” ,却也表达了女性对生活与生命、现实与传统的感知和体悟     

析鲁迅小说《示众》的写作动因

在鲁迅内心,"示众"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痛苦意象。"看"和"被看"的二元对立和"被围观"的深层意象内蕴着鲁迅最痛苦的人生记忆和体验,这也正是《示众》的创作原点。而"幻灯事件"作为一次直接的刺激,是其直接的创造动因。随着对"示众"这一场景的不断表现,鲁迅内心郁结的痛苦的冲突使鲁迅对"示众"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表现,从而使《示众》这篇独特的小说具有了高度的象征意义。     

析鲁迅小说《示众》的写作动因

在鲁迅内心,"示众"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痛苦意象."看"和"被看"的二元对立和"被围观"的深层意象内蕴着鲁迅最痛苦的人生记忆和体验,这也正是<示众>的创作原点.而"幻灯事件"作为一次直接的刺激,是其直接的创造动因.随着对"示众"这一场景的不断表现,鲁迅内心郁结的痛苦的冲突使鲁迅对"示众"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表现,从而使<示众>这篇独特的小说具有了高度的象征意义.     

论鲁迅小说创作中的乡土性

本文从具有否定意义的文化符号、独特的对话意识、创作心理动机三方面,探讨了鲁迅小说创作中乡土性的形成机制     

《论翻译》中鲁迅对于严复的评价考辩——兼与王秉钦先生商榷

鲁迅前期的翻译思想与严复多有相似,如翻译的启蒙与救亡目的、译法上的归化倾向、对读者的政治性误读以及译文语体的文言特质等。步入后期,鲁迅关于汉语文法、语义乃至文学的观念急剧转变,并几乎颠覆了其包括待译文本选择、翻译绩效、策略与语体以及翻译目的在内的全部翻译思想。鲁迅对于严复的评价前后虽较暧昧,但时间考证及鲁迅晚年的回忆表明,《论翻译》中的那番评述与其说是对于严复的“大加赞赏”,倒不如说是冷嘲热讽。     

论鲁迅小说中拉丁字母人名和地名的构成

为了加强作品的讽刺力量,鲁迅小说中采用了一些拉丁字母的人名和地名。从形式上看,有纯用字母的,也有汉字加字母混合构成的;其中拉丁字母人名多半来自英语,拉丁字母地名常用威妥玛式或邮政式拼音。     

鲁迅小说的代际伦理观探析

鲁迅小说对代际伦理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在展现＂长者本位＂观对＂人之子＂残忍的戕害和压榨的同时,还揭露了国民对宗法精神的眷恋与维护。＂逆子＂的出场导致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审父＂意识的开启。鲁迅立足于＂以幼为本＂的观念,既肯定幼者的自然天性,同时对其身上的根性进行了启蒙审视,体现了一种现代品质的、崭新的伦理观。     

论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

路遥的小说世界里,在强烈的时代气息和历史变革的激流中,在那些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并创造新生活的普通人身上,蕴含着沉郁浓重的悲剧色调.<人生>描写了一场极其复杂、令人思绪纷纭的人生悲剧,但在复杂的悲剧表象下隐约透出了生活的某种确定性.路遥是一位"用生命歌唱"因而值得人们尊敬的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试论鲁迅的散文诗创作

中国新文学革命行动之一是引进和译介国外的文学思潮、文学样式.鲁迅先生是散文诗最早的探索与实践者之一.他将现代派文学手法与我国传统文学手法有机结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散文诗创作成果.本文试就鲁迅先生散文诗创作的概况及其散文诗所表现的思想特点和手法特征作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