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塔里木丝绸之路沿线汉唐时期历史遗存调查

环塔里木地区是西域文明的重要分布地。尤其是汉唐时期,环塔里木成为中原政权屯垦戍边与佛教向东传播的重地。至今,环塔里丝绸古道沿线仍有大量城址、烽燧、石窟、寺院和墓葬遗存,其文化底蕴深厚,研究价值重要。为此,"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课题组对其予以调查整理,并阐释了其蕴含的价值。     

新疆出土汉文印信的文化生态考察

在新疆瀚海绿洲的古代遗址中,近代陆续出土了若干古人遗留在当地的汉文印信。这类汉唐时代的历史遗存,与同一地区出土的众多汉籍文献、内地遗物一样,从文物视域折射了当年中原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政治经略与文化浸淫。而相关古代史料的文化学考察,则让人们认识到中原王朝的西域经营,实际上伴随着一个旷日持久的与当地民族相互融合的文化过程。古代汉文印信在新疆地区的出土,恰以历史文物毋庸置疑的认识价值,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塔里木及其周边地区多元一体发展的真实存在。     

汉唐凤文化的演变

汉唐凤文化的演变,表现在凤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时代的特色性中。连续性体现了汉唐凤文化的一些趋同性;时代特色又决定了汉唐凤文化的差异性。总体而言,汉代凤凰与唐代凤凰的风格是大异其趣的。汉代凤凰富于神性和仙气;唐代凤凰的神性与仙气趋于淡化,更富于生活化。依托文献与考古资料,对比汉唐凤凰在政治祥瑞、墓葬、日常俗世生活及两性关系的表现等几方面的承袭与变化,分析汉唐凤文化演变的社会背景因素,可以考察汉唐凤文化演变的意义。     

汉唐“私谥”文化简论

“私谥”是汉唐时期体现师生关系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其礼仪内容和形式大体形成、定型于汉唐。这种介于国家礼典和民间礼俗之间的“私谥”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汉唐时期“师”阶层在文化地位与政治影响间的尴尬。     

古代墓葬与和亲文化

体现人们身份、地位的古代墓葬,传递出当时的社会风貌、文化生活和价值观念的一些信息。承载着和亲文化的诸多墓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况。无论是出土的古代墓葬,还是文献记载、实地调查的古代墓葬,都为和亲及和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与视角。古代墓葬所承载的和亲文化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分布范围广,二是多元聚合性,三是开放包容性,四是传承与创新性。通过对体现和亲文化的古代墓葬的初步梳理和研究,能够进一步加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     

汉唐吐鲁番屯田与高昌文化重镇的形成

从汉至唐,吐鲁番地区在中原王朝屯垦戍边策略的基础上,来自中原的移民频繁,人口众多,中原文化逐渐在高昌地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汉唐时期西域的文化重镇和东西文化的传播中枢。     

论湘君、湘夫人形象演化及其文化意蕴

秦汉时期,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背景下,二湘的身份被确立为尧女舜妻、儒家圣母;魏晋以后,人们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来关注二湘,淡化了其圣母的形象,从而使二湘的形象向先秦时代的"哀怨悲伤、柔情万种"复归。湘君、湘夫人形象演化的过程体现了政治、文化对文学形象造成的影响,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地方文化的统领与地方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接纳。     

民间书写与国家意识——从清水江斋醮文书看西南苗侗民众的中华文化认同

清水江文书主要反映了明清以来黔东南苗族侗族聚居区的社会生活情况,也体现了当地民众对中原文化的广泛接纳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融合与国家认同。其中涉及佛道斋醮活动的文书,见证了中原文化在当地的传播及其与当地民众生活习俗的融合,提供了多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文本例证,丰富了民族地区文化的内容和载体,展示了西南苗侗民众的中华文化认同状态,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自觉国家归属意识的史料证据,表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文化基础,为当前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促进民族团结提供了历史经验与思想智慧。     

洛阳两座鲜卑墓葬的检讨

该文对1986年和2007年洛阳市涧西区和吉利区出土的两座时代为公元3—4世纪的墓葬进行了重新探讨。通过对其文化特征及其历史背景的分析,该文认为这是两座带有鲜卑文化特征并兼有中原文化因素的墓葬。从这两座墓葬包含的文化信息中可以探知公元3—4世纪时期草原民族在中原的活动足迹,以及鲜卑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互影响。     

辽西走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以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北镇医巫闾山是辽西走廊上的重要标识,集镇山文化与廊道文化等多重要素于一体,是中国古代胡汉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与空间。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与中原汉族对北镇医巫闾山的共同崇祀,促进了胡汉民族的交汇融合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体现了北方诸族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诠释了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这些肇兴于中国东北的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员。通过对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考察,表明辽西走廊不仅是重要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同时也是重要的“历史的文化枢纽”,兼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功能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知识生产功能。辽西走廊将在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如何对销售人员进行绩效管理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销售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销售人员已成为企业最为宝贵的资源之一.如何加强销售人员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已成为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在销售管理工作中,对销售人员的绩效管理又是重中之重.     

运用证伪思维审查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陈述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之一,是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启动器,对于司法机关侦查与惩罚犯罪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被害人陈述真伪并存,必须严格审查。我国目前对于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审查其他证据相比不够严格与全面,容易使被害人陈述被轻信,导致错案。运用证伪思维这一科学的思维方法对被害人陈述进行审查,可以更好地全面认清被害人陈述,并对促进我国被害人陈述制度的发展有益。     

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是热力的,但同时又是深微的.它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刻性.     

论环境权及其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关系

环境权是人的一项应有权利 ,当前 ,环境权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 ,国际社会以及一些国家开始用立法和法律解释的方式对环境权加以确认 ,这是环境权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转化。环境权要成为一项实有权利 ,还是前路漫漫。环境权与生存权和发展权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 ,它们之间又有着许多不同之处。所以 ,既不应把环境权与生存权对立起来 ,也不能把它们看做是同一项权利     

浅析经络与气功对养生的影响

经络和气功是养生的两个重要方面,都对养生产生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因此,对经络与气功的研究,对于养生来说,具有现实的积极的意义;为此,对经络与气功的各个方面及共同作用探析,将最终明确各个方面的影响。     

对小说《西游记》作者的再思考

小说《西游记》对舶来品龙王形象持贬斥态度,并多次质疑其"水神"的合法性。这种态度和质疑透露出作者可能是一位道士。孙悟空的本领是长生之妙道,种种现象表明这个道士来自于内丹派。内丹派常常采用春秋笔法来阐明自己的主张。     

浅论承揽合同与雇佣合同的区分规则

我国《合同法》对承揽合同作了专章规定,但对雇佣合同未予明确。根据传统理论,涉及不动产的雇佣合同,往往与承揽合同难以区分。《物权法(草案)》没有对我国的不动产范围明确规定。实践中,只有做到对涉及不动产的承揽与(雇佣)合同进行正确有效的判别,方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以一个具体案件为例,建立起雇佣合同和承揽合同的区分体系,并阐述了区分两类合同的实践意义。     

白族本主祭祀仪式象征意义的阐释

本主崇拜是白族的民间信仰。本主祭礼仪式是白族本主崇拜中最活跃并最具符号意义的元素,是白族文化的特殊形态,在文化人类学中有重要研究价值。探讨本主祭礼仪式的象征体系,对准确理解本主崇拜的宗教意义,全面了解白族的民族文化有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