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塔里木丝绸之路沿线汉唐时期历史遗存调查

环塔里木地区是西域文明的重要分布地。尤其是汉唐时期,环塔里木成为中原政权屯垦戍边与佛教向东传播的重地。至今,环塔里丝绸古道沿线仍有大量城址、烽燧、石窟、寺院和墓葬遗存,其文化底蕴深厚,研究价值重要。为此,"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课题组对其予以调查整理,并阐释了其蕴含的价值。     

汉唐吐鲁番屯田与高昌文化重镇的形成

从汉至唐,吐鲁番地区在中原王朝屯垦戍边策略的基础上,来自中原的移民频繁,人口众多,中原文化逐渐在高昌地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汉唐时期西域的文化重镇和东西文化的传播中枢。     

汉唐时期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

在汉唐时期的国家祭祀中,海神作为山川神癨的一员而得受祭祀,居于五岳、四镇之后,与四渎等同或略高。海神祭祀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郊祀配祭,即在天子亲祭或拟设天子亲祭的郊祀中配祭海神;二是海祠祭祀,即由天子委托官员前往海神祠进行祭祀。国家祭祀的四海神,是根据人们对于"天下"的构想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海神,并非民众信仰的、来自具体海洋的海神。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与滨海人群的海神信仰和祭祀,基本上属于两个互不相涉、相对独立的系统。     

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

<正>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于2011年11月获批立项(项目编号:11&ZD099),由石河子大学绿洲社会经济与屯垦研究中心张安福教授担任首席专家。文化强国成为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以塔里木盆地及环塔里木盆地周缘为典型代表的西域是中西文明的交融地,所形成的多元文化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化时代原生地认同对民族国家认同的挑战及应对

原生地认同属于根源性认同,是人类非常古老的归属意识,本质上属于文化认同。在全球化背景下,原生地认同出现了复兴与增强,并成为某些分裂群体动员地方威胁国家认同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条件下,原生地认同具有或正向或负面作用两种可能,它既可能成为增强国家认同的资源,也可能被分裂主义者利用成为消解国家认同的利刃。为维护国家统一,巩固国家认同,必须努力探索建构原生地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良性互动机制,将原生地认同升华为国家认同。     

汉唐凤文化的演变

汉唐凤文化的演变,表现在凤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时代的特色性中。连续性体现了汉唐凤文化的一些趋同性;时代特色又决定了汉唐凤文化的差异性。总体而言,汉代凤凰与唐代凤凰的风格是大异其趣的。汉代凤凰富于神性和仙气;唐代凤凰的神性与仙气趋于淡化,更富于生活化。依托文献与考古资料,对比汉唐凤凰在政治祥瑞、墓葬、日常俗世生活及两性关系的表现等几方面的承袭与变化,分析汉唐凤文化演变的社会背景因素,可以考察汉唐凤文化演变的意义。     

闽南墓葬文化及宗教墓碑形制

通过梳理闽南墓葬文化的发展历史,初步总结出该地区的墓葬特点：闽南人的祖先多半是中原的南迁移民,承接了古老的中国墓葬文化传统。但随着海上贸易的拓展,留居闽南的外国人,一面入乡随俗,一面也渗透着他们的葬俗观念,闽南墓葬呈现出多种宗教意识和平共存、兼容并蓄的时代风貌。从现今的考古发掘和遗留来看,闽南宗教墓碑与传统意义中的墓碑有些不同,其形制装饰、铭文布局、规格等级等,无不折射出闽南人在丧葬上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照。     

论唐代和亲视域下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和亲政策是唐王朝治理边疆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其影响之下,边疆民族与唐朝统治下的中原汉族形成了双向的文化认同,且边疆民族对唐王朝的国家认同也在逐渐加深。两种认同受到历史条件的影响,既存在统一又相互矛盾,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淡化民了族间的差异与隔阂,推动了民族同化;加速了民族间的交往与联系,增进了民族情感;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国家认同建构中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汶川地震后的启示

文章在分析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结合抗震救灾工作，提出了国家认同建构中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建构的路径和方法。     

秦汉至唐宋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

秦汉至唐宋时期武陵民族走廊北部和西部的主体民族是巴人及其后来的"土人",其南部和东部的主体民族是"武陵蛮"及其后来的苗、"徭"、"峒"、"仡伶"等.这一时期,世居族群经过分化、融合,族群分界更加明显,名称也开始具体化和定型化.因此,这一时期是武陵民族走廊民族格局初步形成时期.     

论汉晋至唐宋间大巴山地区的北向交通

先秦大巴山地区的交通基本上以东线为主,此后,随着秦对汉中郡的重置,政治重心开始西迁的同时,交通重心也随之发生变化,在魏晋至唐宋形成了以南郑为辐凑中心的大巴山交通网络.魏晋至南宋,随着益梁地区南北争夺的激烈,大巴山地区交通渐趋繁荣,洋巴道、米仓道在这一时期巴山南北的军事、政治、商旅中发挥着异乎寻常的作用.中国古代大巴山地区的交通中军事因素始终是主导因素,其交通体系的变迁受制于军事战争的影响很大,这在汉晋三国及宋蒙战争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当代国人“汉唐盛世情结”论

汉唐盛世的文治武功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辉煌。当代国人的“汉唐盛世情结”,是中华民族的独立与伟大复兴的自信历史根基。因此,“汉唐盛世情结”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实现。只是,我们在向历史看齐之时,还要“睁眼看世界”,处理好汉唐形象与当代中华民族复兴后国家形象、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与当代中华民族复兴进程、民族自信与民族自大、汉唐盛世中汉族成就与少数民族成就、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五大关系,把培养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与积极西学结合起来,方能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隋唐佛学思潮泛论

隋唐佛学思潮是我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它的兴起,不仅展示了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强烈生命力,而且从特定角度推进了中国本土学术.可以说,没有隋唐佛学,就没有后来的宋明理学.探研隋唐佛学思潮兴起的缘由、盛况以及当时的"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等主要宗派在理论上的独特创获,对于洞察中国学术发展的逻辑进程至关重要.     

漫谈“以汉喻唐”

汉、唐是我国历史上双峰并峙的两个朝代,因为同为盛世,唐代诗歌经常采用"以汉喻唐"的方法歌颂自己强大的民族或者委婉地批判统治阶级的昏庸之举,并主要体现在唐代边塞诗歌中.汉代的帝王将相、皇妃美人、文学大师、艺术精华都受到唐代诗人的青睐,是唐代诗歌的主要征引对象.     

从西王母到观世音:汉唐间救苦救难信仰的变迁

东汉时期,西王母是民间信仰中最重要的神祇之一.她的功能也日益多元化,其中救苦救难是最重要的内容.而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崇拜被引入道教,成为道教神谱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其救苦救难的功能渐被观世音菩萨所取代.究其原因,首先佛教以苦立教,注重解脱,道教则以生为乐,追求长生.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需要获得民众,而道教则有意去民间化.最后西王母信仰有复杂的仪式,而观世音信仰则简单易行.     

汉唐时期西域饮食文化交流探析

丝绸之路是饮食文化交流之路。汉唐时期西域饮食文化交流具体体现在西域各民族饮食文化间的交融、西域与中原饮食文化的互动及西域与中亚、南亚等地饮食文化间的交流。探析汉唐时期西域饮食文化交流,有助于促进文化交流史、社会生活史乃至经济史的研究,并能促进对西域多元文化的认识,使我们更为立体地认识和理解丝绸之路文化,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文化资源。     

汉唐之际佛教寺院经济与政权的关系

寺院经济是佛教发展的经济基础,中国寺院经济形成于南北朝时期。政权对汉唐之际的寺院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以政权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对寺院认可是寺院经济产生的前提,政权、信众的赠赐施舍是寺院经济财富积累的基础,寺院所从事宗教文化活动承担着社会教化和慈善事务。寺院经济的发展壮大与世俗地主经济矛盾加剧,产生了种种限制寺院经济的措施,其极端就是"三武一宗"灭佛。至唐代中叶后,寺院、僧尼的免税特权逐渐消失,寺院经济的经营模式也向禅林制度发展。     

唐朝在中亚建立的防御体系述论

在显庆至天宝年间 ,唐朝确有在中亚抵制大食东扩的战略 ,即利用当地的政治势力抵抗大食 ,力求以最小的军事力量保持西域地区的相对安宁。唐朝还在中亚建立起一个针对大食的防御体系 ,该体系先后以突骑施、康国为中心 ,中亚九姓胡基本上加入这个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