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19世纪小说慈善话语的动态框架图式研析

社会慈善域的急剧转变使19世纪英国文化代言人——小说家的慈善认知发生剧烈变化,从而导致这一时期小说慈善话语呈现动态框架图式。在作家微观预期心理层,作家根据自我个性体验构建起独特的文本世界,并通过所呈现的话语框架框限读者的主观认知世界活动,影响其对"慈善"的观想与信息处理,进而将作家价值观书写进读者的价值体系中;在宏观象征互动视角层,作家通过诸种叙事策略对慈善话语的态度书写不仅彰明了他们对其时社会慈善价值观念的反思,也从反向对现状进行了合法化书写,并在不觉间言说了社会意识形态对作家价值观的强化。     

梅尔维尔小说中的疾病书写与伦理隐喻 ——以“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为例

疾病书写是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发展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联结人与社会、反映政治进程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疾病书写的分析,既能了解作者个人的道德批判,又可窥探当时的社会伦理观念。梅尔维尔在其早期创作的"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中展开了诸多与疾病相关的书写,其中对个体疾病、群体疾病和特殊疾病三类不同疾病的书写分别折射出作家对身份问题、殖民问题和种族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对殖民者身份困境的焦虑、对殖民主义反向冲击的担忧,以及对传统种族优越论的保留态度。"三部曲"中的疾病书写既体现作家的进步性,也反映其局限性。     

米亚·科托小说《梦游之地》中的文化政治景观书写

小说《梦游之地》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作家将长达十六年的莫桑比克内战作为小说叙事背景,以精妙的叙事结构和对语言的改造探寻了殖民大陆身份认同的出路与可能。可以看到,作家米亚·科托在文字中重建了莫桑比克整个国度。在文本细读和对文本历史语境的考察基础上,以"文化政治"切入,具体分析作家在其小说中书写的系列政治景观,即语言政治、身份政治、空间政治,继而探究作家在字里行间所传达关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声音与话语。     

论城市镜像中的乡村散文书写

城市与乡村的多重拟想关系,使一群既承继着农人的血脉基因又浸淫于物化城市的"亚类属"作家,在"逆城市化"的乡村散文创作中,被宿命地建构成了"刺激(城市)—反应(回望、想象)—呈现(乡土)"的写作心理图式。"精神的乡土"与"物质的乡土"的悖离,生成了城市镜像中"依爱"与"悲悯"的新乡土散文书写的复调形式。城市镜像中的乡村散文,其当下意义主要在于对乡土本真的呈现或是对乡土精神的拟想。     

哈代小说中的民间活态文化及其价值

19世纪英国作家哈代通过小说展示了"威塞克斯"乡土世界的民间活态文化.民间歌舞既反映了乡村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生态环境的完好,也诉说着乡村生活的情趣、人际交往的淳朴;节日活动蕴含着古朴的民俗风情,体现了民间活态文化的丰富与厚重.哈代在小说中着力书写"威塞克斯"民间活态文化,蕴含着作家对乡村生活的赞美之情,体现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对待民间文化的积极态度,对于当下传承和保护民间活态文化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浅析废名小说中的童年表现

在废名的小说中,有很多对儿童与童年的书写与表现。本文以废名小说中儿童形象的塑造作为切入点,借以分析小说中的儿童形象、童年回忆主题、儿童视角的运用,从而探讨作家儿童观的诗意表达。通过分析废名小说中的童年书写,探究废名小说与散文中的互文现象,及诸多小说篇目中引人关注的"十年"意象。     

瘟疫书写的终极关怀——以南非英语小说《瘟疫之墙》为中心

南非作家安德烈·布林克的小说《瘟疫之墙》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作品从欧洲瘟疫书写传统中汲取灵感,批判了当时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小说以瘟疫为寓言,通过探讨中世纪时期人类面对黑死病的种种行为,映照出当时南非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作者试图借助人们面对"瘟疫"所产生的共同痛苦和创伤,在南非社会塑造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以期对即将到来的民族和解有所裨益。白人作家力图通过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黑色书写"为受压迫的黑人群体发声,从而消弭长期以来的偏见和歧视,而这种对共同体的认同及守望相助的信任在全球大流行病肆虐的今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静态与鲜活的张力之间——论新时期以来胶东乡土题材小说的民俗书写

民俗既影响作家的创作,又构成创作的内容本身。胶东新时期以来的乡土题材小说造就出的文学"胶东"中,民俗书写构成了小说的审美风格和美学价值。特定的民俗形式、特定的民生内容,又折射出特定的地缘文化精神。社会现代化引起民俗变更,也带来乡土小说视阈的新变。新时期以来胶东乡土题材小说中的民俗书写,坚持知识分子的大地民间立场,体现乡土民间关怀,实现了精英与民间的对接,解决了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及融合问题。     

论《别名格雷斯》的后现代历史书写策略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别名格雷斯》采用了多声部的叙事方式、互文性艺术,以及情节安排上的虚构性和不确定性等后现代主义历史书写手法,以讲故事的方式建构了19世纪中期加拿大女性的生活经历和受压迫的社会现实,使得被边缘化的女性获得了有效的话语权.作家试图在小说文本中还原个体经历中的历史真实,修正被主流历史改写和边缘化的女性群体的生存状态.小说的后现代主义历史书写策略体现了作家对于官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以及对于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历史真实性的反思.     

卡森·麦卡勒斯小说中母亲形象缺席的创作心理分析

卡森·麦卡勒斯是美国著名的南方作家,在奠定其文学史地位的五部小说中,通过对母亲形象的缺席不在场书写,实现了现实生活中作家对作为"父亲"代表的母亲的无意识"阉割"欲望。作家在文本升华中,呈现出典型的"俄狄浦斯情结"特征。     

施蛰存小说身体书写的美学考察

作为海派都市文学的代表作家,施蛰存在小说书写过程中充斥着大量以"身体"为核心的叙事情节。一方面,以审美对象方式存在的身体,通过小说的相关叙述,构成了作品美感形成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以审美主体方式存在的身体,集中表现为作家创作、读者阅读时对文本引发身体感受的偏好,由此完成对作品的审美欣赏过程。施蛰存小说中身体书写所引发的美感,背后指涉的是身体、性别、权力等文化因素间的复杂关联,为全景式展现20世纪30年代海派都市社会的现代文化转型发挥着重要作用。     

"奇异"的文体策略与荒诞的真实 ——评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自觉地面向现实,敢于书写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刘震云用"真生活真现实"的创作,迎合了文学"向外转"的倾向。小说在语言、叙事结构等文体方面所采用的策略造就了带有独特荒诞感的"奇异现实主义"。小说的荒诞书写给人带来一种强烈"现场感",同时也在隐喻一个更加真实的"吃瓜时代",而在场的或者不在场的"吃瓜时代"的主体——"吃瓜儿女"或者说"吃瓜群众",却往往会在这个时代中迷失,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这也正是小说的荒诞内涵。     

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创造了新乡贤培育的时代舞台。民族旅游场域培育出了多元化的乡贤结构,其中新乡贤可分为本土乡民类的"守土"乡贤、"返土"乡贤,以及旅游移民类的"外来"乡贤和"外籍"乡贤。尽管旅游新乡贤群体内部异质性较高,但持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个体都实现了向综合精英型乡贤的多级跳跃及角色转换。新乡贤在民族旅游社区中扮演着文化传承者、创业示范者、社区融合者和文化传播者等多重角色。同时,多元社区角色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是旅游新乡贤的基本实践;经济能人是他们的成长基底;文化代理人的公益性与经济能人的代表性打开了新乡贤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承袭了传统社会"国家-士绅-民众"中的中介角色,践行了新时代背景下"双轨制"的乡村治理道路。     

论地域特征、地方经验与文学书写中的地方感——以愚园路为样本

《长恨歌》《繁花》《封锁》等与愚园路相关的小说屡获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使这条马路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场域.愚园路具有"近乎郊野、越界筑路、沪西歹土、新里文化、街区商业"等丰富的地域特征,这些地域特征通过作家的地方经验,化为作品中的"地方感",由"感知"而"态度",最后变成"价值观"和"世界观".本文采样分析了林语堂、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小白等作家的相关文本,试图阐明文学作品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它们往往成为地域意识的表达.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深情描写,同时也展示了情绪景观、阅历景观和知识景观,提供了认识不同地域的方法.熟悉于此的地方依恋和沉浸于此的历史认同所培养的"地方感"对作家书写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地域特征也有赖文学书写的隐喻空间得以非遗性保存,并构成值得回味的互文关系.我们不仅可以就此感受到社会空间如何通过地方意识投射到作家文本中,而且可以发现这些历时性的文学书写又如何回过来形塑了丰富的地域特征.     

中国"新状态"小说和美国"人的现状小说"

美国"人的现状小说"和中国"新状态"小说是两国当代文学中的两大景观.有着强大阵容的两国当代小说创作群体,由于其书写"作家个人世界"和"个体性"的模式,放逐了某种社会意义和某种道德指向,在主题、题材和创作方法上均有不少相似之处:寻找自我是它们的共同主题;欲望化的叙事是它们的共同题材;自然主义和某种荒诞形式是它们或强或弱的共同倾向.     

新写实小说中的温情书写

20世纪80年代末期,文学自身的发展需要和文学期刊、媒体等多方势力合力运作,共同促进了新写实小说思潮的产生和传播。新写实小说在还原日常生活灰暗面之余,也描绘出凡俗人生的脉脉温情,其背后是作家、读者和叙述者共同的温情观照。考察新写实小说中的温情书写,有助于反拨学界关于其“零度情感”的定论,对其进行价值重估,更加接近新写实小说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新写实小说也是对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情感书写的突破,体现出作家对人生存状态的温情关怀。     

《垂死的肉身》中性爱书写的伦理拷问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小说中的性问题是备受读者和批评界争议的话题。但这种性爱书写折射出当代美国社会性伦理观的嬗变和罗斯本人的性伦理观。本文以《垂死的肉身》为个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罗斯小说中的性爱书写是美国当代社会历史在文学文本中的反映,也是对传统犹太性伦理观念的一种反叛和张扬。小说中的性事书写作为推动小说情节演进的助推器,融入了罗斯对性爱伦理的拷问,体现出他对生命个体的理性与情感的关注。     

“能人与权力”的失真叙述——论当代河南作家创作的一种局限

在当代河南作家笔下,中原乡村大致有三种类型的"能人":乡村中的基层干部;走入仕途的"乡下人";普通村民中的佼佼者。河南作家对这些"能人"好像情有独钟,对他们由"草"(普通村民)变为"草精"(掌权者)的奋斗历程充满着自我认同,在小说中反复书写着"能人"通往"权力"的"成功"之道。在这种有既定目的的叙述方式下,河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出现了简单化、神化与图解化的倾向,再加上部分重要细节的缺失,总体上造成了人物的失真叙述。河南作家自当代以来的理念化写作思路与狭窄的艺术思维束缚了他们创新的步伐,这既是河南作家"与生俱来"的潜在障碍,也是他们创作个性中颇具特色的部分。     

乡土记忆与族群书写——以当代侗族作家群体的小说创作为例

［摘要］通过对侗族作家的小说文本分析,我们发现,以侗族作家为例的少数民族作家,往往执着于在作品中书写乡土生活,而这种书写,是与延续族群记忆密不可分的。侗族作家在乡土中寻找记忆,在记忆中发现族群,在族群中体认“书写”的使命,在书写中回归乡土,是因为乡土的记忆里蕴含着族群体验,而书写则是自我回归族群、延续生命的过程。     

他者的镜像:论汉族作家笔下的少数民族书写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的书写形成了一种"他者的镜像",在"他者"——汉民族文化的参照下,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的书写中呈现出异域风情化与历史化的取向。在创作的具体内容方面,异域风情化既是汉族作家作为"他者"的一种文化与审美的取向,也是对少数民族文化与生活的映照;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的历史书写传达出的是一种"他者"的观感和态度,无疑影响到了作品与历史对话的广度与深度。在创作的姿态与自我意识方面,汉族作家多以旁观者的姿态书写少数民族,并显示了相当一部分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文化表述中内在的自我意识。作为他者的言说,汉族作家只有承认自己是他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少数民族文化与生活的立足点,客观地阐释他者认识到的异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