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报道中的媒体联动及其功效分析

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各类媒体在应对突发性灾难时,发挥所长,充分整合资源,凸显了媒体联动的优势和特点。本文从媒介生态学角度对汶川地震报道中媒体联动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并且对其产生的功效进行了阐述。为今后媒体在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时,提供一定的借鉴。     

重大新闻事件报道对打造媒体影响力的启示——以湖南卫视为例

中国媒体在重大新闻事件报道中取得了突破,其中湖南卫视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该台以"娱乐崛起"、"娱乐立台",在冰灾、地震等重大事件面前,迅速实现"新闻转向",然而客观来看,常态新闻报道并不是该台的强项.重大事件频发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媒体的社会责任,这是传媒影响力之源.在新的形势下,主流媒体要实现高端崛起,就必须打造健康向上的社会影响力,必须坚持咬定"新闻"不放松.     

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基于汶川大地震的案例分析

"5.12"汶川大地震灾难对中国传媒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我国主流媒体的表现是对信息公开条例精神的一次身体力行.我们看到.中国记者并不缺乏专业精神,在突发危机事件中,信息公开的原则激发了传媒人专业精神的一次大进发.     

从批评视角看“中性”新闻

大多数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都选用政治新闻、经济新闻作为分析的文本,却极少采用体育新闻、娱乐新闻、自然灾难新闻等来作为研究对象.文章选取灾难性新闻语篇为分析对象,以期对现有的批评性新闻语篇分析做个补充.文章旨在通过研究美国媒体对汶川地震事件的报道,来论证主观性同样存在于貌似"中性"的灾难性新闻语篇中,并揭示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电视媒体关于“5·12”汶川地震报道的突破——以央视媒体为例

央视在"5.12"抗震救灾报道中,实现了媒体的本位回归;报道速度快、时效性强;媒体高度重视、重磅出击;消息来源多元化;报道内容体现人文关怀等方面的突破,标志着中国媒体对重大灾难事件报道应急能力的新突破,充分反映出我国新闻报道改革的进步与成熟。     

从汶川地震报道看中国环境新闻理念的嬗变

在对"5·12"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中国媒体在报道思想上表现出了两大转变:抗灾救援,从宣扬"人定胜天"到尊重生态规律;审视灾难,从人文关怀超越到风险文化.上述转变的实质,是在生态灾难中通过媒体把人类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使可能的生态灾难损失降至最低限度.     

媒介形塑:作为形象构建的公共表达与传播策略——以四川汶川地震报道的地缘性为视角

媒介形塑作为大众传媒的功能属性和社会化拓展在媒介与社会发展进程中日益凸显出其特殊的作用.四川汶川地震的突发在媒介的公共表达上呈现出内外传播的共性与特色,灾难报道中的形象构建成为媒介形塑的诉求和现实成效之一.本文立足四川媒体对地震报道的地缘性选择和特点,从媒介形塑的作用机理出发阐述了依托媒介描述的公共表达在传播策略上的取向和作用,指出了形象传播的内外选择和形塑机制的蝶介作为.     

从汶川地震的媒体报道看网络时代的危机传播过程

危机传播研究是上个世纪中发展形成的新领域,其首要责任就在于帮助政府和组织机构提供危机应对计划、促进媒体协作、缓解公众心理压力、树立良好的外部形象.危机传播的过程包括危机潜在期、突发期、蔓延期和解决期四个阶段.根据该四段论模式,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探讨四川地震报道过程中媒体的新特点,以及应该引起传媒关注的新问题,如危机潜在期的防患于未然;危机突发期不同传播渠道的互补;国内外危机报道方式的比较;危机解决期对于危机形成因素的进一步分析,以及危机报道对儿童的影响问题.     

试析我国传统主流媒体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新闻框架特色——以《人民日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传统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国传统主流媒体在2003年非典之后有了长足发展,对其在汶川地震中的快速反应和公开报道津津乐道。然而,鲜有学者深入研究报道的架构问题。本文以《人民日报》为例,结合新闻框架理论,从新闻主题、新闻材料运用以及文字表达三个层面对该报纸的汶川地震报道进行了考察,并由此总结出我国传统主流媒体近年来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呈现出的新闻框架特色。     

论灾难性事件中地方电视媒体的报道特征与传播价值——以成都电视台“4·20雅安芦山地震”特别报道为例

重大灾害事件中的电视新闻报道,有着不可替代的信息流通及舆论引导价值.如果说2008年的汶川地震于信息公开制度、直播常态模式、社会舆论引导等信息传播层级,催发了电视媒体对灾难性事件报道的突破性飞跃,则2013年“4.20雅安芦山地震”报道中的电视媒介从反应机制、报道能力以及资源投入等方面,均形成了全面超越态势,体现着灾难事件中电视媒体报道整体水平的又一次提升.     

突发事件电视新闻直播的报道策略——以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汶川地震为例

对突发事件进行电视直播是信息时代人们对新闻媒体提出的要求,对突发事件的直播也最能体现媒体的新闻意识和综合实力。汶川地震是中国媒体首次全情直播灾难事件,开辟了中国电视媒体灾难直播的新时代。在突发事件的直播中要坚持及时快速、真实呈现、强化互动、巧妙引导等策略,以保证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     

论汶川地震报道中的跨媒体联动

汶川地震发生后,大批新闻从业人员快速赶赴灾情发生的第一现场,通过电视、报刊、广播、网络、手机等一系列媒体手段将灾情信息真实、客观、快捷地传达给全国人民及国际社会。各类媒体在应对突发性灾难时,发挥各自特长,充分整合资源,凸显了媒体联动的优势和特点,信息发布速度之快,内容之丰富和全面,媒体联动的程度之高,都是历史上少见的,值得认真总结。     

突发灾难事件舆情在社会化媒体上的呈现与管理

突发灾难事件的舆论会成井喷状爆发,在事件发生后的不同阶段,舆论关注点会有不同。新的舆论议题不断出现,但持久度并不高,其主流是网民的情绪表达,其中也兼有理性的思考。社会化媒体在突发灾难事件中承担信息传播和情感宣泄的功能,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舆情的管理中,要让社会化媒体成为信息传播和情感宣泄的通道,理性看待灾难事件中的网络动员,并重点关注舆情中变数较大的议题。     

从汶川与海地地震灾难危机传播管理的比较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体制

当今世界,频发的重大突发性危机事件正集中而尖锐地考验着政府和媒体的决策与应变能力.基于汶川地震和海地地震的媒体呈现,比较分析两次灾难危机的传播管理,研究媒体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作用在不同体制下所发挥的殊异效果,探索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体制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灾难新闻再现的媒体素养观点——以台湾媒体对日本3·11震灾的新闻报道为例

从媒体素养的角度出发,透过检视台湾地区主流媒体"电视新闻"对日本发生的3·11大地震灾难新闻再现情况,进一步比较"报纸"的民意论坛与"网络"乡民的意见讨论有何差异,呈现台湾主流媒体所再现的灾难新闻与台湾民众所关注的灾难新闻究竟有何不同,据此讨论当代主流媒体在处理灾难新闻时究竟应扮演何种角色的具体建议。研究结果显示,电视媒体对于灾难新闻的再现是所有媒体中较单一,也较会呈现"灾难秀"的媒介;报纸的民意呈现,以对政府期待灾难的处理、关怀社会国家的面向作为意见呈现的主轴;网络的意见讯息则是较为多元、积极性与行动力。本研究认为,电视主流媒介应多参考贴近民意的讯息呈现,才能使灾难新闻发挥对社会帮助的功能。     

媒体史叙事视角下的电视媒体“娱乐化”

从功能主义视角看,一种特定文化现象的存在是由于其履行了某种重要的社会功能。电视媒体的"娱乐化"趋势,作为媒体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征也必然如此。文章从媒体史叙事的不同角度把握"娱乐化"以及"限娱"的合理性,指出电视媒体"娱乐化"并不仅仅是"娱乐化"节目的过多,更是"非娱乐化"节目弱势表现的突出反映。只有从监管与引导两个层面入手,一方面加快、加强媒体问责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为电视媒体"非娱乐化"节目生存提供政策优惠与扶持,才能改变电视媒体娱乐化节目"相对强势"、非娱乐化节目"绝对弱势"的局面,以促进电视媒体健康发展。     

拯救的几重含义 ——由汶川地震诗潮谈起

一 汶川地震诗潮引发了热议.似乎给人印象:灾难拯救了不景气的中国当代诗歌.这次大地震,造成了新中国建国以来影响最大的地震灾难,但是这一突如其来而且损失惨重的大天灾,却似乎改变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命运.     

浅析汶川地震中媒体报道的突破

面对5.12特大地震,我国媒体显示了成熟的驾驭危机传播的能力,相对以往的灾难报道、突发事件报道,无论是在报道时效上、报道渠道上、报道模式上,还是公开程度上都有重大突破。快速、全面、公开、透明、以人为本、多媒体联动的抗震救灾报道成为新闻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灾难事件中国家媒体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以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我国正处于崛起的关键阶段。要突破发达国家对我国崛起的“光荣孤立”,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必须塑造、传播、提升国家形象。国家媒体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塑造者和主要传播者,此次中央电视台等国家媒体在汶川地震的灾难报道中,传播并塑造了一个快速高效、领导有力、以民为本、开放自信的大国形象,并积极“引导”国外传媒正面塑造中国形象,承担起了一个大国国家媒体应有的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     

中国媒介语境下的突发灾难事件与传播学理论的检视与思考——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汶川地震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检视传播学理论与本土化媒介语境如何契合的机会。研究和思考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突发灾难报道这一特殊的“媒介语境”下的呈现与表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理意义。在地震报道中，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传播免疫理论以及传统的受众理论等都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从事实层面来看，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以及受众理论等较之历史语境及西方社会语境，都有一定的“变异性呈现”，体现了传播理论进入中国媒介语境后显示的本土化特征。从规范层面来看，单一的媒介议程、单一而强势的舆论场、单一的媒介强效果论和消极受众理论等，都不利于打造一个健康的媒介生态。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保持议程设置的多样性，保持声音的多元性才有利于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