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泰山贼王始”说到刘邦

在当前的文化热中,由大文化与小文化衍生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个值得引起人们思考的题目。何谓大小传统？在我以为,无非是官方和民间的或显或隐的正统和非正统的文化承传。葛兆光先生所著的《中国思想史》所开辟的正是这一道路。他认为思想史有两种：一种是由官府和文人共同撰写的思想史,称之为“经典思想史”;另一种是民间的,亦即老百姓的思想史。这种思想史人们日用而不知,因之葛先生称之为“一般思想史”。这种思想史的理论依据是“在人们生活的实际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和基石存在。这种一…     

崇三——《水浒传》的三才情怀

“三”是中国人喜欢使用的数字,究其根源,实滥觞于《周易》概括的天地人“三才”观。这种独特的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表述世界的思维特性,在漫长的历史中已演化为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这种“崇三”的情结,《水浒传》中有太多的表现,在诸如人物叙事、器物用语、时间用语、韵语、习惯性套语等方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者对三和三的倍数的偏嗜。这种审美偏嗜,集中透露出作者无处不在的审美心理——一种集体无意识性质的民族审美心理,其有意无意中滋养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而这或许就是被称为四大奇书之一的《水浒传》带给我们经久不衰的审美愉悦的密码之一。     

近代思潮与社会变迁──简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根源

近代思潮与社会变迁──简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根源高瑞泉本世纪初，一度执思想界牛耳又退人书斋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劈头就说道：“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     

温州精神与海南经济

温州古称永嘉。 80 0年前宋代中国大儒家学说出现了永嘉功利学派 ,其代表人物叶适提倡功利之学 ,讲究经世致用 :“无功利 ,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主张“以利与人……故道义光明” ,通俗地讲便是功利与仁义并存 ,按现在的讲法便是主张务实为务虚之基础 ,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永嘉学派对当今温州人的思想有多大的影响无从考究 ,但是温州人不惟上 ,不惟书 ,只惟实的精神 ,是他们敢为天下先 ,开拓进取的力量之源 ,是温州经济奇迹的动力。温州有很多的中国第一 :全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全国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     

晚清科幻乌托邦小说的“中国梦”

晚清的科幻乌托邦小说创作,直指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在小说家们对“新中国”的想象中,“新中国”日用科技已实现现代化,国防和军备发展也极其尖端。而繁荣富强后的“新中国”将走向何方,一部分小说将其引入了黄白种战、争霸世界的歧途;另一部分小说则视其为构建“文明世界”的中坚力量。为了实现科学昌明的“中国梦”,小说家们指出,需要培养爱国爱种、自立自强的国民精神,培育大批理想远大、创新、极富实践精神的科学家,及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儒学民间化的内在理路——以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演进为轴线

“百姓日用即道”是泰州学派的基本思想和其他一切思想产生的理论前提,在泰州学派思想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只注意阐释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而很少从整体上考察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演变过程。本文认为,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有一个提出、发展和推向现实的过程,并从这三方面对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作一初步考察。     

论严复的启蒙“三民”主义

严复在理论上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一种救国方案。它注重于主体意识的重塑即人的近代化。严复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为民力已、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其根源有人种、地理环境、政治、文化等，把反省民族文化心理与反封建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他主张通过提高人民的血气体力、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把封建专制束缚下的臣民改造成现代资产阶级的国民。严复把“三民”看成是治本之举，而对政治实践较为冷漠。但应该肯定，他的启蒙“三民”主义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改造国民性思潮。     

论严复中西道德比较与结合

论严复中西道德比较与结合李承贵，赖虹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启蒙内容涉及诸多领域，其中“新民德”、改铸国民性格是他启蒙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严复认为，西方“贵信果、重少轻老、喜壮健而无所屈”①的国民性格很值得中国人效仿，但这种国民性格是...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     

历史决定论与历史抉择论

一长期以来,我们总是用历史决定论来界说历史唯物论。诚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是一种决定论而不是非决定论,它“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列宁语)。然而,“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即承认人的意志和行为都要受必然性制约,这还只是属于对人类活动的客观性、受动性的认识,而并非对人类活动的主观性、能动性的阐发,并非对人类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全面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而要达到对世界合乎规律合乎目的的改造,哲学就不能停留于人类活动的客观制约性上,而必须“现实地”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即发展“人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否则,它就不能担当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改造世界的指南     

人生境界何以可能？——以冯友兰“人生境界说”为例

冯友兰将人最特殊的性质定义为觉解，“解”是依照概念之了解，“觉”是此心之明觉，即：不同于依照概念而行的了解，但又以其为基础的切己之体悟。只有具备了这一层实质内涵，真际世界与实际世界的融通才有可能，亦即人从自然境界到天地境界的超越才有可能。觉解是人的存在之维，境界乃是建立于觉解之上的意义世界的建构。觉解一方面确证着人之“在”，一方面构建着意义世界，而意义世界的建构最终逻辑地奠基于形而上的真际世界。     

谈对基层工商干部的心理诱导

每位工商所长，为保证带领全所同志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都有一套思想教育、团结同志、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工作方法。所长如何基层工商干部更好地开展思想工作，笔者认为，正确掌握“用真情培育人”的。动理诱导是一种有效途径，下面作一分析。一、“用真情培育人”的心理诱导，是所长和基层工商干部沟通思想、融洽感情、凝聚人心和促进工作的需要。且用真情培育人，即所长在主持工商所全面工作中，以同事为友，用“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心理诱导法，进行真诚的帮助、教育，使其感动和信服，促使学习与工作进步。首先，用真情培育人的…     

“民本”与“民主”之间的晚清“民权”观念

晚清思想界,无论是温和的君主立宪派还是激进的共和革命派,在民权观念上都已实现对民本的超越,但形式上却仍保持连接;而对于西方的民主理论,则接受之余亦有隔膜,主要重视国民的参政权,而模糊对待国民社会生活世界的自由权利.这种“民权”观念可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意识现代转型的过渡形式,也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想史“转型时代”的过渡特征.     

论鲁迅针对中国人弱点谈日本国民性问题

关于鲁迅所谈的“国民性”的概念,目前专家学者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本文赞成这种观点:“鲁迅所说的国民性,就是由中国社会的历史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所造成的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及其特点。”①所以,鲁迅听谈的日本国民性,即由日本社会的历史和日本社会的现状所造成的日本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及其特点。考察日本国民性问题,主要以日本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为根据。那么,针对中国人的弱点:鲁迅谈日本国民性的内容是什么呢?鲁迅谈日本国民性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呢?鲁迅所谈的日本国民性问题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何裨益呢?这些,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     

略论20世纪中国国民的心理历程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清王朝的崩溃、西方列强的侵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其后的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变迁,这都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记。中国国民的心理历程大致经历了羞辱痛苦期、困惑压抑期、爆发抗争期、解脱兴奋期、盲目狂热期、奋发创造期等六个阶段。这种心理历程是跌宕的历史在国民心理上的必然反映。     

三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

在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问题背景中,对照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整个中国哲学具有运行其上的基本建制以及其在这一建制之中的独特展开方式。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立足于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割与对立,立足于此种分割—对立中“真”与“不真”的分别归属;而中国哲学则截然不同,它全体植根于道器不割、体用不二的独特建制——非形而上学的建制——之中。“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与西方哲学形成决定性的对照:它们不是作为政治形而上学(政治哲学)或历史形而上学(历史哲学)出现的,而是意味着哲学与政治、与历史的直接贯通和相互归属,而这种直接贯通和相互归属的本质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哲学的独特建制之中。可用“大道不离人伦日用”概括中国哲学立足其上的基本建制——道器不割、体用不二,以表明这一哲学在根本上处身于形而上学之外,并且依其本质一向就积极地生存于形而上学之外。     

一个耐人寻味的“疏忽”——蒋廷黻与张奚若之杯葛及其“党国／民国”观

蒋廷黻与张奚若系哥大校友、清华同事,且皆曾属以胡适为核心的学人群。但后来蒋在追忆往事时,虽语及张奚若但故隐其名,原因乃是对张有保留意见。二人的分歧,部分地表现于个性气质上,以及对“本土”与“西化”等学术理念上,但这只是表层原因;更深层原因乃是政治倾向上的分歧。张早年即参加南京政府,并曾仕途受挫而对当局颇为失望;蒋虽自学生时代起即热心政事,但直到归国任教十年后才逐步涉足政治,故其对政治颇有热望,对蒋介石政权亦多有期待。张希望当局尽速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落实民权改善民生．而蒋在拥护“开明专制”,通过实行“新式独裁”使中国尽速实现现代化、应对国难。日后条件成熟时,再实现真正的“宪政”。随着国难的加深,二人在国家主义和人本主义上的分歧愈益凸显。这种政治理念上的差异,促成了二者不同的政治选择和从政实践。最后蒋、张二人分别选了国、共两当,经历了迥异的政学人生。当然,二者的政治生涯粗看迥异,但都多有坎坷;其曲折、复杂之程度,皆远超乎其治学、议政时的预想。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层次结构与体用

文化史研究自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提倡后,扩大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为渐趋沉闷的传统史学增添了新的活力。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反思历代修史“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因而他在其史学活动的后期,潜     

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对国民性的剖析与重构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出于对中华民族深深的挚爱,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而剖析的目的在于重构,即把近代中国国民培养成具有多种知识、健全的近代人。虽然软弱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但却加快了中国人近代化的进程,并给后人以深远的历史启迪。     

论邓刚中短篇小说创作特色

一九八四年,程德培在《上海文学》第四期上最早提出邓刚小说的“两个世界”问题,并认为邓刚小说创作特色是“铁味”与“海味”。应当肯定,程德培这一概况看法是符合当时邓刚小说创作实际的。从一九八五年以后,邓刚小说创作出现了深刻变化。也可以说近年来邓刚小说创作出现了新的世界,即邓刚近年来着力于创造的“心理场景”世界,也可以说是表现人的生命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邓刚审美趣味得到了较为充分地展露。这样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