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唐凤翔劫迁

晚唐以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坐拥关中地利,跋扈干政,多次图谋挟天子以令诸侯。天复年间,他合谋宦官将唐昭宗劫迁至凤翔,通过矫造诏敕、把持人事甚至幽禁天子等手段专权擅政,终遭朱全忠干预而失败,直接促使唐廷走向覆亡。     

论企业并购后的知识资源整合

并购是企业进行产业整合和发展中常见的一种经济活动,并购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并购双方现有物质资源的整合策略和整合效果,而且取决于并购双方知识资源的整合策略和整合效果。为此,不仅应对并购后形成的物质资源实施合理的整合策略,而且还必须对并购双方企业的知识资源进行整合,以减少或消除并购后因双方知识存在差异而产生的不协调甚至冲突问题,形成符合并购后建立的新企业发展要求的知识资源,确保企业竞争优势的持续性。     

韩愈的儒学转向:背景、要害及其他

韩愈不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发动者和首倡者,而是一个儒学转向者。韩愈儒学转向的政治背景,是啖助以来的尊王攘夷气氛。韩愈尊王的代表作是《拘幽操》,而攘夷的代表作是《谏迎佛骨表》。这一转向的要害,是尝试为儒家儒道建立一种新道统和新文统。新道统强把孟轲赓续于孔丘周公之后,新文统强把扬雄赓续于刘向两司马之后。韩愈对扬雄的偏爱,大概起于少年时代。     

"洋学"家的"尊王"论在日本近代政治体制形成中的作用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从"尊王攘夷"一变而为"尊王学夷".围绕政治体制建设,以向西方寻求政治体制楷模为目的的"洋学"家,先后提出了各种政治理论,尤以主张"君民同治"的"英学"家代表小野梓的理论,主张"人民主权"的"法学"家代表中江兆民的理论,以及主张"主权归一"的"德学"家代表井上毅的"尊王"论最为突出,这些理论均对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给予了肯定,即均具有将西方政治体制和日本传统政治体制相结合的"尊王"色彩.但"尊王"色彩的强弱及其本质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在日本近代政治体制形成中各具有不同作用.日本近代的政治体制是经由"英学"家倡导,"法学"家警示,"德学"家定论而最终形成的.     

试析李克用在晋汴争霸中失利的原因

唐末农民起义失败以后,唐王朝的大地上出现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在众多的军阀中,李克用和朱全忠无疑是实力最强的两大军阀,而李克用最初的实力又在朱全忠之上。然而二霸相争的结果,却是朱全忠称帝建立梁朝,李克用退居河东一隅之地,直到其子李存勖继位,才击败朱梁...     

齐桓公治国方略与经济发展

齐桓公是一位有为有道有德之君。他推行政治、军事、经济改革,以朝天子、尊王攘夷、霸诸侯为治国方略,富国强兵,改善人民生活,使齐国成为五霸之首。     

唐朝后期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

在唐文宗到唐昭宗年间南诏与唐朝且战且和,直到唐朝、南诏灭亡,在这个时期,唐朝与南诏的关系仍然是一种隶属关系。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双方也试图建立一种稳定的友好关系,但是历史的发展已经需要重新寻找平衡点,所以唐朝与南诏在最后的博弈中,双方都耗尽了各自的实力,随着双方的灭亡结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浅析孙复的春秋思想与尊王理论

孙复的经学方法不拘泥于汉、唐经传笺注章句,而断以己意,以发展独立而完整的义理解释。他治《春秋》,不仅大胆怀疑经传。而且直接补充《春秋》经文字脱落的地方,以进行义理解释,继承了韩愈以来的道统论思想,强调“文以载道”。孙复的春秋学着重阐释“重礼”与“尊王”思想,其核心是尊王,推崇“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理想政治。”     

生计框架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生计框架倡导一种“自下而上”的底层动员和地方主导的发展。其基本假设是“穷人并非一无所有”。它以农户为基本分析单位,从农户的优势而非需求入手,分析其生计资本、内在潜力以及采取的生计策略。该框架侧重于从减贫的维度切入农村问题,倡导一种基于穷人现实和“以人为中心”的农村发展。它认为农业只是穷人获取生计资源的一种生计策略,强调关注个体和农户所从事的职业、维持生计的多种方式和复杂生计活动的组合。它将农民视为具有能动性的、能利用各种资源积极构建生计策略且有能力改变社会结构的行动者。它关注土地与贫困的动态变化过程、社会结构对土地资源获取的影响以及土地资源的分配、组合与利用的微观实践和背后的权力与政治关系。生计框架的工具化和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复杂的政治和权力关系,因此受到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学者的批评。     

红色资源的心理效应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策略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红色资源作为教育载体，其目的是以红色资源作为心理刺激物，把渗透在红色资源中的思想和精神同化到人的认知结构中，以改善教育主体的心理认知结构，促进心理品质提升。本文主要以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心理学效应为研究的突破口，系统剖析了红色资源在促进个体心理成熟中的地位、作用和运用策略。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以道事君：方孝孺与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

方孝孺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道事君、以道辅主,这种政治思想在与朱元璋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朱元璋杀掉了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在位的三十多年间虽几次召见却不启用他,方孝孺并不仇怨朱元璋,相反却极力赞扬朱元璋。方孝孺对朱元璋的颂扬,是看到朱元璋所实行的政策中有符合其政治思想的内容。方孝孺对待朱元璋的态度,反映出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典型特征。     

太原功臣与武德政争

在唐代开国过程中,太原功臣跟随李渊起兵,并且在从晋阳至长安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随着李渊从军事政权首领向帝国皇帝身份的转变,其集团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太原功臣逐渐被冷落,李渊通过《褒勋臣诏》对他们的身份做出了限定,使之成为一个仅享有“免死”特权的群体。然而,太原功臣们并不甘心,于是,在武德年间的政治斗争中,他们日益分化,为了自己的出路而选择不同的立场。他们在政争中的命运,映射出了唐初政权性质的变化,也揭示出了唐初政权结构的某些特色。     

两晋之交司马氏正统南移的过程

为了考证西晋末年政权剧变造成皇权传递的短暂混乱,揭示这一时期皇权正统南移的过程,运用实证方法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分析认为,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导致政权崩溃,继以异族入侵、五胡乱华,中原局势土崩瓦解;洛阳重臣纷纷于各地拥立司马氏近枝宗室建立临时政府——行台．均以正统自居;琅琊王虽于此前经营江南半壁已具称帝之势,但种种原因使他在正统性上存在棘手问题,致使其一直默默无闻,直到晋元帝建鼎江南才真正完成帝业南移。     

朱元璋与明初理学

明王朝创立者朱元璋出身草根,但他自幼怀有强烈的读书之志,在其反元斗争中,主动寻求机会结交儒士,学习文化,既得治国用世之人才,又得指点其认识和理解儒学精义之师,进而亲近儒学,为他建立明朝即选择并确立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与汉、宋等王朝开国以后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思想酝酿阶段才确立其政治统治思想有所不同,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便确立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因此,朱元璋在近臣解缙的建议下,开始排除杂书异说而旨在思想一统的＂勒成一经＂的理论编织。由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其子明成祖朱棣直接领导和导演下,打着＂家孔孟而户程朱＂的旗帜,开始了大规模地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理学巨著。明初三部《大全》的编纂最终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朱元璋以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统治思想的开局,使得明初理学成为政治权威原理和统治工具,理学原有的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受到窒息,失去了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出现了理学发展的危机,成为王学崛起的理论前提。     

凉州论氏家族事迹考

自公元699年赞婆、弓仁附唐,居家凉州,后历诚节、惟贤兄弟,论氏家族三代从戎,战功卓著,仕宦显赫。安史之乱,诚节率诸子及其家僮,扈从肃宗还京。朱泚之乱,惟贤恪勤贞固,始终不渝;惟明仗义勤王,扈驾巴梁。本文对唐代凉州论氏家族三代百余年间事迹作了较深入的探讨。     

论拜占廷帝国科穆宁制度的历史作用

科穆宁制度是1081年阿莱克修斯上台后建立的以皇帝为中心、以皇帝的家族为统治基础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确立了皇帝家族和军事贵族的统治地位,建立起庞大的皇帝家族对非皇帝家族的绝对优势,为科穆宁王朝前三位皇帝提供了坚实的统治支柱,使他们加强了中央集权,恢复并保持了对贵族、官僚政治、军队和君士坦丁堡民众的控制,最终遏制了11世纪以来十分严重的贵族叛乱和阴谋活动,为拜占廷帝国在1081—1180年出现的百年繁荣局面奠定了基础。     

秦王李茂贞与秦王陵

秦王李茂贞是唐末地方割据政权的藩王，其所建立的岐秦政权偏居西秦近60年，在唐末五代的政治舞台上有重要影响。通过近年来对秦王王陵的考古发掘和对文献资料的研究，发现秦王陵兼具唐陵葬制和宋金墓葬的特点，在中国帝王墓葬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李白待诏翰林和出宫原因探微

在李白待诏翰林的学术观点上,现在通行的关于推荐李白的人皆不可信,真正发现李白并招之入宫的是唐玄宗;李白出宫的原因是唐玄宗对李白了解以后审时度势的安排,这也不失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决策。     

孟知祥之顾命大臣的政治命运及后主前期的政争

后蜀高祖孟知祥临终时,选择了勋臣赵季良、赵廷隐、王处回、张公铎、李仁罕、侯弘实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尚当冲龄的幼君孟昶,此6人均曾为后蜀的建国立过不世之功。但孟昶即位后为了加强皇权,和旧臣展开了持久的权力争夺,导致了旧臣们政治命运的升降沉浮。他们或被杀或被罢（当然也有的得以善终）,直至完全淡出政治舞台;而孟昶则起用了一批毫无政治远见的新贵,他们的一连串的决策失误无疑加速了后蜀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