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诸族创世与起源神话考原──兼与“东北亚的圣母柳花”说商榷

读罢韩国全北大学李钟周教授在《社会科学战线》２000年第一期发表的《东北亚的圣母柳花》(以下简称《柳》文)一文，确感有值得商榷之处。《柳》文主要学术观点大致有三：其一，将满族兼及东北亚诸族的创世与起源神话都归之于柳母神；其二，又将东北亚诸族的柳母神崇拜起始尽归之于《三国史记》中始现的“河伯之女柳花”；其三，再将高句丽神话的“解慕漱 河伯之女→朱蒙”结构与檀君朝鲜神话的“檀君 河伯之女→夫娄”结构加以比附，最终推导出高句丽及东北亚各族的文化精神是源于檀君朝鲜系列，今日犹存的东北亚诸族创世及生命起源神话，…     

古朝鲜文化探源

古朝鲜文化有三个来源：一是中华古老的汤谷扶桑十日神话,汤谷指朝鲜半岛东南端观日出测日景之地,也是朝鲜一词产生的人文基础。二是颛顼高阳族团文化,颛顼萨满文化、卵生神话与人工改变颅形习俗影响古朝鲜文化。三是殷商文化,殷商先起于东北并影响东北与朝鲜半岛,古辰国是商族海外属地,箕子所以“ 走之朝鲜”正与之有关。     

朱蒙考源

朱蒙是高句丽始祖,又是第一代国王的名字,在高句丽人的眼里,具有神圣而又神秘的至上地位。关于朱蒙名称来源及其真实含义,论者绝少,虽然中外学人在考述其它问题时偶有涉笔,却无深说。近年,通过史料的翻检和分析,笔者得出这样一个认识:朱蒙最初是太阳的称谓,渐后成为崇日民族的始祖神,再后,做为政巫合一的称号,乃有了王的含义。由于古代方音复杂,朱蒙音读常生变化,多有异书,但若细心品咂,皆未脱却朱蒙二字的声韵。朱蒙音义变化的研究,对于探寻高句丽鲜为人知的史源,定有裨助。 一、朱蒙的别名和姓氏 关于朱蒙神话般的问世及其名称含义,《魏书·高句丽列传》记曰:“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即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 朱蒙另有许多别名,如东明、邹牟、中牟、众解等。朱蒙和别名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曾予探索,分歧焦点,集中于朱蒙和东明是否音义相通。早年金毓黻先生持肯定态度:“东明音近朱蒙,当为一事”。近年有人认定:东明是王号,朱蒙是名。另有观点认为,高句丽称其始祖名字时为朱蒙,赋予始祖神圣意义时则称东明。又有人称:朱蒙、邹牟、众解     

也谈高句丽柳花神话

韩国学者李钟周先生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分析高句丽始祖起源传说，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①但是，由于李钟周先生没有将高句丽始祖起源传说放入历史的框架中考察，没有注意到此传说产生及演变的历史背景，使其立论建立于错误的前提之上，因而其文章得出的结论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本文试结合高句丽史事谈谈个人对此问题的看法，求正于李钟周先生及东北史界先达。一中国史书所载高句丽始祖起源传说与朝鲜古籍基本相同，只是未提到河伯女与天帝子解慕漱私通一事。最早记载此传说的中国史书是《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者，出于夫余…     

商人的发展及其神话浅说

商人以其始祖契封于商而得名。作为华夏集团中的一支中坚力量,商人发祥于河北南部、辗转发展壮大于河北河南山东一带,最后代夏而政,实现了由邦国向王国的转变,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商朝。作为邦国的商人和作为王国的商朝,他们秉持天命观的意识,尊崇多元化的神灵,频繁祭祀占卜,用神权行使王权,用王权维护神权,形成祖先、天神、地祇崇拜体系。商人的这种神话文化促进了商人的发展,加强了王权的权威,维护了商朝的统一,扩大了华夏族的范围,壮大了华夏族的规模。     

中国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读《中国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史》

常言说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 ,镜子可正衣冠 ,研究历史可知兴替。那么研究中国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史 ,可知中国朝鲜族的由来和中国朝鲜族社会文化形成发展的轨迹 ,揭示中国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而由孙春日主编的《中国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史》(延边教育出版社 2 0 0 2年 6月出版 ) ,阐释了民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 ,指出了中国朝鲜族作为民族共同体未来发展方向 ,可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对一个民族的研究历来角度繁多 ,而本书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切入探讨 ,从中回答了两个问题 ,一是民族的生存环境问题 ,一是民族文化…     

从上古神话的流变看《楚辞》中的神话材料

《楚辞》是研究先秦神话最重要的书籍之一。随着《楚辞》研究向文化民俗、神话生态领域的不断开拓，对其民俗神话背景的研究亦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但能将上古神话的流变、楚文化的渊源与《楚辞》的神话背景等问题结合起来做一通盘分析的文章并不多见。本文从楚文化的渊源、发展及与其它文化的关系等背景材料出发，对《楚辞》的神话源流等问题重加整理。本文认为楚文化源于黄河以北豫北冀南的中原地区。在中原文化与西南地区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楚地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地位和作用，丰富了楚地神话的民间传承，为屈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化轨迹

中国古代神话中反映了重血统观念的倾向,形成了一个个以自己祖先为中心的后裔圈,始祖神与天神合而为一,孕育着后天神话历史化的因子。至西周,周人对殷人的“帝子”观加以改造,创造出了“天命”观,将大部分干预现实生活的远古神圣们逐出神坛,代之以天德,将道统融入血统观念,形成了近人事而远鬼神的文化意识。春秋至战国的禅让说,将远古神话传说中的神话英雄变成了人间帝王。不可改造的神怪纷纷被淘汰,直接导致了神话历史化。降至战国,学者们对神话进一步整合,形成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一五帝系统,神话与历史完全接轨,汉人司马迁的《史记》选择了这种改塑,将五帝系统纳入正史范畴,宣告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完成     

儒家神话论

儒家有无神话?传统的文学本位观的神话研究和理性思维视野下,儒家似与神话无关。面对当今世界性儒学热潮,如何重新从儒家思想内部概念体系中发掘其文化价值和力量源泉以为回应,就成为一个新的命题。在儒学话语体系中,虽然没有和西方神话一词完全相对应的概念,但却有着与myth意义相通的神、圣及无数的圣言、圣话和数千年的圣物所见证的神话。文章即从神话概念的反思入手,立足神话意象和神话历史语境,探究信仰支配下的神圣叙事,在提示更新现代中国学术神话观的基础上,借镜于荀子解蔽精神和福柯人文科学考古学的求真思路,以及几千年来的宗庙礼乐实践的现实语境,重审儒学与儒教之争,提出儒家神话的当代课题,利用具有文化基因和原型编码意义的神话这一可以直接上溯到文明源头的超学科概念工具,介入中华文明探源和经学系统,论证儒家话语体系中的圣、德、天命、礼仪等核心概念的宗教学、神话学背景,从神话与仪式的对应关联重新考察儒家思想的礼乐之根,超越儒道对峙的两千五百年小传统,发掘儒家神话背后更加深远的华夏大传统与复数的古史线索。具体而言,儒家神话可从以下六个层面进行探源研究:以凤、麟、玉等圣物为代表的儒家神话意象系统;以圣人崇拜为基础的尧舜禹汤文武圣王谱系的儒...     

基于神话批评视角的女娲与赫拉原型探讨

女娲和赫拉都是中西方神话中重要的上古女神,她们都作为女性神而存在,拥有着母性色彩和创世造物的神性能量,她们与人类的起源有着密切关系,但同时由于地域特征、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民族文化等因素的不同,女娲和赫拉在性格秉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性。通过研究和分析这些异同,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以他们为原型进行的文学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的刻画,解读这些艺术形象背后所承载的深层次的传统文化内涵。文章即以此为研究背景,在阐述了中西文学中女娲和赫拉这两个神话原型的基本特点的基础上,从神话批评的视角对二者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了二者形象差异形成的原因。     

甲骨文“首祀”纪年考

殷商晚期文丁、帝乙、帝辛三世周祭甲骨用“祀”来纪年，但至今学界未明确释读出表示第一个祭祀周期的纪年形式，同时学界对甲骨文“口祀”的释读意见不一。论文以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为出发点，以陈寅恪、徐中舒、饶宗颐、邢福义、叶舒宪等先生提出的“多重证据法”为指引，结合文字学、历史学、语言学、方言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证据对以上两个问题展开系统性考察。论文认为：1)从文字学角度证实了古文字阶段“首”构件除了直接描绘其形外，其字形类型谱系还有两个系属，一是取意首部轮廓型“■”,一是凸显首部器官的特征型“眉—目—自—白—囟”。2)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了“口祀”类材料之语音系联、语境位置、意义特点和功能分类，阐明“口祀”是纪年性质的语言材料。3)从方言学、民族学和甲骨文内在的纪月特征阐释了华夏族“头月”“头年”的专名化倾向。4)从历法谱系角度考察了“口祀”纪年材料与“元祀”的相容性，结果显示二者自洽的可能性较大。5)学界认为“口”形可以表示“首”,这是可信的，以往释作“口(曰)祀”或“廿祀”的甲骨文即为表示第一个祭祀周期的纪年形式“首祀”,“口”形实为“首”之简体，属于轮廓型“首”构形。这无疑是将始于...     

“孔子的真精神”系列之十 尽其性,俟其命——儒家性命之道与死亡哲学

法国哲学家加缪在他的名著《西西弗的神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他问题——诸如世界有三个领域,精神有九种或十二种范畴——都是次要的,不过是些游戏而已。他举例说,伽利略因为生存原因放弃日心说的主张无可厚非，因为“地球或太阳哪一个围绕着另一个转，从根本上讲是无关紧要的”，不值得为这个所谓的“真理”遭受火刑。     

“词曲递变”初探——兼析“唐曲暗线说”和“唐宋词乐主体说”

文学史上的"词曲递变"问题由于年代久远、线索断裂错综而遗留并因20世纪"进化论文学史观"强势书写而遮蔽。"词曲递变"是宋、金对峙时期在南(南宋)、北(金)两个路向上多元发生的,并非线性的进化,即在词曲递变的总趋势下,有着南、北两个独立的路径,其过程与内涵并不等同于因王朝更替元曲对宋词的代兴。南、北音乐文艺和歌舞艺术系统的差异和分立,以及"近世文化"的"宋型"和"金型"之别,决定了"词曲递变"在南、北两个独立的路向发生。"词曲递变"的内涵可以表述为:南宋与金朝对峙时期,北宋以降由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雅俗二维构型的"近世文化",其二维结构中的雅俗文化已经发生动态消长——文化权力下移、勃兴的市民俗文化日益改变着原先二维结构中的不平衡的弱势地位,并由此导致了社会心理和审美趣尚、审美心理的进一步的"世俗化转向",在此意义上"词曲递变"就是新一轮的"雅俗递变";而作为直接动力的音乐文化传统的嬗变决定了词体文学和曲体文学音乐文艺中心地位的变化及其文体功能迁变——伴随曲体文学和词体文学的音乐文艺中心地位的易位,由词体到所谓"散曲"是抒情性、抒情功能向抒情、叙事功能的迁变,由词体到所谓"剧曲"是由抒情性向表演性的迁变。辨析"唐曲...     

重读“五四”

本文通过对“五四”的重读，就几个有关“五四”的敏感话题发表了看法，对以下观点作了详尽的分析：所谓“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所谓“五四”在文化上的“欧化”倾向严重丧失了“民族主义”的立场；所谓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文化失范、价值无序、道德失落等问题是由于“五四”对传统道德的批判过了头；所谓“五四”在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关怀方面有所缺失。文章认为，随意抹杀“五四”的历史功绩是一种轻率的、不严肃的态度。如果能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将“五四”摆到本世纪文化发展的特殊语境中考察，我们就能看到，本世纪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五四”的开创之功，“五四”所提出的许多文化命题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创新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

人们为什么要进行创新？江泽民同志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分析：“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这就告诉我们，创新源于实践不断发展的需要。《文选》中对“创新”问题有大量的论述，文章标题中包含：有“创新”一词的就有7篇。从文章的内容看，早期文章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科技创新，而后期文章则更多探讨体制创新、制度创新问题，并进而涉及到理论创新乃至文化创新等全面创新的问题。     

“制倭”与“通贡”：嘉靖倭患时期的“宣谕日本”问题研究

嘉靖“大倭寇”发生后，明朝廷在抗倭同时也讨论了通过宣谕日本政府寻求协同禁倭的计划。但因考虑到“国体”问题，暂时予以搁置。之后胡宗宪等提出以“地方有司”名义宣谕的建议，被明廷采纳并相继派遣蒋洲、陈可愿等出使日本。同时也计划通过朝鲜进行转谕作为补充，但因朝鲜的婉拒及抗倭战争的暂时胜利也暂时予以放弃。随同蒋洲、陈可愿归国的不仅有王直部属，还有日本大友氏使团人员。明朝政府虽然诱捕了王直，但对大友氏使团却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并希望通过大友氏的转谕，能与“日本国王”重新展开“制倭”与“通贡”的交互协作。后来的唐顺之等人还曾有过通过朝鲜再次“招谕”的计划，但终因唐氏的突然离世而作罢。明朝对大友氏的“却贡”并非为了断绝与日本的交往关系，而是对合乎东亚传统“礼治”秩序的中、日关系的一种期待。丰臣秀吉在制定征明计划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将所谓“大友氏朝贡被拒”作为借口之一，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政治狡辩。     

重构门多萨的“金蛇王权”想象——论16世纪中西关系史的形象塑造

如何把龙这一中国文化负载词翻译到印欧语境中，是困扰了中外译者几个世纪的难题。16世纪的西班牙汉学家门多萨曾用“金蛇”(serpiente dorada)来表征中国皇帝的权力符号。尽管现下汉语学人也关注到了早期汉学家使用“蛇”来翻译“中国龙”的转码策略，但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权宜之策，却忽视了两者在中世纪语境下都具有浓重的负面意涵。因此，问题的关键并非是“蛇”的负面文化冲击力轻于“龙”,而在于龙是以基督教的异族暴君形象存在于16世纪欧洲文化记忆之中的，而建构这样一种异质文化形象背离了《中华大帝国史》的同一化书写立场。与此同时，作者的同一化意图又被巧妙地编码进了乌托邦式的想象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从中西方遭遇之语境下的具体政治经济经验中解读，这种新文化形态是16世纪中西关系史进程的一种历史折射。     

论“Einfühlung”与“Sympathie”——基于词源学、思想史和翻译史的考察

现象学对他人与主体间性问题的讨论、分析的心灵哲学对他心问题的讨论、伦理学对同感与道德问题的讨论、政治哲学对启蒙情感主义的讨论，不约而同地使对同感(Einfühlung)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热潮。然而不少论者在说理的过程中往往不加区分地将同感(移情)和同情(Sympathie)混淆起来使用，既没有准确刻画同感的本质，也没有对同情概念的复杂含义做深入分析，以致造成了很多误解。通过从词源学、思想史和翻译史的角度对“Einfühlung”与“Sympathie”这两个概念的考察，我们发现后者是一个比前者更古老的概念，前者从出于后者，它分享了后者的其中一种含义(自然哲学意义上的同情),正是这种含义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同感(移情或共情)。在现代思想语境中，前者逐渐替代了后者，成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现象学、实践医学、认知神经科学和公共话语中的核心概念。而后者的另一种含义(道德哲学意义上的同情),则在伦理学中得到了固化，从而成了道德哲学或道德心理学的一个专属概念。     

理解“存在”的三个维度

存在问题一直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为此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解答。存在可以从三个维度去理解。第一，存在自身是无名的，是前语言的。在现代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中，存在被理解为语言，哲学家们认为“文本之外无物存在”，以及“在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这种观点恰恰忘记了何为真正的存在。存在自身是不可描述的，一切描述都已经不是存在自身，勉强可以称之为“无名”，但这个“无名”已经是一种有名。恰是语言遮蔽了存在。语言所建立起来的“世界”，是无名之域后退才出现的，是次一级的存在。第二，在这个语言建立起来的“世界”之中，“看”具有优先性，视觉是存在感的主要来源。视觉隐喻不仅支配着西方哲学，也支配着整个人类文化和每个人的世界。第三，由语言所建构的世界中的存在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亲在和间在。亲在即在场，间在是非在场。亲在或此在是一切存在之根，是存在的逻辑起点。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切存在的确认需以意识为逻辑前提。若没有意识，就没有存在是否存在的问题了。每个人的“宇宙”随着意识的诞生而开始，也随着意识的消失而终结。     

再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

现代人对于中国文论最大的误解,可能在于:第一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学问,第二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理论,第三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文学。文章再次申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所谓"后五四时代",是中国主体思想发挥正面价值,由花果飘零,而灵根自植,而生根开花的时代。此时,对于古典中国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和主动的激活意识。文章以三个方面的"激活"为例:首先,中国文学与美学思想中的阅读传统与意义治疗对于现代人生的缘助作用,以及文论概念与术语的语境化,都是使文论生根、活化的途径。其次,中国文论不只是理论,而且是古典中国的文明素养。主张更深地回到古典中国辞章之学的教养,然后从辞章返义理,而不是像现在,从概念到概念。再次,中国文论不只是文学,应参与时代思想,回答时代的重大问题,并自觉走向世界。一是"安身立命"的传统,回应了现代中国人急于"出人头地"的取向;二是道的权威的义理,回应了现代中国政治思想中一元化的弊端。因而,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既立意与古代传统展开深度对话,也愿意与西方理论充分互动,更有意让现代中国分享成果,其意蕴新新不已,是一长青的诗思之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