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前的重庆银行公会

重庆银行公会自1931年9月25日成立,到抗战爆发前,其组织制度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成为了西部地区重要的金融业自律组织,是西部金融近代化的集中体现.同时该组织在稳定重庆金融市场秩序、协助国民政府整理川省金融及辅助地方工商业的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哲元与抗战前的华北政局

1935年6、7月间,国民党政府与日本达成了屈辱的《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致使冀察主权大部丧失,整个华北岌岌可危。在内外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宋哲元及29军担负起了维护华北主权的重大责任。到七七事变前的大约两年间,“华北问题”成为中日冲突的焦点,并为举世所瞩目,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现代史和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对这段历史作一考察。宋哲元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宋哲元原为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中原大战后     

试论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公务员考试制度

通过对国民政府在抗战前试行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历史进行考评 ,意在弄清二、三十年代该政府实行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前因后果以及其特色、短长和遗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 ,以此作为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推行政府机构改革 ,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历史参考。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的对日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已四十余年,多年来史学界围绕战争爆发原因,对1933—1941年美国对日政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美国对日长期执行绥靖政策,养痈成患,终于铸成珍珠港大败。另种意见认为不能排除罗斯福政府通过牺牲珍珠港,借以从孤立主义的毒雾中唤醒美国人民的可能性。即罗斯福为摆脱孤立主义者的重重包围,制造参战借口,不惜设下珍珠港作为“陷井”。本文试就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日政策及其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关系进行粗浅分析。     

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猖狂攻势严重地影响了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为了阻止战争的进一步扩大,美国对日本实施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制裁。但由于国内外种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制裁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抗战爆发前后张云逸在华南从事的统战工作

西安事变后,在联蒋抗日的方针下,为了争取各地方实力派和各界人士,促成全国团结抗战,一九三七年五月,张云逸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派遣,从延安到达香港,从事华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港期间,张云逸主要是对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促进团结抗日。十一月下旬,主张联共抗日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从欧州归来,路过香港。张云逸作为中共中央驻港代表,拜访并宴请了他,并向他传达了我党欢迎他共筹抗日的意见,布望他经武汉会见周恩来和到延安去。但杨将军当时对     

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剿共”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抗战准备。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战准备,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抗战准备,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依赖外援、受制于人,全面准备、持久抗战,由虚到实等特点。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一方面为“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综合国力虚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一时期抗战准备作用的发挥。     

全面抗战爆发前的蒋日矛盾和南京政府的对策

第一次真实地披露了全面抗战前蒋日矛盾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以及国民党南京政府面对这些矛盾所采取的应对办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升级的态势下,蒋介石南京政府走向决心抗战的曲折轨迹。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外援助与美国军备建设

从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时间里，美国基于其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对各反法西斯国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援助。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最初的有限援助到初步推行租借援助，再到租借援助规模的扩大直至定型。其间，美国军备的建设也呈一个加速度的模式进行，这为盟军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军备基础。     

背离与回归:甲午战争爆发前的美国对朝政策

甲午战争爆发前,美国在对朝政策上最初采取了有悖于传统"中立"政策的积极参与多国联合调停的政策,之后不久,美国最终回归到反对参加一切形式的联合调停的"中立"政策.由于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和国务卿葛礼山的个人原因,美国最初采取了积极参与多国联合调停的政策.但由于美国不希望欧洲列强过多介入朝鲜事务、美国舆论对朝鲜的冷漠态度以及朝鲜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次要地位,美国最终回归到反对联合调停的传统"中立"政策.尽管一再声称保持"中立",但自回归到传统"中立"政策之后,美国采取的完全是偏袒日本的政策.     

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日本的经济绥靖及其原因

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侵华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937年7月7日,日本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由北向南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并积极准备向东南亚扩张。日本法西斯敢于发动侵华战争,并积极准备挑起太平洋战争,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政府长期对日本推行经济绥靖政策,给日本起了输血打气的作用,支持和纵容了这个战争祸首。本文试图就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日本实行的经济绥靖及其原因做一点肤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前辈和同行们。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诉求渐变

为抗战救国,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共真诚地希望加强与国民党的长期密切合作。从1935年8月至1939年初,中共针对国共两党的合作组织形式,依据情势的发展,适时调整其诉求,先后主动提出了“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混合委员会”“民族革命联盟”“民族统一联盟”“国民革命同盟会”“两党关系委员会”及跨党合作的意愿。但国民党和蒋介石要中共“归服”或“融化”的苛求,让退守“组织独立性”合作底线的中共无法接受,这迫使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诉求渐次改变,最终维持于多层面有事商讨的国共合作组织形式,这也是战时国共两党合作过程纷争频繁的根源所在。     

二战爆发前美国对日本在南海地区扩张行动的反应

随着南进扩张运动的开启,日本在1939年初相继侵占海南岛和南海诸岛。对此,美国政府并未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在日本占领海南岛时,美国政府仅仅是持观望态度,评估日本的真实意图,最后向日本发出较为温和的口头质询,回避实质性问题。日本宣布吞并南沙群岛后,美国政府也并未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而是在局势发酵后才对日本的扩张行为表示反对,但仍未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对日本在南海地区扩张行动的回应依然属于对日绥靖政策的一部分,这也是由美国对南海地区的军事价值判断不足、军事实力相对有限以及“中立政策”的影响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其制定抗战政策的主要依据.在民族矛盾占支配地位的抗日战争中,如何对待阶级矛盾,如何进行阶级斗争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将阶级矛盾的解决置于解决民族矛盾的主要任务之中,将抗日战争作为一场人民战争对待.国民党在抗战中以解决民族矛盾为由收紧其对内政策,限制人民民主权利,无形中分化了自身力量.不同的政策也预设了两党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控制全国经济的努力和国家资本的发展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在完成全国军事统一以后,企图依靠统制经济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发展国家资本,加强对全国的经济控制,但效果并不明显,而随着金融危机的出现和币制改革的进行,国民党实现了对金融的控制,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民党的统治并为抗战国民党国家资本的扩张奠定了初步基础。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铁路工人的管束

旧中国铁路工人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之后,极力管束铁路工人,主要措施有:在国有铁路局建立国民党特别党部;“整顿”铁路工会组织,使之成为国民党特别党部直接控制下的“官办工会”;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工人教育,利用法规和人事档案制度,规范工人行动;注意适当改善铁路工人的福利待遇,组织铁路员工消费合作。这些措施,既加强了政府对铁路工人的控制,亦有利于铁路运输的发展。     

芦沟桥抗战何以成为全国抗战的开端——纪念全国抗战爆发五十周年

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指出:“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芦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芦沟桥抗战,为什么会成为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开端、起点,而不仅仅是局部地区性的抗战?我以为主要是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在芦沟桥抗战后,确定了抗战的方针,发动了全国规模的抗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全面抗战爆发后社会各界对乡建运动的反思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所需与除旧革弊的现实召唤共同推动下,社会各界对以往的乡建运动进行了反思,认为目标不一、工作无法统一、经费上难以为继、缺少切实可行的方法、缺乏强固严密的组织等是过去乡建运动缺乏实效的原因。同时认识到战时的乡建运动除了要依靠政治力量、注重人员建设和组织建设,还要进行抗战总动员下的物质建设、精神建设、自卫建设;战时的“乡村建设”是“抗战建国”的基础,目标是实现“抗战建国”。爬梳和评析社会各界对乡建运动的反思结果,可以为时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重要历史资鉴。     

简论全面抗战爆发后德国的对华政策

过去,国内许多中国现代史专著、教科书,在论述全面抗战爆发后德国对华政策时,几乎都这样写道:德国一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实恰恰相反,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德国出于自身利益和全球战略的需要,采取了客观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政策。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响和关注。此时,既与日本结盟,又与中国友好的德国,经过反复权衡之后,于7月20日指示各驻外使节:“由于我们在远东的经济利益以及我们的反共政策,我们极为关心事态的进展,迫切希望事件早日和平解决。”7月28日,德国外交部在给其驻日大使狄克逊的训令中又指出,“日本欲以中国为     

抗战爆发与文学观的变移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抗日战争对中国新文学和文学观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新文学在继资产阶级性质的人道主义文学观、无产阶级性质的阶级论文学观的演变之后,在抗战爆发时又确立了全民性质的民族文学观。在整个抗战期间,民族文学观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同时又与阶级论文学观发生着此消彼涨的复杂统一关系。最终随着抗战的结束,民族文学观退出文学历史的前台,阶级论文学观重新占据主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