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化的逻辑结构与文人化的形象表达——从两篇“万言书”看北宋奏议文的艺术感染力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与苏轼《上神宗皇帝书》是北宋重要的奏议文献,更是具备一定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王、苏二人将学术化的逻辑结构与文人化的形象表达掺入北宋奏议类文章的创作中,带给北宋奏议类文章些许新鲜元素。本文从文章学的角度,通过分析王、苏两篇"万言书"的文法妙处,初步揭示古代奏议类文章产生审美价值的缘由。     

和珅的末日

宫廷之变公元1799年,即清仁宗己未四年,高宗皇帝驾崩。好在四年以前,他已经将皇位移交给了仁宗皇帝嘉庆,不会导致皇位的青黄不接。宫廷内外,朝野之间,秩序一片井然。高宗皇帝的丧葬大礼举行之后的一天,仁宗召集文武百官,齐集故宫太和殿议事。文武百官一一朝见君王,山呼万岁。和珅也恭恭敬敬地走到仁宗皇帝面前,口中说着“文华殿大学士、一等公和珅,恭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就要行参拜大礼时,仁宗皇帝突然一拍龙椅,大声喝道:“给我拿下!”事出仓促,和珅还在一头雾水之中已经被宫廷侍卫按倒在地,五花大绑起来。“和珅,你可知罪?”仁宗铁青着…     

包拯与"庆历新政"

包拯虽不是庆历新政的策划者,但他却是积极的坚定的支持者和执行者.庆历新政失败之后,维新派大臣人人被罢官下狱.包拯却七次上疏辞呈,仁宗皇帝就是不允,这既表明仁宗皇帝对包拯的网开一面,也揭示出封建统治者上层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     

从北宋后期文坛看文学创作和政治斗争的关系——变法与反变法斗争时期的文学

文学创作和政治斗争有没有关系呢?我们不妨考察并温习一下北宋后期的一段历史。十一世纪真宗、仁宗、英宗这三个朝代七十年间,是赵宋统治下封建经济发展时期。但由于他们在发展生产方面做的事情不多,而耗费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倒不少,这个时代并没有出现象汉唐那样的繁荣盛世。正象嘉祜三年(1058)王安石《上仁宗皇帝     

论王安石的“荆公新学”

王安石二十二岁中进士后,担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多年,目睹北宋社会危机深重和人民的贫困生活。在仁宗时期,他曾上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直陈时弊,提出变法主张,但未为仁宗、英宗两朝所重视。神宗就位后,在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便两次任命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法,旨在抑制兼并、放宽压榨、推动生产、富国强兵,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为着进行变法,王安石不仅改组太学和地方学校,     

王安石的《言事书》与司马光的《论财利疏》

北宋中期,一些有识之士从爱国爱民出发,奔走呼号,上书言事,力主改革弊端,振兴朝政,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简称言事书)及司马光的《论财利疏》,是当时有影响的书奏,通过对这两篇书奏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了解王安石、司马光的政治经济思想,而且可以了解王安石为什么推行变法,以及司马光反对变法的原因,由于史学家对《言事书》评论较多,而对《论财利疏》则重视不够,本文重点探索后者的内容及其意义,     

王安石在鄞县的事迹考略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是我国北宋时代的一位大政治家、大学者,列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在二十岁以前,曾跟随父亲王益宦游过今天的江西、江苏、广东、河南等省许多州县,对官场现状与风土民情有所了解,早具“矫世变俗之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二十二岁登进士第,从这年直到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四十九岁时提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以前,他先后担任过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皇帝秘书)等职,在同僚中声誉卓著.仁宗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中提出了一整套革新政治、改革教育、开源理财的主张.熙宁元年(1068),神宗召见他,     

关于北宋“积弱”几个问题的探讨

赵匡胤在十世纪中期建立的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封建帝国中最为怯懦、贫弱的一个皇朝。它北边抵档不了契丹(辽国)的掠夺,西北边招架不住党项(西夏)的进攻,始终无力扭转边防被动和国势贫弱的局面,被史家嘲之曰“弱宋”。 北宋皇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养兵数量庞大,为什么会成为“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王安石《临先川生文集》卷39《上仁宗皇帝官事书》)的弱宋?为什么会出现“兵多而战未胜”(《续资治通长编》卷44,真宗咸平二年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疏)的局面?千百年来一直成为人     

吕夷简与宋仁宗之关系

吕夷简作为北宋前期执政时间最长、最受皇帝宠信的宰相,自宋迄今,褒贬不一。而从宋仁宗与吕夷简信任关系的建立,吕夷简自身在仁宗亲政初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仁宗对于吕夷简的宠幸三个方面则可看出,吕夷简之所以权倾朝野,不仅因其擅权,在皇权并不薄弱的仁宗朝,仁宗在其背后所给予他的支持才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实际上,吕夷简扮演了仁宗亲政前期帮助其把持和稳固朝政的角色。     

改革之本首在人才——中国古代改革经验的一点借鉴

在我国历史上大小改革不可胜数,其中著名的、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就有数十起之多。所有这些改革,其目的大多是想通过改革图存求强,然结果却成败各异。究其原因,固非一端,但如王安石在为变法而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说,“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巳”。可见,影响改革成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人才问题。纵观数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改革能否成功,从人才因素这一角度看,主要取决于这样有机联系、相辅相成的几方面条件。     

王安石的德育思想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出身于中下级官吏家庭,少年时曾度过一段“贫苦患难”的生活,这使他比较接近下层人民。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提点江东刑狱等职。长期的地方官吏生活,使他了解了宋王朝当时吏治的腐败,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以及中小地主破产和农民生活痛苦的种种情况,因而产生了变法主张并逐渐形成了他的变法思想。嘉佑五年(1060)他写了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谁增“权”字：宋仁宗继位初年丁谓、王曾政争发覆

乾兴元年真宗驾崩,在起草“遗诏”时,是否于命刘太后“处分军国事”上增一“权”字,《宋史》两处记载截然相反,《王曾传》称王曾坚持添入“权”字,而《丁谓传》却云是丁谓“增以‘权’字”。据当时诸记载,可知《王曾传》的说法源自王曾之弟王皞,但其说法并未为北宋中期编纂《仁宗实录》《两朝国史》的史官所认可。本文通过辨析王曾、丁谓究竟谁欲于“遗诏”增一“权”字,揭示仁宗即位初年,王曾、丁谓政争之起因、过程以及其隐藏于文献记载背后之隐衷。     

略谈王安石及其变法

宋代到了仁宗时期,阶级矛盾尖锐,民族危机严重,政府财政空虚,整个形势,犹如大病缠身,“待时而发”,已经到了“不容怠忽玩惕之时”。正如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指出的那样:“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讠思)(讠思)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在当时士大夫中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改革的尝试。到了宋神宗时,一方面社会危机更加严重,另一方面神宗也有改革的意图,而王安石又是当时改革中的一位有声望、有魄力、有远见的政治家,于是变法的重任就落在他的身上。     

欧阳修巧语参包拯

历史上的包拯．与民间相传的差不多，确实是个大清官。他脾气刚直。铁面无私，做开封府尹的时候．连皇亲国戚都怕他，更不用说那些鸡鸣狗盗之徒了。他把京城治理得非常好，深得老百姓的爱戴．也深得仁宗皇帝的信任。     

宋代进士科举制度改革对律赋的影响

宋代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四位皇帝对进士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从而深刻影响了宋代律赋。仁宗于天圣五年(1027)下诏提高了策论的地位,而律赋地位却开始下降。神宗接受了王安石的建议在进士科举考试时候罢了律体诗赋包括律赋,而代之以经义、策问等体例的议论性文章。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禁止士人写作律体诗赋,如有违反,“委御史台弹劾。”因此律赋成为了徽宗褊急性格的牺牲品。高宗考虑到党派平衡,权力制衡,于建炎二年(1128)采取律体诗赋、经义并取的策略。经过改革以后宋代律赋的地位相较唐代律赋的地位有很大下降,而且数量和质量相较唐代都有很大下降。由此可见宋代皇帝对进士科举制度改革对律赋的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     

宋代州县学的赐《九经》与藏书制度

九经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贡举科目。州县学校得到皇帝赐《九经》,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皇帝给地方学校赐教科书,对州县学的发展壮大和州县学的藏书制度的建立、完善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略论制约我国古代改革成败的人才因素

在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大小改革不可胜数,然而其结果却成败各异。诚然,其成败原因很复杂,诸如,改革的内容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合乎时代的要求;改革的方针、政策是否切合社会实际,得到人民的拥护;改革的方法、步骤是否得当;改革的措施是否得力,是否正确,等等。然而,正如王安石在为变法而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指出的:“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人才问题无疑是影响改革成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纵观历史经验教训,制约改革成败的人才因素大致上有这样有机联系,相辅相成的六点:第一、改革的领导者是否真正具有领导改革的才能。     

制造荣耀——乾隆帝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的历史书写

作为后金（清）崛起的重要战役,萨尔浒之战被清朝历代皇帝所追述,而对于其战争场景的文学表述却各有侧重。《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下简称《书事》）是一篇乾隆帝为记述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萨尔浒一战以少胜多的追忆文章。文章以乾隆帝《书事》为中心,通过比较萨尔浒之战亲生经历者的追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帝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皇帝康熙的追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从文体选择、文章结构和文本内容三个方面,可以窥探乾隆帝在《书事》中看似平常的战争描写背后关于维护正统地位、理顺君臣关系、警示子孙及八旗将士的政治诉求。     

刘筠生卒年考

刘筠,字子仪,大名(今河北大名)人。举进士,历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给事中、御史中丞、龙图阁学士等职,为著名西昆体诗人。《宋史·本传》未记其生卒年,但云:“筠素爱庐江,遂筑室城中,构阁藏(真宗)前后所赐书,帝(仁宗)飞白书曰:‘真宗圣文秘奉之阁’。再知庐州,营冢墓,作棺,自为铭刻之。既病,徙于书阁,卒。”今《辞海》文学分册、《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等书“刘筠条”均未能标明其生卒年。据王偁《东都事略·刘筠传》记载:‘仁宗即位,复召为翰林学士,拜御史中丞。已而数以疾辞,进枢密直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