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与捻军关系述略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 ,长期活动于北方地区的捻党加强反抗斗争 ,并迅速向捻军转化 ,广泛举行起义。捻军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一些学者曾经作过论述 ,但意见分歧。本文认为 ,1 851年至 1 857年是双方互有影响阶段 ;1 857年至 1 864年是两军联合作战阶段 ;1 864年至 1 868年是双方合并苦斗阶段。     

太平天国与捻军及其他友军的关系

在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长期聚讼纷纭,至今莫衷一是。这就是:太平天国与捻军之间是什么关系?由此而派生的一系列问题是:太平天国与太平军之间能不能划等号?太平军与捻军又是什么关系?捻军首领接受太平天国封号之后捻军是否继续存在?以及太平天国与其他友军之间关系如何?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借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太平天国是个联合体,是当时许多农民起义军的共     

李秀成与“天”“捻”关系——三论捻军与太平天国之关系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在曾国藩的挟迫下,曾写下了洋洋数万言的《自述》,缕述太平天国兴亡史事.由于太平天国和捻军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李秀成自述》当然不可能避而不谈.“我天国坏者,……是招得张乐行之害”.这便是他对天捻关系所作的概括总结,也就是说捻军的存在不仅于太平天国无补,反而成为导致天国败灭的重要因子.揆诸史实,斯言颇令人困惑.从李秀成方面讲,他原是联络捻军的先行者.1857年3月,他通过李昭寿与捻军领袖张乐行、龚德树接洽,在霍邱达成联合作战之协议.在捻军的武力支持下,太平军得以驰骋淮河南北,李秀成亦因此青云直上,由一个普通将领而被洪秀全超擢.如李秀成自己所说:     

论曾国藩在进攻太平天国和捻军期间与李鸿章的矛盾斗争

论曾国藩在进攻太平天国和捻军期间与李鸿章的矛盾斗争董蔡时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长期充当曾国藩的机要幕客。１８６２年，曾国藩扶持他组建淮军，保荐他升任江苏巡抚。他利用进犯苏常太平军的时机扩充淮军，独树门墙，至１８６４年春，已达６、７万人①，且全部使用洋...     

太平天国与地主阶级——兼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

清朝道光年间,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农民反抗斗争在南北各省广泛掀起。统治阶级中一些比较敏感的人,也预感到“天下且大乱”,“逢人但问何处可避兵”。果然时隔不久,就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全国各地广泛发动的农民反抗斗争的继续、汇集、提高和发展,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这对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从本质上看,这次革命运动无疑是一次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尽管在外表上它带有浓厚的宗教的和民族的色彩。     

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与基督教的关系

(一) 太平天国革命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特别是它以拜上帝会的名义倡导革命,这是一項不容忽视的特点。如何估計太平天国革命中宗教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来理解拜上帝会教义和革命思想的关系?如何来認識拜上帝会和基督教的关系?这都是些重要而复杂的問題。这些問題牵涉到总結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訓,牵涉到我們对农民战爭和宗教问题的認識。西方資产阶級中国历史研究者们对太平天国的宗教問題有着形形色色的看法。有人說:它的宗教“內容溯源于耶穌教”,但“它是极端中国式的”。又有人說:“太平天国的宗教是基督     

论太平天国拜上帝教与道教的关系

作者从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崇拜对象、宗教仪式、宗教戒律等方面来探讨太平天国与道教的关系以及传统文化对太平天国的影响,以期对“拜上帝教”的宗教实质有更明确的认识。     

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透视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取向

公正与效率的价值选择,实际上是一个法的价值冲突和选择的过程,是程序法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冲突的外化.公正与效率并不一定是此消彼长的掠夺型关系,效率的提高并非必须以压缩公正、牺牲公正为前提.构建新型公正与效率的价值模式,达到利益的双赢,就应当坚持"基本价值必须遵从"原则,注重内部行政程序的科学性与规范化研究,运用经济学的成本理论分析法律程序,为提高行政程序效率开辟全新的途径.     

利益与民族的关系透视

利益与民族具有天然的联系,利益在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首先,利益是民族形成的驱动力,没有利益的因素,民族作为一种集团不可能产生;其次,利益推动着民族生活,无论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还是文化生活,都含有利益的内容.民族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反作用.民族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益实现的工具;利益的实现是民族认同的物质和心理基础.     

太平天国的政权兴亡与宗教文化——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

太平天国的宗教是中国化的基督教,是西学东来、中西合璧的神学思想。太平天国以教兴国,又以教亡国;拜上帝会从革命的理论武器沦为坑人的精神鸦片;洪秀全晚期鼓吹宗教迷信,实践与理论严重背离,天京政权腐败蜕变最终覆灭……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奇观”为何解读?本文提出了一种平实而又独到的诠释和论证。     

经学与儒家诗学——从语言论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

本文从语言论的角度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由此考察了经学对儒家诗学的整体生成的影响。作者认为,儒家诗学在“立言”这一命题上,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相近,即把语言设定为主体存在的家园,并进而以在经典文本上“立言”的方式,追求学术宗教的崇高地位。在这里,经学对儒家诗学整体生成的影响表现为:它既使在儒家诗学语境下的文学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也导致了儒家诗学的政治教化深度模式。于是,儒家诗学在赋予文学以思想深度的同时,也使文学付出了某些思想自由和艺术美感的代价。因此,儒家诗学的实质乃是经学中心主义。     

从嫁妆的来源透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性别关系

婚姻嫁妆在不同时期和文化中有不同的运作方式,并且对女性的生活和地位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主要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妇女嫁妆的来源,以此来分析男女两性在嫁妆准备的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笔者认为,在以男性统治占主导地位的意大利社会中,女性在嫁妆事务中并不拥有自主权。而且来自不同阶层、群体的女性在关乎嫁妆的一系列事宜中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性。     

从经济法与民商法的比较关系透视经济法的价值——以国民收入分配为考察重点

经济法与民商法是并行的规范经济运行的两大部门法,它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市场经济的运转加以规范和调节。对于这两大部门法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经济法学界的理论研究热点。本文将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剖析两法之间的异同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和作用,进而引申出收入分配领域经济法独特的功能和价值。     

从天京政变前的经济政策措施看太平天国革命的政权性质——纪念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一百三十周年

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气势雄伟波澜壮阔的农民反封建斗争。它从1851月1月金田起义开始,经过永安建制,天京建都,北伐、西征和东征,直到1868年8月由太平军将领参预领导的西捻军被镇压为止,前后经历了十八年,其势力遍及大江南北十八省。十八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就在这么短暂的历史阶段中,太平天国建成了一支有严格组织纪律,军民关系融洽,始终保持顽强战斗力的农民革命队伍——太平军;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比较完备的政权机构,有效地行使着自     

从广西少数民族乡约序言透视民间规约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广西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内容丰富、数量庞大的乡约,在这些乡约的序言中,蕴涵着大量少数民族关于民间规约与国家法律关系的阐述。总结这一部分内容,由内而外、由下至上地了解少数民族视角中的民间规约与国家法律的关系,能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广西少数民族乡约的序言看,民间规约与国家法律在功能上互为补充,在效力上相辅相成,在内容上效仿和吸收。     

从伟大的转折到失败的起点——评太平天国定都南京

公元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的最后一道营垒陷落了,数万英勇的太平军将士抱着与天京共存亡的决心,高呼着“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的誓言,在同清军决战的刀光剑影中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谱写了太平天国革命史上最壮丽的一页。     

从社会动员能力看当前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在所有能够影响农村社会政局稳定的关系当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但又是最难处理的关系。政策的制定、制度的安排,稍有不当,就会影响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进而影响国家在农村的社会动员能力。目前,农村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处于相对紧张状态,其原因恰在于涉及到农民权益的政策和制度方面存在着欠缺。改善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必须规范政府的行为。     

为开创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局面作贡献——朱启銮同志在南京太平天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致的开幕词

各位来宾,各位同志: 经过多年酝酿的南京太平天国史学会,在省市委领导的支持以及各有关方面热情关怀与推动下,今天正式成立了!这是江苏南京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我们大家十分高兴,表示由衷的祝贺! 今年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逝世和天京保卫战一百二十周年。这时成立南京太平天国史学会,更有其特殊意义。对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早在四十年前。著名的马克思     

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理论再透视

本文在对西方学者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的理论诠释作了逐一梳理、归纳之后,力图阐明其理论共性,并进一步以中国为例,作了一番细致的实证性研究。最后,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置于当今的国际背景之下,分析了两者的各自作用及相互关系,试图对该问题作出世纪末的冷静再思考。     

从哲学与人民的关系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向——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

哲学史上曾长期存在哲学与人民关系颠倒的现象,哲学家们以理论活动为原型构造哲学体系,蔑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马克思哲学的形成过程是确立新哲学立场和方法的过程,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哲学是人民的产物,与人民的生活实践密不可分.马克思超出社会分工眼界的局限,把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的主体,在现实劳动及其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建构哲学.李大钊、李迭、艾思奇、毛泽东等都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人民实践关系的研究,我们在新世纪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应该自觉克服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植根于人民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