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角下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

文学作品翻译是两种文化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学理念的转换.接受美学理论强调以读者为中心,要求读者与原作者、译者共同创造文学作品的价值意义.本文以接受美学理论为背景,针对文学翻译语言规范化与文化适应性不足的问题来探讨翻译中的美学"韵味"及"审美"意义,从而提高文学作品的翻译水平.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是文学翻译中最难把握的部分.本文从词汇,文学体裁,历史等方面对文学作品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做了一个对比,一个优秀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考虑到这些文化因素.     

文学作品翻译中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

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翻译在全世界广泛流传,以飨各国读者,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就承载着实现作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的跨文化交际的重任。从功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人际意义的角度考察文学翻译作品,可以发现人际意义的成功传译对译文的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Halliday的功能语言学将语气和情态作为构成人际意义的主要成分。随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人际意义的理论框架得到不断的完善,许多实现人际意义的形式为人们所认识。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理论为基础,在语气、情态、评价和称谓语四个层面对文学作品翻译中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问题进行描述和解释,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将有所启示。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移"问题

"'五四'新文学运动"曾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这样就遮蔽了"五四"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相应也忽视了"五四"前许多文学作品已经初具的现代性.从早期启蒙者身份的重新认定,在文学作品中对科学、人权的引进时序,中国期刊的三波现代化浪潮,早期白话文的倡导和早期翻译作品的成就等方面来看,有必要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向前"位移,才能将20世纪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加以把握.     

接受美学与文学翻译之“度”的把握

接收美学属于文艺理论的范畴,它揭示了文学翻译的审美本质和最终目的。本文以接受美学理论为指导,对如何正确把握好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行为及其限度问题进行探讨。文学翻译是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度＂的艺术;作为特殊的读者,译者能否像普通读者那样去确定原语文本的具体意义,取决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否对文学作品进行有＂度＂的、合理的创造性叛逆。如何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去把握好＂度＂的艺术,是每一位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常州籍翻译家方重翻译思想探析

方重作为20世纪翻译领域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在文学作品翻译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方重翻译思想主要涉及四个方面:文学翻译应与研究相结合;诗歌翻译主"意译"和"意美";实现译者的"心灵翻译";重"朗诵"之于文学翻译的作用。方重翻译思想对翻译实践,尤其是文学作品翻译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为文学作品翻译提供了既忠实于原著又切合具体实际的思路、方法和途径。     

试论日本文学翻译和日本文化的几种关系

要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学,首先要理解其民族的文化,这是决定翻译水平高低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对文化差异的不了解、模糊,可以说是文学翻译中出现障碍的根源。中日两国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因此我国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与翻译其他国家文学作品不同,其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具有独特性,本文对日本文学翻译和日本文化的几种关系进行了粗浅的探讨,相信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对日本文学翻译工作者而言是很重要的。     

论本雅明的解构主义文学翻译观

文章阐释并演绎了解构主义文学翻译理论的奠基文献<译者的任务>中的文学翻译理念,揭示出本雅明在该文中构建的解构主义文学翻译观:文学翻译的"纯艺术"、文学作品的"可译性"、文学翻译的"纯语言"以及文学翻译者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本雅明文学翻译观的局限性.     

韩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现状综述

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以后,韩国文学作品开始正式大规模地在中国出版发行,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翻译出版了众多的韩国文学作品,但其中也存在着不少尚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把韩国文学作品更好地翻译和介绍到中国,在翻译时如何把握韩国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平衡关系,是我们今后在翻译和传播韩国文学时始终应该思考的问题.     

基于“细读法”隐喻内涵探究的旧著新译

隐喻研究在文学作品旧著新译中具有重要性,以"隐喻"为文本内涵探究突破口并将新批评"细读法"引入文学翻译,从而探讨基于"细读法"的隐喻翻译,指出"细读法"在隐喻内涵剖析方面的优势。以《丛林猛兽》为例,结合赵萝蕤及杨红波的译作,从隐含意义、联想意义和言外之意三方面论述翻译如何基于"细读法"挖掘隐喻内涵,以此表明"细读法"对该类文学作品旧著新译的创新性指导作用。     

文学史:现状、问题与思考

文学史在近代以来的大学文学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教育发展的某种不平衡性,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从20世纪初第一部文学史问世,到21世纪初琳琅满目的各类文学史的繁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其中所经历的曲折与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正在成为一种历史的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学术背景下,无论是文学史的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关系,都还有不少问题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与探索,比如文学史研究如何走近历史,灵性、悟性、文学性与文学史写作及教育的关系,文学史教学与文本阅读问题,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文学史格局,等等,而所有的思考与探索,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们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文学性的多元动态阐释

鉴于学界对文学性的界定十分模糊,常常因为不能合理地处理文学性各相关因素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而造成争议,为进一步奠定文学研究及文学翻译研究的基础,运用归纳与演绎的论证方法总结了形式主义及解构主义的极端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借用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的“构成论诗学”和“条件论诗学”两大概念,分析了文学性各相关因素的性质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分析认为：文学性具有多元、动态、开放的特征;在文学性的多元构成中,各个单元均在各自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彼此相互交叉、融合、渗透,任何一个单元都不可能解释整个复杂的文学现象。     

试论新时期画家传记的文学性

传记文学是历史性和文学性相结合的一种文学样式。传记的文学性最基本的要求是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运用艺术性的表现手法,再现传主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新时期画家传记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通过对传主精神历程的叙述,对人物的行动、语言的描写,细节的刻画等展现传主独特的个性气质。     

论古代汉语的"诗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以《关雎》"今译"为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古代汉语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与古代汉语的“诗性”之间具有深层的联系,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研究得还非常不够。把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成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文学行为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对于语言“诗性”的误解。《关雎》的文学价值就存在于它具体的语言之中,改变其语言形态就是改变其文学性,所以《关雎》是不能翻译的。《关雎》的不能翻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雎》可以作多种解读,而翻译实际上消解了《关雎》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开放性;第二,《关雎》在语言上的形式美没法翻译;第三,《关雎》的“意境”没法翻译。现实的把《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在理论上经不起深入追问。翻译本质上是对原作的一种解读和欣赏,而不能替代原作。本文通过追问《关雎》为什么不能“今译”而追问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性。     

中国古典文学的尊体与破体

中国古典文学的文体大体上可以分为文学性的、非文学性的和两可性的三大类。文学类指诗歌、小说、戏剧以及辞赋、赠序、杂记、哀祭、楹联等非文学类文体包括诏令、奏议、公牍、祈祷等应用文体,两可性文体指书启、序跋、论说、箴铭、颂赞、传状、碑志等类。从文学、非文学角度划分文体类别是可能的,但不是绝对的。任何非文学文体都含有不少文学名篇,任何文学类文体也非篇篇都是文学作品。实际上任何文体都是两可的,都可能有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决定其是否属于文学,是作品本身,而不是文体。正体与变体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出现的,而破体则是为求变求新而有意为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应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客观实际出发,不能照搬西方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定义。如果只有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才算文学,恐怕会得出中国古代无文学,有也少得可怜的结论。     

文学理论在西晋的新变——儒道调和——以“旁观者”葛洪为中心

葛洪以道教领袖、道教学者的身份,一方面挑战儒家伦理道德在文学理论领域的主流地位,提出＂文德钧等＂的儒道调和的文学创作原则;另一方面,从道教的宗教适用角度提出文章应有益于教化,从而与儒家主张的文章政教合一思想殊路同归。合上述两个方面观之,文学理论在西晋出现了新的变化——儒道调和。     

文学作品标题的翻译

文学作品标题的翻译难,译成标题既需生动传神、紧扣原作内容主旨,又要力求简洁凝练,还需兼顾译入语文化习惯,更重要的一点是译成标题要有文学性,具有文学审美功能。要做好文学作品标题的翻译,就要遵循一定的翻译原则和方法,而这些翻译原则和方法的制定需要以上述文学作品标题的特征为依据。     

文学现代性的冲动与反思

文学性是令人关注的问题又是充满困惑的问题。从现代性入手才能理清文学性的逻辑脉络，才能揭示其历史建构中的价值诉求。关于文学性的普遍主义和历史主义之争，并非对文学性的肯定与否定之争，其间所强调的是文学性的存在形态，即文学性与现代化历史的联系，并进而探讨文学现代性理论建构。如果说西方文学理论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理性反思形态的话，那么，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变化则是呈现为现代性的冲动，这种冲动因理论准备不足和理性底气不足而留下遗憾。重新审视“向内转”和“纯文学”的讨论，为文学现代性反思选择了有价值的对象，也提供了理论建构的空间。对文学现代性冲动进行反思，需要现代性理念的导引，同时倚重诗意维度，展开以文学阅读为始的科学严谨的研究和理论的探索。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偏差探源

俄国形式主义出于对传统文学研究的不满,提出“文学性”的问题,并以“陌生化”作为解答。以陌生化概念解释文学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甚至荒谬的结论。而追述渊源,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源于现代语言学的差异论与二元对立思想。     

《共产党宣言》的文学性确证

《共产党宣言》语言丰饶、言语深邃,喜用铺排、反问、比喻等修辞手法,并将其放置于阶级对立体系中完成修辞的言说功能,呈现出鲜明的文学现象,但其文学性评判历来缺失。《共产党宣言》的文学性信度须从文本生成、多语种比照和翻译史演进等层面加以确证。由于叙事需要,从《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到《共产主义原理》再到《共产党宣言》,是带有教义特征的文本进行科学化、再进行文艺化的过程。从中、英、德文比较看,《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不存在符合汉语言审美的文学化改造,从而疏离德文原文语言质地的现象。从汉译史看,《共产党宣言》精准地反映了原著的思想精髓和语言风格。足见,《共产党宣言》的文学性是可确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