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动员的模式和机制

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是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动员。陕甘宁边区的民众动员以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整合社会力量,以调整利益分配关系调动各阶级、各阶层持久抗战的积极性,以政府信用和民众宣传教育为重要手段,形成了完整的民众动员网络,其动员的深度、广度、效果及社会动员能力明显优于国民党,并构建了以政权组织为主导的垂直动员体系和民众团体与之相辅相成的横向动员体系与运行机制。     

新生活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以南昌为中心的讨论

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是为了动员民众对他的支持,他的动员是依赖政府权力的组织化动员,在对各机关、学生、民众团体以及下层民众动员的过程中,都借助了政府的权力。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动员方式,在于蒋介石所采用的“礼义廉耻”已失去了起作用的基础。新生活运动的社会动员由于不顾民众的实际需要,其动员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革命的出场与反思的缺席——论解放区文学的示众描写

作为民众翻身的一个重要环节,解放区文学对示众的描写一改鲁迅等人的批判色调,充满肯定意味。这种新型示众不仅颠覆了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使民众取代地主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且解构了传统的社会关系结构,使阶级意识取代传统人情成为社会人际关系构架的基础。然而,由于作家们反思意识的缺席,过于强调阶级怨恨与阶级暴力的革命性与合理性,忽视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使得这种示众描写潜含着人性与社会危机。     

试析中央苏区群众运动模式的运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群众运动作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就伴随着党的历史。苏区局部执政时期，党通过宣传的普适化、组织的严密化、肃反的经常化，保证了苏区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建国后，群众运动动员模式虽不断重塑，但相对于苏区中共局部执政时期的运作式样，其实是形变而实存。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建设的特征与意义

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建设具有基础性、群众性和差异性等明显特征。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建设的巩固与发展,进一步扩大与巩固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极大地激发与调动了边区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意识与能力,为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到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有利于党的各项政策与措施在边区各地的顺利开展与普遍实施,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合力。这为新中国成立后村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掀起革命的巨潮 ——湘鄂川黔苏区文艺动员研究

湘鄂川黔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深刻吸取过往湘鄂西苏区、黔东苏区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紧紧抓住湘鄂川黔边地区发展文艺运动的有利社会条件,把文艺宣传作为革命动员的头等手段,掀起了一场革命动员的巨潮。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动员中,湘鄂川黔苏区科学制定文艺宣传动员目标,积极构建覆盖苏区的文艺宣传组织网络,广泛开展形态多样、丰富多彩的文艺宣传活动,其为坚持湘鄂川黔苏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湘鄂川黔边地区的广泛传播,成功地探索了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道路。     

略论苏区的民主政治建设

略论苏区的民主政治建设张欣“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人民”又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概念，在阶级社会里，民主的本质是一种国家制度。一定阶级的民主总是与一定阶级的专政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决定着其民主的实质。民主政治建设是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     

中央苏区后期革命动员的困境与对策——兼论王明“左”倾错误对中央苏区革命动员的影响

中央苏区后期,由于人力、财力和物力有限,加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无视苏区的实际困难,提出不切实际的动员目标,运用过于形式化的动员方式,采用“关门主义”的动员策略,实行过“左”的动员政策,致使中央苏区的革命动员工作陷入困境:部分农民抵制“扩红”运动,抗拒频繁的物资征用,抵触不断扩大的阶级斗争,甚至逃离苏区。为挽回革命动员的颓势,满足当时残酷的革命战争的需要,党和政府不得不启用更为强硬的高压政策和更为有力的激励政策,对民众实行再动员。     

瞿秋白与文艺大众化思想的中国化进程

瞿秋白在苏区最重要的文艺贡献是进行文艺大众化思想的现实调适:在思想上,将因地制宜调整为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在理论上,将文艺大众化思想现实制度化。在苏区,瞿秋白以从事教育和宣传工作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其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不仅与苏区戏剧大众化活动、工农大众艺术水乳交融,而且与苏区基础教育和民众战争宣传动员政策天然转换,最终生成中国本土化的集体写作政策。     

清末官报的白话风格与社会启蒙——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时期,在国民启蒙的社会语境中,传统的官方纸媒开启了近代转轨的步伐。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可见,通过变革报章书写文体(白话代文言)、创新编印式样等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民众的阅读感受,也可有效弥补传统官媒"民众在场"的缺位。同时,这种变革为近代讯息传播和公共舆论构建奠定了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效应方面,在《北洋官报》的示范导引下,各地积极选派专员进行白话演讲、设立民众阅报机构,购置报章供民众阅读,甚至躬亲实践,创办白话报刊等。这样,报刊媒介既扩大了知识传播的限界,又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与基层民众的距离,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动员和民众启蒙。由此可见,从民众主位视角切入,窥探传统官报的白话风格转型,确为报刊传播史研究的可取路径。     

在 争 论 中 探 索——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湘赣苏区的土地革命,在经过苏区创建初期关于土地分配问题的争议后,逐步走向深入,确立了平分土地的原则,并通过反富农斗争,坚决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湘赣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是在克服党包办苏维埃事务的错误倾向,并经过深刻的以阶级路线为原则的改造,确立代表会议制后,终于得以体现其革命政权的本质。     

马克思“社会革命的时代”表述的理论具体化

从唯物史观视角考察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革命的时代”，分析了马克思这一表述所关涉领域的广泛性，认为“社会革命的时代”是“全面革命”的时代，它不仅使政治结构、而且使整个经济社会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重大的变化。从马克思的表述可以看出，彻底的“社会解放”是整个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致力于达成的目标。工人阶级必须为之建立新的政府形式，并由此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现革命性变革。     

儒家“活法”与儒式公民社会

所谓儒家"活法",是指由传统儒家倡导的义理,经历史流变而内化为人们所广泛践行的柔性社会规范,它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人际组织与动员上的一种传统而又现实的"微观制度"。基于儒学义理两千多年的社会化历程,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人际组织与动员的方式体现出强烈的儒家文化特征,其公民社会可界定为儒式公民社会。因此,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研究范式与制度供给模式来研究中国的公民社会,不仅在理论上会形成误判,而且在制度构建上也可能会陷入误区。     

神圣与洁净:广西龙胜红瑶祭社仪式的社区整合意义

祭社是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从古至今对村落社区的社会整合都具有重要意义。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红瑶地区的祭社仪式伴生着"社老制"民间宗教组织,较好地保留了原始公社制的民主推选、共食和分肉的平均主义,是凝聚红瑶村落共同体的核心纽带之一。红瑶人对祭祀的神圣性与洁净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信仰的传承,并有助于红瑶传统村落社区社会秩序的维护。     

1950年《婚姻法》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纪念1950年《婚姻法》颁布60周年

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实施,不仅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深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涉及个人生活、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制度安排的重大社会改革,更是中国妇女人权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新《婚姻法》颁布后,中央人民政府运用教育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从上至下开展了全国性的宣传、教育以及严惩犯罪行为的活动,积极健康的婚姻新风尚开始出现。《婚姻法》颁布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封建婚姻观念和诸多社会条件的制约,不少地区仍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婚姻现象存在,甚至有不少妇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说明,现代婚姻制度的真正建立需要一个历史过程。     

政治参与中的国家权威塑造——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反”运动中的控诉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声势浩大地兴起.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这场运动还进行了大张旗鼓的社会动员.“控诉会”作为发动民众参与“镇反”的一种有效形式,并非“双十指示”之后立即被广泛采用,而是1951年3月后,在毛泽东的亲自推动下,才在全国大规模地推行.与土改中的“诉苦”类似,在控诉会前,基层政权对苦主的遴选、程序的设置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这些都体现出了深刻的权力制作痕迹.因此,发动民众参与“镇反”实质上是促使民众参与基层政治,在这个基础上,国家也顺利地实现了政权更迭后的权威塑造.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几个问题

社会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一是扫除文盲,二是提高民众的政治水平、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政治参与的热情。由于传统的文化背景、民众对识字的生理和心理负担、在社教中强化政治教育而弱化识字教育以及边区的经济、文化基础薄弱等多种原因,使扫盲的实际效果与扫盲理想相差甚远。边区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比较彻底的社会动员,后者显得更重要、更突出。民众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共在乡村政权的认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实现了在边区乡村权力主角的转换,并通过社会教育控制了全部乡村社会资源。     

叠加的镜像:土改多质性的微观审视——以四川绵阳为例(1950—1952)

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改运动是多重话语支配下的产物,其间各种因素交叉互动,合力塑造着这场运动的历史镜像。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融合为诉苦动员赋予了经济、政治以外的道德意义,利益和情感的勾连给农民参与斗争地主提供了双重动机,而中国共产党着力培养的新的乡村精英则兼具现代官吏和传统循吏的复合特征。阶级政治虽然是土改运动的主导性权力诉求,但它并未排除乡村社会的所有"他者"。土改运动呈现出的多质性是民主革命进入传统乡村后的必然结果,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中的科学“灌输”原则

以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逐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灌输＂思想,其科学性可概括为：灌输目的的人民性、灌输内容的先进性、灌输客体的全面性、灌输方法的实践性。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也应坚持科学＂灌输＂原则,这既是由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这一客观经济基础决定的,也是反思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灌输＂实践所得出的必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