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探析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城乡关系的基本方法。他们不仅立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此揭示出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城乡无差别统一到城乡分离对立再到城乡融合的过程,还紧扣人的解放这一理论主题探讨了城乡关系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关系。正是植根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才具有科学性和价值性。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关系客观发展规律的揭示和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立场为当代中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近代烟台贸易与城乡关系变迁

传统城乡“无差别的统一”关系日益明显地向对立统一关系转变。以对外开埠通商为契机 ,近代烟台城乡关系开始转型。在贸易推动下 ,烟台成长为近代化新型工商业城市 ,出现了新的阶级、新的生产力和新的文明 ,并引发了周边乡村社会的互动反应 ,使之卷入近代化潮流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对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把城乡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进行论述,形成了丰富且具有预见性的城乡关系理论。回顾和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对于今天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其主要内容,并着重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对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启示。     

我国城乡关系失衡成因探析

目前,虽然我国城镇化发展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我国城乡关系失衡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影响未来城镇化健康发展。深入分析我国城乡关系失衡的主要成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这对增强农民发展能力和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结论表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与政府长期推行的二元财政政策密切相关,因此必须着重处理好政府"越位"缺位"与农业发展的关系。     

城乡统筹发展视域下的基层供销社重建探析

城乡问题的探索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各国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其所采取的策略与模式也有所不同。城乡统筹既要体现在区域规划、基础设施、教育条件、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协调与统筹,还应体现在居民生活的舒适与便捷程度上,尤其是乡村居民的消费安全。在城乡统筹发展进程中有必要重新激活起基层供销社的活力,积极发挥其组织体系和经营网络优势,恢复重建基层供销社,使之真正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骨干力量。     

城乡关系变迁与农村养老的社会建设

从城乡关系变迁视角审视农村老龄形势的变化历程,可以发现,当前老龄化形势下呈现出的农村养老困境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的一个缩影,问题源于城乡关系变迁过程中农村传统养老组织功能式微,但新的替代性组织形态尚未形成,因而在转型期出现了“组织真空”,致使农村老龄化及其应对成为迫切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在现实背景下,不论是发展农村互助养老,还是推动县域养老体系建设,其前提是要形成农村养老的组织化条件,而推动这一条件的形成需要组织重建。现有的实践探索路径表明,要在乡村振兴中进一步化解由“组织真空”引发的农村养老困境等一系列问题,必须契合农村实践逻辑,根据不同类型农村的现实条件来推动组织重建,使之得以承接和利用好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下乡资源,有效助力乡村建设。     

新世纪城乡关系视域下的“小姐还乡”叙事

新世纪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为文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农民进城"成为新世纪小说最为汹涌的叙事潮流。不过,和现实图景的自然演进一样,每一个进城者都面临着生活和精神上的"还乡"问题,很多作家开始聚焦"还乡"现象。由于"小姐"在城市特殊的生存经历和身份印记,使得"小姐还乡"的故事兼具青楼元素和还乡母题两大特征,在城乡关系视域中蕴藉着更为丰富和深远的意义可能,因此频繁地成为新世纪小说创作的类型架构,并分化为隐匿/排斥、改造/认同、拯救/超越等叙事模式,传递出当前城市化进程中作家更为复杂的城乡话语指向。     

城镇化视域下城乡统筹模式的分析和选择

摘要：当前,城乡关系正处于急剧调整的关键时期,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为解决日益紧张的城乡二元矛盾找到了路径,而下一步推进城镇化的核心就在于妥善处理城和乡在空间形态、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上的差异性和冲突点。城乡统筹是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关系到下一轮转型发展的动力、环境、体制等诸多方面。围绕这一主题,苏州、嘉兴、天津、成都、莱芜等不同类型的地区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各自探索出不同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以城乡关系中最为核心的空间、产业、人口三个要素为坐标,对这些不同的路径和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归纳提出联动城市化、快速城市化、城市化工业化融合、自主城镇化、主动城市化等五类模式。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下一轮城乡统筹推进的趋势和方向,核心是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分配以及城乡发展体制的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工农城乡关系的变迁

纵观新中国建立70年来工农城乡关系的变迁,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不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以“要素汲取型”为主要目的的工农城乡分割与制度化阶段;改革开放后以“放权让利型”为主要手段的工农城乡关系缓和与农村体制改革阶段;新世纪以来以“资源赋予型”为主要内容的工农城乡关系转型和政策支持阶段;新时代以来以“还权赋能型”为主要方式的工农城乡融合与要素市场化阶段。回顾工农城乡关系四个阶段,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经验：工农城乡关系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其中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交换是工农城乡关系的主线,而未来工农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更有赖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活农村生产要素,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从而建立农业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     

中国政企关系的演化逻辑——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视角

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国政企关系失去了自然演进的可能。在政企关系的调整过程中,政府尽管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政府也是有限理性的,不可能对政企关系进行理性构建。自始至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是影响中国政企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这种影响还将继续。鉴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的未来政企关系演进应该考虑行业、地区和时间三个维度,逐步构建“三维一体”结合态的新型互动关系模式。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政府治理

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是当今学术界的两个重要概念,属于两个不同的范式,从内涵界定上看,两者存在着相互依存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可以减少公共行政成本、加大公民和政府的互动力度、培养官民的互相信任以及培育公民社会等。良好的政府治理有利于社会资本进一步发展。良好的政府治理,体现着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合作及公共权力的共享,催生合作、信任、规范等理念。从软实力的角度来审视社会资本,政府在社会资本建构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整合社会资本,着力培育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转变公共行政理念,改革公共服务方式,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以制度和法制建设为契机,构建法治型政府;打造诚信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以及通过发展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培育公民品德来培育公共精神。     

生态嵌入视角下地方政府动员型水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及优化路径

地方政府动员型环境治理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意味着中国环境治理出现新格局,环境问题改善出现新契机。浙江省“五水共治”中的水环境治理是典型的地方政府动员型环境治理。以“五水共治”“模范生”H市为案例,以生态嵌入论为分析视角,将传统生态嵌入式环境治理作为参照系,透视地方政府动员型水环境治理的运作逻辑,发现治理实践未能形成理想的生态效应是因为治理行动的重要结构要素具有以下性质：治理主体构成单一且具有“离地性”、政治性;伦理及价值层面,自然被过度客体化;治理目标缺乏系统观;祛地方化的科技应用;考核指标体系缺少对生态系统的综合考虑,约束机制局限在行政体系内部等。地方政府动员型环境治理向生态嵌入式治理的转变,需从优化治理主体结构、生态伦理、治理目标等层面入手。     

治理的发轫与嬗变：中国历史视野下的考察

国内学术界一般以西方学术发展史作为背景,把治理作为一种社会互动来进行研究。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治理,发轫于中国社会生活,其内涵最初主要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即有收成才能够形成秩序也就是治理。从“乂”这个象形文字来看,乂就是治理,其原意为“收割”。不过,围绕生存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逐渐产生了更加丰富的社会权力关系,而巩固和拓展这种权力关系则使得构筑更加严格的秩序成为必然。神秘感是构筑秩序的重要依据,而赋予仪式以神秘感的则是觋、巫等知识群体,他们将天、帝、王、人通过仪式联系在一起,建构起一套以礼为基础的秩序。但是,西周末年,觋、巫的神秘感被世俗的君权摧毁以后,“君臣秩序”以及由此构筑起来的社会秩序都被颠覆,从而导致“君臣之礼既坏”和“礼坏乐崩”的情形。“以智力相雄长”不仅表现在王室内部、诸侯之间、社会层面上,而且也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从此以后,士绝大多数以追逐爵禄而骄天下为荣,以至于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士贱而君肆”的情形。“君士互动”的治理模式,正是随着神秘主义的礼的崩溃而崩溃的。     

敏捷治理驱动的乡村数字治理

乡村数字治理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将敏捷治理思维和方法嵌入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之中,提供了弹性再造治理空间、灵活设置治理机制、协同参与治理流程的经验样本,建构了乡村数字治理的独特模式。这一模式运作呈现出三种实践取向：一是智治主义取向,指涉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工具搭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平台,打造完善的信息基础架构和治理模块,变革治理信息的生产、传递和处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形塑“整体智治”的治理形态;二是简约主义取向,指涉增强乡村治权和主体性,赋予村级组织必要的治理权力和资源,发挥社会内生性力量的自治功能;三是人本主义取向,指涉依循“以民众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使民众成为参与治理流程和评判治理绩效的主体,将民众需求作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决策依据和运行基点。     

家户关系视角下传统农村社会治理的机理与价值

将对家户和关系的研究引入微观治理行为领域,通过构建“关系-理性-行为”的分析框架,来发掘传统农村社会治理形成的内在机理及当代价值。研究认为,家户间的关系互动形成了差异化的家户理性,利益驱动家户参与村庄治理,而家户理性影响了治理活动运行的规则,影响着治理行为,家户间关系不同,内生出的治理类型亦有差别。平等合作关系促成了平等协商型治理,依赖合作关系促成了威权主导型治理,竞争冲突关系促成了关系网络型治理。家户间关系是治理转化的基础,而权力主导公共产品分配的程度、公共产品的普惠性影响着治理类型的转化。在当下的农村社会治理中,依照农村关系变化的新走向,把握国家公共产品供应的限度,培育家户理性,发挥家户的治理主体作用,对农村社会治理的良性运转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利益相关者共治下的财务治理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作为公司治理新的发展方向开始受到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在这一新指导思想下,通过引入财务外包服务企业和为企业提供财务报表险的保险公司,构建了新型的企业财务治理模式,以此来提高财务信息的质量,进而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企业。这一模式对于改进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制度也有一定的作用。     

公司治理制度与文化关系探讨

公司治理作为公司治理文化的基础，是一种创生秩序，主要调节人的自然属性，治理完备契约。而公司治理文化作为公司治理制度的升华，是一种自生秩序，更注重调节人的社会属性，治理非完备契约。公司治理制度与文化两者之间是既互补又替代的关系，因此在治理企业时，要把治理制度的设计与治理文化的构建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奏效。     

"善治"视野下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政府治理

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既是全球化时代西方步入后工业社会行政管理变革的现实需要,也是西方传统文化奠基、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和公民社会充分发育的现代结果.尽管善治体现了人类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但缺乏社会发育并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尚不具备多元治理的前提条件.当下中国应该在善治理论的观照下,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能力为重点,加大政府治理,通过建设透明廉洁政府、服务效能政府、责任权威政府、民主法治政府,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基层社会管理视角下的农村干群关系

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干群关系是基层社会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农村干群关系存在村民对村干部信任缺失、干群关系日趋紧张及村民政治参与渠道不畅等问题。村干部素质不高、舆论错位与司法保护缺失、农村治理模式落后等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应在加强村干部教育、改善村干部待遇、增加村干部自主决策权、完善司法保护以及践行精英治村等方面做出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