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省察梳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过去八十余年了,检讨"五四"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现代新儒家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一方面,他们对"五四"思想启蒙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新文化运动有功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另一方面,他们对"新青年"学者盲从西方的激烈反传统态度和唯科学主义思潮表示强烈的不满,具有否定"五四"的倾向。他们在反省"五四"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建中国文化的方案,充满着哲学的睿智,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的不同想象与思想分野--1948年“五四”文艺节中的茅盾和沈从文

1948年5月,茅盾和沈从文同时写文章表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仔细阅读中,我们发现：茅盾和沈从文这种评价是他们不同的“五四”想象。茅盾侧重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五四的政治意义,显示出“毛文体”“毛话语”对茅盾的潜在影响;沈从文侧重五四精神与文运的重建、五四学人与新北大人的思想探索,显示出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的独特思考。两种不同的“五四”想象,导致他们的思想分野。1948年,是他们这种“五四”想象的最后展现。     

自由·权威与中国人文的重建──评林毓生的“新自由主义”哲学

六十年代以来，海外一些学者倡导一种旨在超越“五四”的新自由主义哲学。他们既以继承“五四”传统自命，又力图打破“五四”全盘性反传统的偏执，以期通过对自由、民主的重新解释，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进行中国文化的重建。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影响上，新自由主义都不抵马克思主义，甚至不如现代新儒家。但由于在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文化重建问题上，它也代表着一种选择，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且具有一定创造性、启示性的理论，因而有必要将之纳入我们研究的视野，给予正确的评价。     

"五四"东西文化论战新探

围绕传统文化在现代的价值功能,五四新文化主流派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分别为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劢以及学衡派等,他们对新文化主流派的激烈反传统进行了回应。论争展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改造策略,是五四文化生态圈保持平衡的对立互补两极。     

胡适双线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应用

胡适在研究中国文学史时提出了"双线文学"这一学术命题,这在五四期间直接催生了他的白话文学主张,对建设新文学起到了积极的功用。双线文学史观给了胡适等人以语体革新的启迪,帮助他们找到了建设新文学的最佳实施路径,同时又深化了他们对前人进步创作思想的认识,使他们树立了正确的文学价值观,他们还由此认清了文学的进化规律,从而更加坚定了建设新文学的信念,五四新文学也因此而沟通了与中国文学千年健康血脉的承继关系。     

现代文学对五四启蒙现代性的自反性叙事

五四启蒙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以进步、现代文明、个性主义(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为核心的思想价值观.但是,在五四时期及其以后,发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内部,却孳生出质疑乃至颠覆五四核心价值的文学主题与叙事.从鲁迅到左翼的丁玲、茅盾等人,他们通过各自不同的小说文本,从各自的价值立场,对个性主义等五四主流思想价值进行了“叙事的质疑”,并形象表达了自己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与价值重估.新文学内生的这种自反性叙事,实际构成了新文学的新传统,它为人们认识与理解五四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和自五四诞生的新文学,提供了有意义的视域.     

试论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性

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五四新文学 ,并对五四时期一些重要作家的创作进行分析 ,进而认为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在于消解以儒家文化为表征的父权文化 ,而力图建构女性神话。正是对女性个性生命欲望的关注 ,才极大地赋予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由于五四新文学的这种现代品格 ,使五四文学话语迥异于以往旧的文化话语 ,五四文学话语不仅以白话文出现 ,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欲望话语     

学衡派与吴宓研究70年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 ,他们强调世界文化的共通性 ,反对五四新文化一方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在文学方面 ,他们希望对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改良而不是彻底的改革。吴宓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 ,他的文艺理论代表了学衡派的最高水平     

五四先进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伦理思想转型研究

民国以来的政治乱象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颓败景象，使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决心通过抨击传统伦理思想体系、批判资本主义道德文明的方式，达到革新伦理、改造旧邦的目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正式传入中国，为五四先进知识分子探寻中国的新伦理思想体系提供了理论来源，他们开始尝试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探索无产阶级伦理思想体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五四先进知识分子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伦理思想的转型。考察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伦理思想转型所作的尝试与努力，既可以回顾他们探索改造中国社会道路的心路历程，探寻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明体系建构的早期路径，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也能有所启示。     

周氏兄弟的担当和逃离——从隐逸看鲁迅与周作人的人生和创作道路

周氏兄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各以其独特的贡献和成就成为文学史研究无法避开的重镇。周氏兄弟的为人为文有着极为强烈的反差,尤其是在五四退潮以后,鲁迅转向左翼,而周作人走向隐逸。但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前,周氏兄弟都过着隐逸生活,而且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这段隐逸生活对他们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道路产生了直接的导向作用,并影响了他们后来的人生和文体选择。纵观周氏兄弟在不同时期的创作题材、审美风格和情感倾向,都与他们的隐逸有着密切的联系。     

文化世界主义视野下的新感觉派研究

"五四"作家在线性时间观和世界主义视角的支配下,将西方作为象征权利嵌入中国文化想象中。新感觉派在认同"五四"一代的基础上,将西方等同于现代,开始了对现代性的追求。他们采取分叉性的策略将都市西方与殖民西方作了区分,通过对上海的世界主义想象将自己放在与西方和日本都市文化对话的全球语境中,因此掩盖住了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半殖民统治的现实。新感觉派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模糊,导致了某种意义上的文化殖民。     

“五四”新詩的历史評价

五四新詩已經有四十年的歷程。在每一个歷史时期,它都留下許真多丰富的經驗,都留下自己或强或弱的声音。为了总結这些丰富的經驗,繼承五四新詩的革命傳統,我們必須对五四新詩的四十年歷程,对新詩發展的每一个歷史时期,進行全面的科学的分析,用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進行歷史的評价。首先是对五四时期的新詩的評价。下面我們將回溯一下这时期新詩的面貌,并進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五四新文学的形·影·神——以瞿秋白为中心

瞿秋白是亲历和见证了五四新文学发生、发展历史现场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早期的领导人。反思瞿秋白蔚为系统的五四新文学论说,以及他一系列关于五四新文学的回忆与观照,不论从五四新文学史观生成的角度,还是从还原历史的现场感的层面,对于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学的时空错位、泛文化现象、面相多元与革命史意味的演义与提纯等问题,都相当有反思价值。     

互文性视阈下审视古典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在"全盘西化"虚影下片面认为五四新文学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以致造成文化"断裂"的说法失之偏颇。事实上五四新文学作家虽表面上对中国古典文学持否定态度,但在否定中是有肯定的。在西方互文性视阈下,古典文学的艺术手法、中国古代高度入世精神和愤世嫉俗的感情等方面明显看出中国古典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互文性影响。     

新式教育下的教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主要由第二代学生组成,他们接纳的新式教育使其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具有同质同构性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所学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科目上基本相近,而且还体现在他们在接纳“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在启蒙思想上也基本相似,这就为他们创建五四文学提供了可能。而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教师角色,使他们的“立人”或“树人”文化目标获得了实现的同时,也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对自我社会文化角色的认同,实现了从当初的非自觉到自觉的文化角色转换。这在客观上既促成了他们是新式教育的推动力量,也规范了他们文学启蒙的实现方式,从而为他们最终创建五四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传统”的“反传统”

对于五四“反传统”的合法性以及是否造成“文化断裂”的问题,学界始终众说纷纭,理解五四的深层精神,需回到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察,新时期对五四“新传统”的传承影响等分析,重审五四“新传统”与五四“反传统”问题。作为传统文化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五四都不应该被看轻,或者回避,正确认识五四新传统,有利于重构当代民族文化传统的重任,且推动着五四研究往更深处发展。     

回望"轴心时代"--"五四"文艺复兴的理路

胡适等新文化人提出"五四文艺复兴"之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他们发现先秦诸子并立、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可以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媲美的"轴心时代",发掘了久已衰落的先秦诸子之学,从而确立了"五四文艺复兴"的目标和内容。通过对"轴心时代"思想文化和精神传统的复兴,为新文化的创造提供本土资源与动力,这是新文化人倡导的"五四文艺复兴"的理路。     

论"五四"作家的人生态度和生命意识

在现实人生的重重困压下 ,“五四”作家理想主义的乐观转瞬即逝。他们从对人生的失望坠入悲观乃至绝望 ,这种情绪影响了他们对自我人生的把握。在对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的反复思考中 ,“五四”作家毅然打破了“苟活”的古训 ,大大加重了生死天平上个人自主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分量 ,表现出“五四”作家对个人价值特别的珍视。     

革命的五四观的萌芽——五四后期陈独秀、李大钊对五四的认知

五四运动爆发后几年,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五四作出了初步的解说。他们极力凸显其政治意义,赞扬五四政治运动中“直接行动”的精神,昭示了马克思主义者把五四视作一场“革命运动”的萌芽和共产党人五四激进革命话语的产生。     

论"五四"启蒙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民主思想之异同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我党早期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是我党早期重要的思想家和领导者。在“五四”启蒙时期(本文所指的“五四”启蒙时期,指新文化运动兴起和“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历史时期,时间起止约为1915年——1919年5月)他们已经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民主思想是他们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对两人在“五四”启蒙时期的民主思想做浅层的比较,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