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周作人早期思想变迁

周作人与鲁迅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士,在二三十年代具有同样的影响,被誉为现代中国文坛的“双子星”。然而,在后来的岁月中,鲁迅以其不懈的战斗塑造为一个伟大“旗手”,备受人们的尊崇;而周作人则沿着“冲和平淡”之路,滑进“自己的园地”,躲在“苦雨斋”中作起了“隐士”,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在抗战期间又附逆事敌,堕落为人所不齿的汉奸文人。人鬼之际,毁誉之间,判若天壤。周作人从一个战士淡化成“隐士”并最终滑向汉奸文人的结局．是与他的思想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 新文化运动之初,周作人和鲁迅一样,怀着改造国民…     

浅谈鲁迅诗歌中的杂文笔法

鲁迅的文学创作活动是从诗歌开始的。他在谈到自己的诗歌作品时说,“我于旧诗素未研究”,新诗则“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新诗人的出现,就洗手不作了”。其实,从1900年春的《别诸弟三首》到1935年底的《亥年残秋偶作》,写诗几乎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生涯。我们现在见到的鲁迅诗歌近八十首,其中大部分是旧体诗,也有一些白话新诗和民歌体,具有丰厚的思想内容和极高的艺术成就。循着鲁迅先生的杂文笔法,我们可以见到这位杂文大师所独创的诗歌艺术天地。 鲁迅杂文的特质之一是有强烈的战斗性。他称自己的杂文“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人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这一创作精神也溶化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怒向刀丛觅小诗”,其诗也是战斗的艺术结晶,锋利的战斗光芒与其杂文交相辉映。他的诗诞生在激烈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凝聚着一个伟大思想家、革命家的战斗豪情。年青时代在东京写的七绝《自题小像》就是一曲深沉的爱国主义绝唱:“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诗一开始就表明自己与祖国存亡与共的联系,接着勾画了在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的统治与侵凌下暗无天日的社会现实,然后通过寒星“寄意”,誓为拯救民族危亡而献身“我以我血荐轩辕     

爱国主义——鲁迅早期文学活动的主旋律

青年鲁迅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表露了对于苦难深重的祖国的系念与眷爱,也剖示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赤热心胸。这一成为千古绝唱的誓词,从开始一直主宰着鲁迅的思想与行动,仅就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来说,鲁迅终其一生也无愧于中国人民所奉献给他的“民族魂”的谥号。本文拟就鲁迅青年时代文学道路的伊始,检讨一下爱     

非凡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表现力

一九三六年,冯雪峰同志在为《鲁迅短篇小说集》捷克译本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鲁迅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存在,在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在艺术的地位上及得他的。但作为一个思想家及社会批评家的地位,在中国,在鲁迅自己,都比艺术家的地位伟大得多。这是鲁迅的特点,也说明了现代中国社会的特点。 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对鲁迅的一生作出崇高评价时,强调说,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毛泽东同志和冯雪峰同志对鲁迅的评价,极有见地,鲁迅是当之无愧的。也许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革命史上,只有鲁迅,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这是我们特别敬佩鲁迅的地方,也是与鲁迅同时代的作家,或后来者,不易达到并应该永远效法的地方。     

快·准·狠·韧——学习鲁迅杂文创作的战斗传统

杂文是鲁迅进行战斗的主要武器,是投向国内外反动派的投枪和匕首,因而它也成了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对象。鲁迅杂文,特别是后期杂文,就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不仅记录了二、三十年代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进程,而且总结了阶级斗争的丰富经验。鲁迅为战斗而创作的杂文,名副其实地是那个时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光辉史诗。“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鲁迅之所以选择杂文作为主要的战斗武器,是由于它“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     

关于杂文问题——从“鲁迅风”的论争谈起

五四以后杂文的勃兴,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具特点的现象之一。瞿秋白同志称赞鲁迅的杂文是“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此话深中肯綮。 由于鲁迅的倡导和实践,杂文这种短小精悍、一针见血的文体登上文坛,成为人民战斗的匕首、投枪。     

鲁迅与传统文化的羁绊

鲁迅是现代中国真正做到严格意义上认识自己的少数哲人之一。鲁迅的思想代表了中国人对自身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他敢于拷问自己的灵魂,他思想理论上激烈的反封建与生活实践中对某些传统的妥协退让形成了深刻的矛盾和反省;他承认并不断清除自己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他从外宇宙和内宇宙的不同层面来解剖自己,用“中间物”的思想为自己定位,咀嚼着痛苦,顽强地承担起人生和历史的责任。鲁迅的伟大源于他对自我的认识和解剖。     

论鲁迅辩证思维的逻辑系统

作为现代中国的伟大思想家,鲁迅以他对民族历史,社会人生和东西方文化价值的深刻认识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现实内容,而且,作为20世纪的现代思想家,鲁迅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还在于他为中国思想史提供了一种具有现代素质的思维形式。这种思维形式便是以自然辩证法与社会历史辩证法为前提的辩证思维的逻辑系统。     

略论鲁迅对中医的态度

讨论这个问题,似乎和鲁迅研究无关宏旨;但作为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在鲁迅的著作中对中医问题广有涉及,不可忽略。它不仅关系到鲁迅对自然科学的态度,而且也关系着对鲁迅思想的认识和评价。许多同志在交谈中,多以为鲁迅鄙薄中医,把鲁迅对旧中国的“中医”和对祖国医学的不同态度混成了一谈,这是大谬不然的,必须予以澄清。诚如论者所说,在鲁迅小说和散文中出现的所有“中医”的形象,都是作者深恶痛绝、极力鞭挞的反面人物,对于这些“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的骗术,也都进行了淋漓尽致的     

学习茅盾同志 正确研究鲁迅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毛泽东同志给了最深刻最科学最全面最崇高的评价。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及其杂文的战斗意义和艺术价值,瞿秋白同志在中国第一个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折。然而,最早开始对鲁迅作品作了正确评价并阐明应当如何研究鲁迅的,则是我国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同志。早在1921年,茅盾同志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中就说:“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小说月报》12卷8期)1922年当《阿Q正传》刚刚发表四章,茅盾同志便立即指出,它“实是一部杰作”。(《小说月报》13卷2期《通讯栏》)1923年,他又写了《读<呐喊>》,对《呐喊》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作了全面的评价,最后写道:“除了欣赏惊叹而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还有什么可说呢?”(《文学周报》91期)表示了对鲁迅崇高的故意。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前后,鲁迅受“新月派”文人陈源之流的恶意歪曲,茅盾     

巴金和屠格涅夫

从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要求基础上,受着近现代欧洲文学的影响而发展的。很多现代著名作家都是外国文学的积极学习者和介绍者,除一般借鉴外,不少人对某一外国作家产生了强烈共鸣,通过学习后者促进了自己艺术上的迅速成熟。正如果戈里之于鲁迅、惠特曼之于郭沫若、易卜生之于曹禺,巴金则认真吸取了屠格涅夫的创作经验。他说:“在所有中国作家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就重大影响而言,在俄国作家中首推屠格涅夫。     

中国革命的发展与鲁迅思想的演变

鲁迅说过:“我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他以此为起点,到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伟大先驱,经过了艰难、曲折、漫长的历程。鲁迅的这段思想历程,与中国现代革命史血肉相联。“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曾经伪造过一个假鲁迅,把他捧为“天才”和尊神,用来打人、整人。另外还有些论者、研究者,喜欢拔高鲁迅,把他同中国革命分离开来。这不仅歪曲了鲁迅,也歪曲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革命的历史。其实,鲁迅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曾经“背着因袭的重担”,作为受资产阶级思想学术影响的民主革命者,     

“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鲁迅人格论之一

55年前,当沈钧儒代表各界人民庄严地将写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挽幛覆盖在鲁迅先生身上时,鲁迅就不仅仅作为新文化的奠基人,而且作为一代文化伟人,作为中华民族的精魂为人们永远怀念。人们仰慕他的辉煌业绩,更崇仰他的崇高和伟大的人格。如果说西方古代先哲苏格拉底不是作为“神的形象,而是作为人的形象的代表者”出现(马克思语).那么鲁迅便是东方现代所产生的“人的形象的代表者”。作为‘人之子’,他一生追求内心世界的自由,追求灵魂的真善美。在贯穿于他一生的勇于献身的牺牲精神的观照和驱使下,他和自己的灵魂进行了殊死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搏斗,达到了“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的极高境界。这是鲁迅之为鲁迅的魅力所在。尽管当代中国已不可能再现一百多年前这个中华民族的精魂.但让人欣慰的是他的灵魂.他的人     

鲁迅前期的社会改革思想

在鲁迅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中,社会改革思想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他早年对建立“人国”①的呼唤,前期他对开辟“第三样时代”②的号召,还是后期他为“无阶级社会”③的实现而奋斗,热情渴望中国社会的改革,积极倡导改革,坚决和反改革者斗争,这一思想和行动象一根红线贯穿于鲁迅光辉的、战斗的一生。本文着重对前期鲁迅的社会改革思想作一初步考察。     

鲁迅与为父之道

中国现代文化巨人鲁迅,在审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思考中,一直关注着父与子关系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他猛烈批判封建父权,提倡新型、民主、以爱为基础的父道,并且以自己作为“人之父”的言行,践行着自己的思考。探讨鲁迅的为父之道,对构建新型的和谐的家庭教育与家庭生活是很有价值的。     

“五四”时期的鲁迅——鲁迅杂文所反映的五四的历史意义与时代精神

五四运动是鲁迅生命历程中一个划时代的开始。这不仅因为:他的作为“新文学开山”、“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续”的小说,开始发表于这一时期;不仅因为:他的“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后来成为战斗的主要武器的杂文,开始发表于这一时期;更重要的是:“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泽东)鲁迅当时的所有作品,几乎毫无例外地渗透了深入于历史内容的这一时代的精神,他猛烈地反击帝国主义,对封建主义进行持久不懈的斗争,坚韧,深沉,潑剌,恰如他自己     

现代中国文学观念嬗变论

一1907年,鲁迅发表了《摩罗诗力说》,它既是系统阐述自己文学观的论文,也是在西方近代文学思想影响和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前奏曲的背景下出现的第一篇新文学论文。必须承认,它的观念已经标志中国文学开始真正步入了近代世界文学的思想堂奥。鲁迅之前,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转变有过巨大影响的是梁启超。他不仅是晚清“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文体”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理论中坚,而且揉杂了一些东西方的文学观点,在近代中国提出了颇有吸引力的“纯功利”文学观。他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

由于中国现代思想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治史方法的熏陶，傅斯年一生致力于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建立历史学，试图“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为了追求“纯粹客观”的历史学，他极力排斥主观，消灭自我，把历史学严格地限定在史料学范围之内。他还以史语所为大本营，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贯彻和传播其治史旨趣的专家学者，由此形成了一个以追求“科学”、“客观”的史学为目的，以整理、收集和考订史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具有强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集团。傅斯年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做出的种种努力，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他的失误也恰恰在于唯自然科学是尊，用纯粹自然的眼光看待并要求历史学。     

郭沫若·《残春》·意识流

<正> (一) 作为文学的一种方法,意识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所采用,虽然主要流行于西方各国,但在我们中国也依稀可见其踪影,它绝不是今天才“流”进来的。杨江柱同志在《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两次崛起——从〈狂人日记〉到〈春之声〉》(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中,探讨了意识流小说在中国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指出“我国的意识流小说有自己特殊的艺术渊源”,不应当“和西方的意识流小说等量齐观、混为一谈”,这些看法颇有见地。但他又说我国意识流小说的诞生,“与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作品并无瓜葛,因为它们当时还没有产生”,这却不符合事实。     

鲁迅后期杂文的时代眉目

鲁迅在留学时期和五四时期的杂文,主要是在反对封建文化和寻求新的思想出路上反映出时代的眉目。二七年十月始鲁迅在上海战斗的最后十年,是“围剿”和“反围剿”十分激烈的十年。作为主将,他的主要战斗武器是杂文。因此,鲁迅后期的杂文可以说是反对文化“围剿”的胜利的记录。 左联成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一兴起,就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迫害。鲁迅在他的杂文里揭露了国民党的种种罪恶勾当,并用饱蘸着血和泪的笔,以悲愤的感情,写下了哀悼革命烈士的文字。这时,鲁迅自己也被通缉,追捕,但是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却充满了信心,在最艰难的时候看到了希望。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仍然会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