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非同寻常的"即位诏"——明世宗"即位诏"与嘉靖初期改革

世宗"即位诏"的颁布,不仅稳定了政局,而且成为"嘉靖新政"的政治纲领.但是长达六年的"大礼议"阻碍了杨廷和等人改革的进程,使武宗弊政革而复生.尽管如此,"即位诏"清醒地把握了嘉靖初期政治的关键,因而很多内容被其政敌--"议礼派"所继承.     

从堕胎权之争看美国宪政及美国社会——以“罗伊诉韦德案”为例

"罗伊案"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罗伊案"引发的堕胎权之争,在美国的政界、司法界和社会各个层面掀起了轩然大波."罗伊案"和此前的"布朗案"推动了美国司法复审制度的建设进程;围绕堕胎权的问题,衍生了选择权利派和生命权利派的对抗:由对选择权和生命权的认可,加剧了美国上个世纪末的政治分野;通过"罗伊案"的推动,美国妇女运动超越了对"性自由"、男女平等等权利的诉求,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延展.     

林俊与明代“大礼议”

刑部尚书林俊在嘉靖初年的遭遇是朝臣中极力拥护首辅杨廷和一派的缩影,研究他对认识嘉靖初年政局有重要的意义。议礼时林俊对明孝宗有深切怀念之情,对杨廷和的主张给予了大力支持。但他对世宗的打压过甚,加上议礼之外的政事处置上与世宗的矛盾颇多,就大大加剧了嘉靖初年的君臣矛盾,也导致了他和其他反对世宗者的迅速去位。     

浅析“三礼馆”诏开之意义

清高宗执政初期,完成了在思想观念和文化取向上的抉择.其中,"三礼馆"的诏开和<三礼义疏>的结撰,即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体现."三礼馆"的诏开,一则昭示了清高宗对其祖圣祖之文化政策,并最终完成了由理学向经学政治取向的转变;一则开启了学术方向上对经学特别是<三礼>学的有规模、成系统的整理和阐发.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三礼馆"的诏开对<四库全书>的汇辑具有启发意义.     

嘉靖初年大礼之争与皇权的强化

嘉靖初年的“大礼之争”,表面上是在争“考”争“庙礼”,实质上是皇权与阁权之争。嘉靖由藩王入登大位之时,左右无植根之党,皇权弱于阁权。在母妃蒋氏支持下,他利用干进之臣张璁、桂萼辈排陷阁臣,抑制阁权,从而不仅取得了争“考”、争“庙札”的胜利,而且大大强化了皇权。“大礼之争”影响了嘉靖皇帝的性格形成,改换了明代中叶的政治面貌。     

明世宗祭礼改制对嘉靖政治、经济的影响

嘉靖时期明世宗对国家祭礼进行了全面的变革 ,旨在追崇其父兴献王 ,塑造帝系正统 ,为自己藩王入主大统“伦序当立”的合法性作礼义上的论证。祭礼改制伴随着大批郊、庙等祭祀之所的建设 ,大兴土木 ,劳民伤财 ;同时 ,祭礼改制也激起了官僚体制内部的权力之争。可以说 ,嘉靖祭礼改制对当时政治、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明代宗学设置时间考辨

关于明代宗学开始正式设置的时间,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有"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通过考证认为,"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皆无法成立。明代宗学的设置经历了一个过程,嘉靖初至嘉靖四十三年是明代宗学设置的探讨阶段,嘉靖四十四年,明政府将设置宗学写入《宗藩条例》,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为国家制度,然至隆庆三年,这一制度才开始得到逐步落实。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开始正式设置。     

思想和政治:湛若水与"大礼议"之关系述略

"大礼议"是在明代嘉靖朝发生的、围绕着世宗生父兴献王朱祐杭尊号问题而展开的一场政治论争,是明代政治史、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大礼议"中,湛若水站在杨廷和等人这一边,反对嘉靖皇帝追尊其父兴献王、反对嘉靖皇帝在奉先殿侧建庙以祀兴献帝.后来,在"郊祭礼"等问题上,湛若水亦与嘉靖皇帝意见相左.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被人理解为处于心学与理学之间的思想家,湛若水企图用自己的思想、用传统的礼制观念来影响嘉靖皇帝、影响当时的政治,他的愿望最终落空.     

北宋重要诗案与诗歌发展的转向

诗案对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是北宋诗歌和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北宋以儒立国,诗人以诗议政,发挥儒家政教精神,但屡屡因诗得祸。诗祸与新旧党争密切相连,从乌台诗案的政见之争,到车盖亭诗案的党同伐异,再到崇宁全面文禁的意气用事,始终贯穿着鲜明的政治特色。诗人的命运随着政党的得势与否而浮沉,而且波及的诗人一次比一次多。党派之间的权力之争、喜同恶异使诗人难以独善其身及保持创作的独立批评精神。诗人的创作经此连绵的政治打击,由经世致用转向寻求安身立命和追求纯粹技艺,崇宁四年(1105)后,北宋诗坛批评政治的诗歌陷入历史低谷。凡此,与北宋诗案的政治化本质而造成的负面影响息息相关。     

再论明嘉靖朝勘处安南之政策

嘉靖十五年皇子出生诏成为嘉靖朝安南事件爆发的导火线。礼部尚书夏言、严嵩基于传统的宗藩之义提出征讨安南的主张,这一提议很可能契合了嘉靖帝的意愿;而黎氏旧臣郑惟憭等赴明告难给嘉靖帝决意征讨安南提供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明朝出兵征讨安南的决议正式出台。征南之役由于遭到相当一部分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以及受到安南莫氏外交行为方式变化的影响,过程极其曲折,三起三落。勘处安南的政策发生了一个从起初的"兴灭继绝"到震慑降服莫氏的转变,这一政策发轫于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廷议,经兵部左侍郎潘珍初步提出设想,成于毛伯温,并获得云南、两广地方官员的支持。明廷最后实施的莫登庸归降方案,最初由武定侯郭勋提出思路和措施,经林希元完善后形成一套可行性方案,由征南军统帅将官通过在与莫登庸方面往还谈判的过程中最终达成。明朝降安南国为都统使司实质上改变明朝与安南原本的宗藩关系为中央与土司的羁縻关系;承认莫登庸政权,造成安南黎、莫南北政权长期对峙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