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中西文化比较观的内在理路及其矛盾论析

本文以20世纪中西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为背景,对林语堂中西文化比较观的演化路向、观念构成、思想特征及其内在矛盾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梳理与阐发,并予以简要的评析。     

鲁迅和林语堂翻译思想对比研究

虽然鲁迅和林语堂身处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但文化观的巨大差异形成了二者各自不同的翻译思想和主张,具体体现在:鲁迅的翻译目的是为了建立新文化,主张"逐字译"和"洋气",强调"异化"的翻译策略;而林语堂则更多地关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倡"句译"和"反对洋化"、灵活地运用"归化"和"异化"策略。另外,二者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取向。     

中西融合视野下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化阐释与动态重构

林语堂以其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化书写,展现出一个让西方世界广为接受的中国文化形象.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林语堂通过三个策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即日常生活审美精神的策略化萃取、经典文化形象的浪漫式形塑和文学人物性格的理想化构建.林语堂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诠释与重构,唤醒西方读者的文化认同意识,实现东西方文化视野的融合,为当下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提供了借鉴.     

林语堂中西文化融会思想的渊源

林语堂有着中西文化融会的思想 ,其渊源既与他所处的地域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又与他的家庭背景不可分离 ,还与他在中西方的双重经历脱不了干系。可以说 ,中西文化自始至终对林语堂产生双面的影响 ,这是林语堂中西文化融会思想形成的客观原因 ,它通过林语堂的内因发生作用。     

民族意识与抗战文化——林语堂抗战期间文化活动的思想检讨

抗战期间林语堂的文化努力,既提升了民族形象,又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是起着激励作用的;抗战文化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文化,但说到底是以多元政治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文化,多元政治奠定了多元文化的基础,也决定了各自文化的走向;自由主义者的林语堂只是接受了民族文化观,而没有考虑到民族文化的领导权问题,这是他的局限性所在。     

论林语堂创作思想的变化——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

林语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如何评价这一变化,成为学者们长期争议的话题.肯定前期创作的学者,多从社会性的层面考量;肯定后期创作的学者,则多从文学性的角度观照.不同视角的切入,极大地拓展了林语堂研究的空间.但考量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否成熟,不能仅依据社会学或文学性的单一尺度,创作风格、思想主张稳定与否都是重要的考察标准.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仍处于“文化认同”的“延展期”,思想尚未稳定,文章论点常来源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名家.及至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西方文化中发现了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并将之与道家文化相融合,明确地提出了“艺术即表现”、“表现即艺术”的口号,开始形成自己鲜明的理论主张.     

民族精神相关问题的哲学思考

民族精神具有多层面的内涵,贯穿于各种文化之中又超越于各种形式之上,是一个民族的无意识与潜意识,是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格,具有普遍性、稳定性、独特性、历史性、积极性等特点。民族精神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心理基础。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与时代精神、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化碰撞中的文化认同与困境—从林语堂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有关问题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大众文化的发展引发了人们对闲适文学的热情 ,文化交流的日益颇繁 ,也使得人们对林语堂的文化身份更加注目。人们对文化碰撞中产生的困惑司空见惯 ,对文化身份的探讨也在蔓延展开。在全球化的语境下 ,追溯林语堂的文化身份的遭遇 ,有助于我们直面文化碰撞中的文化认同与困境等问题     

法律文化研究中的人性观思考--以中西之比较为视角

不断地开放、明晰法律文化论域中的核心、根本问题是在法律文化理论运用过程中,增强研究者的自觉性和自悟性的一剂良方.中西人性观应是法律文化中的此类问题.因此,人性观为法律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它如同解剖学意义上的一个切面,这种视角的引入比单纯将法律文化归类、进行类别上的比较之于研究可能更具客观真实性,而且还可防止"影射"和牵强附会的产生.     

毛泽东建设民族新文化思想与江泽民"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思想比较研究

文章通过对毛泽东建设民族新文化思想与江泽民"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思想的分析比较,印证了江泽民"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思想是对毛泽东建设民族新文化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理论原理的高度统一、对待传统和外来文化的一贯态度、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文化创新的时代典范与理论认识的进一步升华.     

从“礼”的观念透视林语堂的早期思想

在本世纪初无法抵挡的西潮侵袭之下,林语堂作为从西方文明再次走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维护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同时,并不完全认同当时西方的一些观念,如个人主义。     

林语堂论科学与人文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罕见的对科学与人文问题作了系统阐述的作家.他全面剖析了当时西方人在科学文明的繁华世界中堕落了的现实,挖掘出了西方科学文化的扩展与人文精神失落的深层次原因,并探讨了科学与人文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科学与人文协调发展的两个方向,即科学思想自我完善的内在过程与科学思想得人文化这一外在力量,两者缺一不可.就后者而言,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意义重大.这些真知灼见,对于把握当今仍然困扰我们的科学与人文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人文精神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曾受到左翼文人的批判,从现代价值观出发。其思想建基于当时中国与西方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以“人生”为核心,关注人类的实际生存困惑,饱含批判与创新,充满了现代人文精神。     

解读林语堂的“幽默”

林语堂是第一个将英语中的Humor译成中文“幽默”的人,他是中国幽默文学的倡导者,他也是沟通中西方幽默观念的桥梁之一。“幽默”是林语堂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幽默观在林语堂的艺术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本文分三章解读林语堂的“幽默”。第一章论述了林语堂幽默观的内涵：自由独立的思想,宽容超脱的胸怀,闲适自然的情愫。第二章论述了其幽默作为一种文学实践。第三章论述其幽默作为一种人生姿态。结语部分简要总结了林语堂幽默观的意义,林语堂的幽默达到了艺术境界、学术境界和人生境界的统一。     

闲适幽默也成文章——解读林语堂

上世纪30年代幽默文学兴起,这是20世纪以来中西文化大碰撞所引起的一系列骤变中的一个。作为幽默文学的倡导者,林语堂的幽默观和他的艺术观一样,都是这次骤变所产生的新质。林语堂以他的幽默、性灵和闲适著称于海内外,于是便引发了各界不同的声音。在解读林语堂时,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他的悠闲与幽默,其实他战斗性的一面也不应忽视。     

论林语堂旅行书写的根源

学术界目前并未系统探究林语堂多样化旅行书写的复杂根源。林语堂复杂多样的旅行书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林语堂个人长期的旅行生涯和从小主观养成的旅行兴趣是直接原因,其对中国传统游记文学的偏爱是内因,而民国时期旅游业的兴起则是外因,刊发大量游记文章刊物的出现也为其旅行书写提供了重要舞台。此外,民国时期域外留学热潮的兴盛、国外旅行书写的译介以及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林语堂积极从事旅行书写。     

论林语堂对儒家文化的人文主义诠释

林语堂通过概念解析、形象重塑和体系建构等方式,对儒家文化从人文主义角度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他摒弃了儒家的“忠孝节义”的伦理纲常,也淡化“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规范,而是强调它的世俗精神,借此否定基督教中虚无缥缈的来世和天国;同时针对西方科学理性以及逻辑思维方式,他提倡儒家文化的近情性和简朴性,以对西方文化进行深层次的精神补阙。     

论林语堂对隐逸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林语堂明确表达过自己的归隐意向,强调其归隐立场所隐含的反抗精神、独立立场和个性追求。在其英文创作中他发掘了隐逸文化的普世价值,具有追求精神自由,向往人与自然和谐交融,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观照等特征,是在现代语境下如何延续和发展自身传统的有益探索。     

论林语堂“田园式”都市的文化理想

在乡村和都市间的艰难选择中,林语堂一面感受都市的丰富与魅力,一面倾心于自然山野的本色纯真。在他看来,“田园”和“都市”不仅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体,而是可以融合起来,更好地适宜人类的健康发展。林语堂的“田园式”都市具有美好的田园景象、博大的胸怀、真实的人生和丰厚的文化底蕴等特征。当然,在林语堂的都市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还是“田园”风味,它在文化的映衬下更为熠熠生辉。     

林语堂休闲文学的意义与局限

林语堂的休闲文学主张心灵的自由,强调个性的张扬,讲究娓娓而谈,注重幽默与和谐的艺术追求。林语堂的休闲文学观及其创作,既具有某种超前性,有着文学上和文化上的积极的建构的意义,又有其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