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之文化生命内核

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从其形成、结构、作用及其与"三统并建"的关系来看,它只是转换文化生命尽性方式的桥梁,文化生命则构成其理论内核。     

反向坎陷: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的一种方法——评安靖如的“进步儒学”

安靖如的进步儒学,旨在将伦理的进步植根于创造性的政治实践中,他借助牟宗三的自我坎陷理论,沟通了伦理与政治,从而对进步性给出了保守性的解释。然而他忽视了牟宗三对政治价值进步性与伦理价值保守性的区分,以及伦理对政治的独立性,实际是以政治价值切入伦理价值的方式,使伦理进步取决于政治领域的实情。我们称之为"反向坎陷"的方法论。此方法论亦根植于儒家传统之中,只不过异于安氏所标榜的牟宗三的自我坎陷,而与荀子的礼义积伪有着密切的关联。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其进步儒学的儒学性和进步性能够同时得到解释。对比于当今其他儒学研究,反向坎陷亦可成为一种理论发展的趋势和导向。     

再议“坎陷”——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一

坎陷是牟宗三的重要概念,有两个具体指向,一是“坎陷的外王指向”,二是“坎陷的存有指向”。这两个指向虽然都离不开道德与认知的关系,但涉及问题不同,完全可以分开处理。“坎陷的外王指向”内含“让开一步”“下降凝聚”“摄智归仁”三个要素。“让开一步”意指让开身段,以发展自己不擅长的方面,这项工作必须在“摄智归仁”的前提下展开,不是嫌弃“道德无力”,不是主张“道德无用”。“让开一步”之后的发展方向是“向下”的,此即为“下降凝聚”,这一义理可以借助“多重三分法”得到有力的说明。“多重三分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有很大的学理潜力,代表着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方向,不应轻易讥为“儿戏之论”。     

辩证逻辑下的道德实践——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之省察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中蕴涵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理论,一直被学界误以为是"无中生有"模式的创造,这种理解基于对该理论作因果逻辑的判释。误解主要表现在:作为"内圣"主要内容的道德实践无法直接创造出科学与民主。若换从辩证逻辑的维度来审视道德开出新外王所具有的实践必然性,可能更有益于人们理解该理论。同时,"良知"所具有的道德与超道德两层内涵,又展示了它在辩证开显中的复杂性。     

熊十力“断染成净”说与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比较

儒家传统的内圣如何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理论之一,从熊十力到牟宗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两人的致思进路并不相同。熊十力"断染成净"说借鉴了佛教唯识宗的理论,以性智为体、量智为用,经过纯理智的修养过程,达致"性智全显"的境地,儒家传统的内圣由此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体现了体用相即的致思进路,这一理论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是比较圆融的。而牟宗三则另辟蹊径,提出了"良知的自我坎陷"说,认为良知本体需要经过自我的坎陷,才能开显出"纯粹知性",也即是科学和民主,牟宗三的这一理论引起学界较大的争议,多认为这一理论存在着缺陷,其原因就在于牟宗三没有完全继承熊十力的体用相即的方法。     

论儒家的“推扩”思想

“推扩”的思想贯穿于儒家的道德、情感、知识、天道等各个领域,具体体现在:德性的彰显,情感上的理解、同情与反省,求知的格物致知精神,以用显体、上达天道等方面。推扩给儒学提供了合理的方法论依据。推扩本身的根据乃在于“吾道一以贯之”之“一”,也即“千人一情”、“万物一理”。     

道德与知识、事功的一致——由牟宗三“良知坎陷”引发的思考(一)

中国文化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和谐精神与竞争意识的对立.前者主张仁义,后者主张争利.虽然仁义的落实需要知识与事功,但由于道德和知识事功的内在冲突,即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仁义与争利的对立,儒家的内圣之学长期存在轻智与贬功的倾向,不能直接开出外王.牟宗三先生良知坎陷说,为基于中国文化开出科学与民主做出了努力.儒家关注的是人类永恒价值,但现实是残酷的.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传统儒家需要经过曲折和悖论,认可知性主体的独立和争利的价值,方能开出外王.但这种新的学说面临着突破儒学边界的困境,故需要区分理想(终极)的儒家与现实(坎陷)的儒家.     

道德与知识、事功的一致——由牟宗三"良知坎陷"引发的思考(一)

中国文化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和谐精神与竞争意识的对立.前者主张仁义,后者主张争利.虽然仁义的落实需要知识与事功,但由于道德和知识事功的内在冲突,即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仁义与争利的对立,儒家的内圣之学长期存在轻智与贬功的倾向,不能直接开出外王.牟宗三先生良知坎陷说,为基于中国文化开出科学与民主做出了努力.儒家关注的是人类永恒价值,但现实是残酷的.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传统儒家需要经过曲折和悖论,认可知性主体的独立和争利的价值,方能开出外王.但这种新的学说面临着突破儒学边界的困境,故需要区分理想(终极)的儒家与现实(坎陷)的儒家.     

儒家的“德性—礼—政治”模式——进步儒学视角下的政治哲学

今天,儒家哲学应当是"有根的全球哲学":植根于儒家传统,并从全球的其他哲学传统受到激励。进步儒学即是通往儒家政治哲学的这样一条进路的一个例子。它的基本理论结构像一只三脚凳,乃是德性—礼—政治的相互关系。所有三个维度皆植根于传统,但所有三个维度以及这些维度相互联系的方式,却已经在回应新的情境与挑战中经历了新的发展。伦理的德性是进步儒学最基础的目标,但是,要使德性的获得成为可能,个人的德性就必须"坎陷自身",并遵从政治的规则(例如法律)。同理,人类社会中,对于伦理规范与政治规范之实现来说,礼的规范也是必要的。因此,所有三个维度都是至关重要的,都是理解儒家政治哲学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尝试——论泰州学派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

王艮出身平民,不是完全的学究型学者,所以他对于儒学的思考也是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入手,提出了他自己的＂百姓日用之学＂,强调圣人之学就是百姓日用之学,人们只需在其日常生活中体贴良知之天理,离却日常生活,无道可明。他的这一思想是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尝试,为儒学从少数精英学者之事向天下百姓皆可为之之事的过渡,为儒学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普通民众中的实现和普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近50年来现代新儒学开展的“一本”与“万殊”

1958年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对现代新儒学的开展发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宣言》所阐发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为现代新儒学作为一大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基本立足点;另一方面,《宣言》的一些观点所引起的不同看法,也促成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不断分化。现代新儒学在近50年来的开展中出现了三次分化:一是哲学路向与史学路向的分化,二是重建形而上学与消解形而上学的分歧,三是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不同。这种双重影响,使得现代新儒学的开展呈现出一本而万殊的特点。     

方以智“质测”与“通几”之学研究述评——一种方法论的视角

由梁启超肇其端,中经侯外庐先生大力抉发,方以智的思想在近60余年的时间内被学界进行了深入而多元的挖掘。而这之中,其"质测"与"通几"之学则是被研究的主要方面。综合分析学界关于此问题的诸多研究,并征诸方以智的具体原典材料,我们可以认识到,方法论层面的立意与考察才是理解方以智"质测"与"通几"之学内核的关键所在。     

董事还是董事会？——关于《公司法》第60条第3款之“董事”的解读

对<公司法>第60条第3款规定的"董事"应如何理解,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从解释学和法律适用等方面,指出该条中的"董事"应作个别董事解释,而不宜解释为"董事会".为使公司法对董事善管义务规定得更加科学和准确,文章进一步对<公司法>第60条第3款提出了修改的立法建议.     

新“国五条”对现代婚姻家庭价值观的挑战——以现行《婚姻法》为对象

新“国五条”出台后,许多人选择功利性离婚逃避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目的是实现家庭现有利益的最大化,为家庭保留更好的物质条件。这些用房子与婚姻交换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金钱至上”观念的影响下,完全抛弃了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观,给社会带来了恶劣的影响。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我国现行婚姻法中大量的条款都是关于明确夫妻财产的规定;同时,婚姻法并没有对家庭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确,更没有规定家庭的独立财产制,最终导致夫妻没有共同努力的方向,家庭中的个人利益突显。因此,必须修改和完善现行《婚姻法》,重新定位家庭的法律地位,并赋予家庭财产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功利性离婚问题。     

是动量词短语,还是一种动词的重叠形式——关于《现代汉语》中“借自动词”的动量词问题的探讨

本文从七个方面就“借自动词”的动量词问题作出了新的探讨 ,认为“A -A”式短语中的后一个词不是“动量词” ,而是一个动词 ,“A -A”式短语是一类特殊的动词重叠形式的短语 ,是前后两个动词和“一”的连用 ,它们表述的是某种持续性的动作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刑法罪名命名问题研究——基于“两高”对《刑法修正案(九)》罪名所做司法解释与《刑法一本通》的比较考察

不管是刑事立法的具体内容,还是刑法罪名的形式命名,立法机关都应当充分地、尽最大可能地发挥理性的积极作用,从而实现吸收司法经验和运用理性逻辑的高度统一与完美结合。基于刑法的保障法地位、后置法角色和其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终极旨归,在刑事立法方面应当坚持三个基本理念:刑事立法的独立性、统一性和谦抑性,这不仅是对刑事立法内容的要求,也是对刑事立法形式的要求。在刑事立法内容方面,不应仅仅关注条文的内容规定和修改,也应重视和加强对刑法罪名命名权的研究,着力纠正司法实务中基于惯常做法和不成文的旧例所形成的自带的"天然合法性"错觉。从根本上而言,由立法机关而非司法机关行使刑法罪名命名权,在形式层面上是法律保留原则的合法性要求使然;在实质层面上是罪刑法定对刑事立法的明确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