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践形”观与仁义之道视域下的道德正当性

孟子在与告子相互争辩中确立了人性善和仁义内在的观点,但如何将人性之善和内在于人性中的仁义等德性外显出来,这是孟子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其独特的“践形”观。“践形”即是将内在德性充分表现于外在形体之中,最终达到内在德性与外在行为的完美统一,这种德行之间的统一性在孟子那里以善与正当性的关系得以突显。这篇文章首先结合出土简帛中的儒家文献考察了孟子的“践形”观,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分析孟子仁义之道下的道德正当性观念,从而阐明孟子道德形而上学的内外之境。     

人性与管理——从一般人性理论到“超复杂人”理论

“超复杂人”理论,认为人通过对自然、对他人的不同需要表现出不同的“自我”,不同的“自我”在实现自己的需要过程中因别人对其帮助或者阻碍而表现出“善”或“恶”,管理者可以根据组织的目标与被管理者的需要,分析其所处的“人性关系圈”的位置,考虑相应的管理措施。     

论先秦两汉孝道观的发展及其内在矛盾

本文从先秦两汉的历史背景着手,具体探讨了在从“百家争鸣”走向“独尊儒术”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观的嬗变轨迹,指出经过汉儒的整合,孝“德”无论是在内涵、外延还是社会功能上都较古代宗法社会时期有了大的飞跃,并对这一时期孝道观内在的三大矛盾进行了总结。     

翻译的目的之辨与本质之思

论文以辨明翻译目的、厘清翻译本质为旨归,指出翻译目的有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两个层次,前者关乎翻译之“本”,是翻译活动本己的、固有的、不可剥夺的目的,具有稳定性和恒久不变性;后者关乎翻译之“用”,是由于社会环境的机缘而外在地、偶然地附系于翻译活动之上的目的,具有不稳定性和变化性。在翻译活动的行为链条上,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外在目的是通过内在目的的实现而实现的。翻译的内在目的是“使相解”,也应该是、必须是“使相解”。这一内在目的是让翻译活动“是其所是”的目的,是翻译之为翻译的基础和依据,对于翻译活动而言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论邓小平育人观对孔孟儒学育人观的吸纳与升华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全面认识我国孔孟儒学“八日”育人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服务于现代育人工程，就很有必要对邓小平“四有”育才观与孔孟儒学“八日”育人观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探索孔孟儒学“八目”育人观与邓小平“四有”育人观之间的民族文化联系，有助于加深对邓小平“四有”育人观的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本文对邓小平“四有”育人观与传统文化的承接作了探讨：认为邓小平育人观将孔孟儒学育人观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进行透析和诠释。本文从实现胡锦涛总书记“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理论高度，为高校加强优秀文化传统教育提供理论探讨。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的主要内容是构建一种“逐步限止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止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的鲜明表现为“人民公社“思想和《”五七“指示》,而这两者又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内在的、直接的关系。     

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有着深刻的认知和非常精辟的论述。中共一大对社会主义实践目标的确立,为毛泽东开启“中国化”思考提供了现实依据,而对科学理论应用中个性化问题的理性认知,则是他具体探索和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毛泽东不仅科学揭示了“中国化”的内在特质在于“具体化”,而且详细阐述了实现“中国化”的根本手段,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还深刻指明了“中国化”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生活美学语境中的“生活”辨析

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界开始关注“生活美学”。2000年以前的“生活关学”研究关在生活中的存在领域;2000年以后的“生活美学”把“生活”分为“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并把“美的活动”定位在两者之间。这些研究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活美学”的基本问题“美”与“生活”之关系。引入马克思的“类生活”观可以发现,“美”乃“生活”应有之义,人类自由的、自觉的、有意识的充满乐趣的生命活动就是“美”的“生活”。     

“两测四评”——师范生教学技能培养模式探析

“两测四评”是一种基于逆向设计,以学习目标为起点,以评价设计先于并嵌入教学设计为路径,对教学活动要素进行重新规划的人才培养模式。“两测”是指前测和后测,是对教学技能水平的评测;“四评”是自评、组评、班评、师评四种评价方式。教学中要根据需要组合形成自评-师评-组评、自评-组评-师评、自评-师评-班评、自评-班评-师评、自评-组评-师评-班评、自评-组评-班评-师评等教学评测路径,不同技能的学习可以选择不同的评测路径。“两测四评”培养模式发展了师范生自我评价、自我诊断和自我定位的能力,通过在不同团队中的融合进行评与测,建构师范生理念、态度、生命情感等内在品质,有利于促进“师范性”和“学术性”融合、实现教学技能的主体建构。     

新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省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制定实施了“过渡”战略、“跃进”战略、实现“四化”战略、“阶级斗争”战略等传统的社会发展战略和“三步走”的新战略。传统社会发展战略有许多内在缺陷，执行中又有偏差，因此总体上看并不理想。新战略是改革、开放、大发展的综合性战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为客观依据，在发展目标、发展阶段、发展重点、实施方法等方面做了科学的规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有一些执行中的问题尚待解决。对新旧战略作出回顾、比较，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人的文学”观的体现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重要文学命题,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创作了诗集《过去的生命》中的诗歌。《过去的生命》主要体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中的三方面重要内容：“人道主义为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     

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自我统一性维护：儿童“反差行为”的意义分析及教育引导

儿童“反差行为”是在其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现象。依据现象解释学逻辑对典型案例的分析，结果表明儿童的“反差行为”是由双立场多层次因素相互交错，致使其在环境冲突背景下产生的，其本质是儿童维护自我统一性的被迫选择。由于儿童的“反差行为”具有典型的被动适应性特征，其只能是儿童维护自我统一性的权益之计。自我统一性是儿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教育者需在理解儿童“反差行为”的产生机制和内在意义的基础上，采用正确的教育引导策略，以促进儿童自我统一性的健康发展。     

儒道自我观的比较

儒家和道家文化的自我观在自我的本质、理想自我的人格特征、实现理想自我的途径等方面存在着众多的差异,儒家自我观认为自我的本质是仁,理想自我的人格特征是“内圣外王”,通过自我修养、自强不息去追求理想人格的实现;道家自我观认为自我的本质是“真”,理想自我人格是“无知”、“无为”“无欲”,通过“虚”、“静”、“齐物”等方式来实现理想人格。两种文化的自我观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也发挥着不同的影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文化自信教育研究——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

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中的文化自信教育是推进和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的重要切入点。文化自信与“纲要”课教学有其内在关联性,文化自信是“纲要”课教学的重要目的,而中国近现代史是文化自信教育的重要载体。“纲要”课中加强文化自信教育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使大学生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在教学中,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体认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这不仅有助于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而且有利于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     

刘勰的"为文之用心"

“敷赞圣旨”能力的缺乏,促使刘勰将通过发表自己独立见解所实现的“立家”作为了“立德”的替代目标,其“为文之用心”的实质也随之转向自我“立家”,由此导致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离开“圣旨”的自我发挥。而刘勰对“立德”目标的难以割舍和有效实现“立家”的考虑,又促成了《文心雕龙》对“敷赞圣旨”名义的借重。由此造成了《文心雕龙》在“敷赞圣旨”的名义下没有“敷赞”以至偏离“圣旨”的奇特现象。     

中国古代“活法”观及其哲学渊源

“活法”是中国古代文艺创作的重要思想,首倡者应为北宋胡宿,其以“活法”来倡诗作之新变;苏轼对“活法”的推进至关重要,提出“信道法智”“道凝而法活”,反对“死法”,将“活法”作为“道”及万物人生之本性而致思,确定了“活法”的基本意涵和生命向度。吕本中认为“活法”是“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并落实到自我生命的维度,张元幹、杨万里等进一步阐发了“活法”之说。宋代理学彰显着生生性、活络性,“活泼泼地”是理学家常探究的话题,儒家之“活”是万物之理、学问之法,亦是文艺之则;禅宗之“活”是“活法”观的重要思想源头,“参活句”一直是宋代禅僧的话头,圆悟克勤、大慧宗杲多次论及,这对吕本中、杨万里等“活法”观具有巨大影响,清代朱庭珍、石涛等人直接将“活法”阐发为“至法”“无法之法”。中国古代之“活法”观凝结着宇宙万物之生命的深度思考。     

被遮蔽的承传——“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探察

“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一直被打上“断裂”的标记。事实上,新诗从未真正与传统决裂,外在的断裂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采取的文化策略与姿态,断裂的暂时性、局部性与外在性并未截断新诗与传统的内在关联,新诗创作、诗学观等依然不自觉地承传着古典诗传统。内在的承传虽然处于被遮蔽的隐性状态,但这股潜流无疑对新诗当时和其后以至未来的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试析江泽民同志“讲政治”的哲学内涵

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对江泽民同志关于“讲政治”的思想进行学习理解 ,着重从坚持政治与经济的辨证统一 ,正确把握政治的本质 ,把讲政治作为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论 ,讲政治必须正确坚持唯物辩证法以及讲政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等方面进行论述 ,还阐述了“讲政治”与“三个代表”的内在统一     

"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对海外中国学一种解释框架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高度相关的两个问题经常进入学者们的视域,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第一,传统的中国文化能否催生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第二,近代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由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换？围绕这两个问题,分别形成了“冲击一回应说”与“中国中心说”的对立以及“天下观”与“民族国家观”的对立。实际上,这些对立是“西方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两种流行解释框架的表现。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对立是近代中国社会“悖论”性质在思维方式上的折射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悖论”性质决定了我们要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采取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