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检察文化的研究与建设

在当前的检察文化理论研究中,描述性的检察文化内涵、经验化的多元“线型”检察文化结构模式、单纯的检察文化性质界定,导致检察文化理论与实践的偏差性以及检察文化建设实践的泛化和简单化.应当从整体上把握检察文化,对检察文化的内涵作规范性的建构,以“三元二维”平面模式解读检察文化的构成,突出强调检察文化的法律性、管理性和社会性,从文化价值和文化模式两个维度,紧密围绕建设“检察理念与知识体系”“检察管理文化”和“检察公众文化”展开检察文化建设实践.     

大众文化的概念之旅、演变轨迹和研究走向

文章涉及的问题有三:一,大众文化经过了Popular Culture→Kitseh→Mass Culture→Culture Industry→Popular Culture的概念之旅,其中隐含着西方学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大众文化的认识、定位和价值判断.二,大众文化经历了从新兴文化到主导文化、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从中产阶级文化到青年亚文化的演变过程,这意味着当今大众文化的构成、生产与消费机制等等已发生了种种变化.三,与此相对应,大众文化研究的姿态走向了公允平和,理论方法走向了多元共生,关联语境走向了后现代主义,聚焦领域走向了媒介文化,由此也带来了大众文化理论的不同景观.但无论如何变化,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差不多都可看作“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和“符号学”的变体.     

智慧检务下的捕诉一体建设

作为新时代检察工作发展需要的产物,智慧检务具有增强司法规范、提升司法效率等功能价值。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捕诉一体”办案机制主要存在着三方面的困境。一是批捕质量和监督力度阶段性下降;二是案件办理尺度不统一、标准不一致;三是考评制度未能及时更新、跟进。将智慧检务与“捕诉一体”办案机制深入融合,以检察科技创新为突破口,能有效提高检察官综合素质、创新监督方式、规范检察行为等,为完善“捕诉一体”办案机制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撑。     

中国刑事诉讼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

从现代化理论来看,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型刑事诉讼模式向现代型刑事诉讼模式转化的历程。传统型刑事诉讼模式与现代型刑事诉讼模式之间在主体构造关系、事实认定机制和程序运行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在当代中国,在依法治国、人权保障、市场经济的语境下,我们应当遵循在传统继承与法律移植、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诸价值理念中寻求平衡的理论路径,推动中国刑事诉讼模式向中国特色的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转变。     

刑讯逼供的法理分析及改良措施

刑讯逼供的产生原因很复杂 ,究其根本原因是在于 :刑事立法所确立的犯罪构成理论使得自白必要主义成为可能 ;现有的犯罪研究理论对刑事司法的导引功能较为不足 ;刑事诉讼立法价值取向只注重当事人权利的存在 ,而忽略了权利的保障和实现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强调客观真实使保障人权的程序价值衰退。从现实的期待可能性出发 ,对刑讯逼供的控制只能采取临时性的改良措施     

论检察绩效考核的制度语境与转型逻辑

在不同法域,检察考核均是优化检察权运行和绩效管理的重要举措之一。基于语境的比较,美国与法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分别选择了检察独立和检察一体等不同的检察运行模式,在检察绩效的考核方法上却均表现出“以考核个体为重心”的共通特征,在“考核指标的量化程度”和“外部评估的实践效果”等方面也存在重要差别。表层趋同与内涵差疏映射着两种检察体制的深层结构和逻辑,即以检察独立为主的美国模式乃根植于协作型的权力结构,更强调社区参与的价值;以检察一体为主的法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模式乃生发于科层式权力结构,更强调量化指标的上行下效。中国大陆地区类似于欧陆法系的检察一体模式,检察功能也更多元,因此,以“条线考核”和“内部考核”为特征的考核体系可能还会维系较长时期,未来可通过完善检察人员分类考核、重视个人考评结果、建立双向互动的检察考核模式,来解决个体激励不足和缺乏民主监督的实践弊端。     

审判中心论#br#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深层逻辑#br#

在事实查明层面，案卷移送制度、审前准备程序与审判中心主义存在功能主义关联，因三者功能重叠且程序前后相继而形成“实质化的阅卷+有必要才召开的庭前会议+形式化的庭审”之事实查明的结构，进而导致审判中心主义被消解。以司法一体化为特征的刑事诉讼纵向线性结构或行政结构，对于事实查明的程序正当化没有功能需求，是消解审判中心主义的深层原因。因此，我国刑事诉讼需要完成两次转型跨越三个阶段：从行政结构到司法结构；从职权主义模式到当事人主义模式，才能实现实质的审判中心主义——被告人中心主义，才能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刑事诉讼的从技术到理念的一系列问题。     

中国刑事和解价值之辩

中国刑事和解制度是在对传统对抗式刑事诉讼模式进行反思和改革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具备完善现有诉讼程序、丰富刑罚处理模式的法律价值,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社会公正价值,提高诉讼、司法效率节约社会资源的效率价值,但也有减弱刑罚预防功能,与现行罪刑相适应、无罪推定及证据制度不相融合的实施瑕疵。如何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明确其实施的范围、标准和方法,应成为目前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检察指导性案例应用研究

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立足于现有法律体系框架,在借鉴普通法系判例制度的基础上所创设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截至2020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公布了19批72例检察指导性案例,为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规范司法办案、维护社会公正提供了有益参照。在司法办案中,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存在感”和“活性”还不足,根本原因在于司法人员对指导性案例的规范性应用缺乏方法论的引导。因此,有必要立足检察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和价值,从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应用内容、应用方向、应用方法和应用规范入手,对检察指导性案例制度进行系统性检视,并提出改进路径。因此,要找准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定位、科学确定指导性案例、建立指导性案例应用机制,以充分优化释放检察指导性案例的最大效能。     

检察机关内涵改造型的管理路径研究

通过对湖南检察管理实践的总结提炼,概括了目前检察管理存在的六个挑战,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检察管理应秉持“加强”和“改进”为理念的内涵改造管理的基本思想,并提出推进检察基础管理科学化、探索适应司法规律的办案模式、优化内设机构的基础管理单元功能、增强应对检察工作新形势新问题的管理同步意识等内涵改造型检察管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