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改革:实践与评析

量刑改革作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实践,对其从改革视角进行梳理和审视,对于理解和把握新一轮司法改革的策略、路径可以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梳理发现,量刑改革呈现出试错机制不断尝试、地方性特色显著、改革整体性渐趋增强的新动向,体现了对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视,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和对量刑改革应由多方主体共同推进的规律性把握.同时,通过对量刑改革实践的观察,可以发现改革的推进策略和方案设计都存在问题,因此,应当从这两方面进行完善:在策略上,应当更加充分试错,谨慎建构;在内容上,应当建构多元化的量刑程序制度,并完善包括量刑说理和量刑证据制度在内的配套制度安排.     

国家治理范式下的制度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角治理结构范式下,政府权力应当逐渐向市场权力、社会权力让渡,明确市场决定机制、协商民主范式以及社会自治体系等改革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要摆脱传统建构理性的路径依赖性,遵循第一轮改革的进化理性思路,形成制度软化机制、市场竞争机制以及社会互动机制等"摸石过河"的作用机制。同时,应善用法治思维,确保制度改革的方向性与系统性。     

论程序法定原则对司法改革试点的保障和限制——以速裁程序改革试点为例

司法改革试点是在突破既定法律规定,以试点为手段的推行体制或机制创新.改革试点要"依法"进行是程序法定原则的内在逻辑要求,以使司法改革试点能够涵盖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在内的整个合法性秩序.速裁试点程序作为司法领域首例"试验性"立法 ,通过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授权决定的方式很好地解决了地方自主创新与试点合法性的矛盾.但是"试点"模式在实践中还不够完善,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行不断的修改与完善.     

“结构-过程”视角下多民族国家治理的主体互动模式与绩效评估

在西方国家治理变革的语境中,多民族国家已经从"一致性建构"和"包容性建构"走向"互动式建构"。西方以外的国家也开启了治理转型进程,虽然道路不同,但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互动式建构"的特点。多民族国家治理中主体互动模式有四种基本类型:共融、合作、竞争、冲突,这些互动模式有着自我强化的趋势,如果某种模式的互动能够使行动者达成目标,行动者很大程度上会固化原有的行为逻辑,在以后的行动中继续选择该方式来与其他行动者进行互动;在行动者通过原有的互动模式无法达成目标的情况下,行动者会更倾向于改变现有的互动方式。以"结构-过程"为视角,结合四种模式可以构建评估多民族国家治理绩效的基本框架:在结构维度考察互动结构、主体关系和情境条件,在过程维度考察互动机制、治理效率和治理效果,将静态评估和动态评估融合起来,既关注治理改革的制度结果,也关注治理改革在解决族际冲突和矛盾方面的过程表现。已有实践表明,以分权化和多中心为主要特点的西方式治理会给多民族国家带来离散、分离甚至分裂的危机,多民族国家治理应以统一的国家认同和政治文化为中心,防止不恰当的分权带来离心倾向,建立合作机制以促进主体互动模式向合作和共融转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问题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就是要实现制度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表现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动力来自于改革的深化和发展,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是要通过制度上的创新和完善,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村庄治理：一种“权力谱系社会学”

既有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主要从实体论的角度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或合作关系,对中国治理经验的解释存在明显的不足。通过对村庄治理实践进行历时性、空间性的解读,建构一种“权力谱系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治理体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权力谱系社会学本质上是探讨各种权力主体中的国家成分、社会成分、自我成分的互动互构机制在治理层级和时空层面的渐变规律。总体来说,它具有三大理论要素,一是成分论,二是互构论,三是渐变论。成分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国家成分、社会成分、自我成分在各种权力主体中的组合关系。互构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上述三种成分相互构造的结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网络。渐变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上述成分相互构造的模式在不同层级、不同时空相对稳定的变化规律。从这一理论框架出发,可以清晰地辨识中国治理体制的优势及风险,并可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西方和全球的治理经验。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税权划分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离不开财政制度建设。目前,我国正处于"营改增"税制改革的深化期,地方政府财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实现税权与事权匹配建设,成为当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的重要一步。     

“替代的司法”与“司法的替代”——试论后现代社会背景下中国“制序”之重建

从布莱克、波斯纳的思想进路检视了法律治理的限度和替代问题, 分析了当今世界司法诉讼程序之外的"制序"整合图景, 意在强调后现代社会条件下我国面临"制序"机制建构的双重使命, 在以司法为中心解纷机制的改革实践中, 还应对其负功能保持警惕, 按"多元制序"模式关注ADR解纷机制及民间治理机制之重建.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效能体系建设

治理效能是一个关于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效用的度量命题。对治理效能价值观意蕴的考量,关涉能否深刻理解国家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的根本路径,是治理效能诸问题展开的"元问题"。制度是治理的刚性要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是制度治理的柔性机理。具有人民利益现实需求价值合理性的治理效能体系,是一个由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目标等多因子构成的、交互影响的行为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过程必然呈现为治理效能体系多因子之间的利益相关性。治理效能的最大障碍来自因治理体制机制束缚而形成的各种利益樊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构更加立体、更高质量的治理效能体系,旨在突破利益樊篱,凝聚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分层治理机制、整合散落社会资源,形成体系性、整体性、拉手性的治理能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社会—公民"三维融合的治理效能体系建设,规范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营造治理效能体系的文化生态,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本遵循,也是在联防联控联治中经受住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的中国治理智慧。     

开发区管委会“身份”之困惑及社会化正解

开发区立法滞后、"身份"不明。身份生成机理涉及经济全球化、试错式改革之路、政治集权与经济还权的大国治理结构、"职责同构"与"条块体制"的府际关系、国家战略定位及本身竞争力等。鉴于开发区契合于行政权社会化的治理变革、内生的契约结构、国家的战略定位、地方立法及实践的探索,法律应将试错权力配置给开发区,统一立法,将管委会身份社会化,界定为事业单位,法律、法规授权其行政主体资格,先试"多中心治理"之道。     

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治理能力框架建构

地方治理能力建构属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借鉴相关成果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剖析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要素,厘清此背景下地方治理能力建构的基本特征,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另一方面,通过回答"地方治理能力建构为了什么""谁来建构地方治理能力"以及"地方治理能力如何建构"三个理论问题,试图构建一个包含目标愿景、政策行为、能力反馈在内的"理念—结构—过程"整合分析框架。     

当代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司法权和司法机构是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和司法体系,提升国家政治文明和司法文明水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人民法院通过实施四个"五年改革纲要",提升了国家司法能力。当前,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新挑战、新课题,指明了新的方向。     

刑事司法改革的试点模式及其未来——以被害人救助制度为例

司法实践表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可以分为变法模式和试点模式两种路径。由于制度漏洞被不断暴露,以及顶层设计存在着天然缺陷,地方司法机关通过试点的方式探索、验证、推广新制度的现象不断涌现。以被害人救助制度为例,这种试点模式主要有三个特征:司法机关是试点的主导者,解决问题是试点的根本动力,地方财政是试点的物质基础。在可预见的未来,试点模式和变法模式的不断互动与互补,将成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模式。     

中国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

互联网技术治理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由一个不断发展的私营部门主导的、"多利益攸关方"的治理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国已经逐渐认识到互联网的意义,并开始谋求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更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重塑全球治理能力的增长和日益崛起的力量,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参与越来越重要,其倡导的治理模式已经对当今美国主导的、自由的全球互联网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北京主张用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机制来取代现存的"多利益攸关方"全球互联网治理机制。本文介绍了"多利益攸关方"和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制度,描述了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中的核心组织,讨论了北京政策的动力机制及其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彰显及整体性建设研究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13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同时提出了国家制度建设的"三步走"时间表,并相应从13个方面明确了制度体系建设和完善的方向.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艰辛探索中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积极实践中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制度体系更趋成熟,结构更加定型,形成了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为"四梁八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其整体优势在治理效能释放的过程中充分彰显.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有序进行,逐步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特对制度体系的逻辑建构、"中国之制"优势的坚定根基,以及制度建设的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探求使制度要素更富韧性、体系结构更趋稳定的有效途径.     

香港地方治理的问题与出路

地方治理是否有效,对于一个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的治理都至关重要。香港特区政府能否有效施政,关键要看地方治理是否顺畅及有效率,能否反映基层民意,能否切实回应地区居民的诉求。针对现行香港地方治理模式存在制度性问题,本文拟建构一个"政府主导、地区为本、条块互动"的多元治理模式,并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     

重构乡村治理创新的经济基础--广东农村产权改革的一个理论解释

当前学术界有关乡村产权的国家建构论、社会推进论和要素配置市场论三种主要观点,难以在整体上解释近些年来的农村产权改革,而"产权改革的治理创新论",可以从产权与治理的关系入手,使阐释更趋合理。广东农村产权改革通过"界定资格""对接市场"和"优化监管",在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土地产权改革以及集体资产监管改革三方面推动建立社会性与市场化平衡的农村产权结构,从结构、能力和监督三个层面为重构乡村治理创新的经济基础创造了条件。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基于国家治理三维场域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力解析

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之处在于"政党-政府-社会"的三维结构。作为国家治理领导性主体,中国共产党在三维场域的制度执行力决定制度优势所转化的实际治理效能。在政党治理场域中,党的制度执行力能够有效转化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打造国家治理体系;在政府治理场域中,党的制度执行力能够有效转化党的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在社会治理场域中,党的制度执行力则能够有效落实党的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构建新型基层治理体系,夯实国家治理基础。     

生态环境安全的实践困境与法治进路

建构整体性生态环境安全法治体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支撑,其中,以非传统安全为核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治理应当同等、同步建构生态环境安全等微视、可及领域的基本安全。在国家治理语境中的宏观生态安全与法治语境下的中观生态环境安全应当界定为同义概念,后者与同处法体系内的环境安全、资源安全与生态安全在内涵上相区隔,但在外延上相关联,共同构造出生态环境安全概念在动态和静态双重维度的一般法律解释。反观我国生态环境安全的法治实践,在立法上,包括对于法律概念确立的准确性和解释、法律原则设置的确定性与安排均存在不统一和不一致的情况;在执法上,包括监管制度的建立、监管体系的构建以及监管机制的运行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瑕疵或漏洞,在面临生态环境治理的本土性、国家性与生态整体性间的冲突之时陷入治理困境。有鉴于此,构建整体性生态环境安全法治体系成为应对治理困境的进路:将生态安全从宏观的战略政策转变为中观的法律规范,明晰法学视域下生态环境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确立环境法生态环境安全的基本法律原则,形成"目的—原则—规则"密合的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并将生态环境安全原则的法律秩序追求辐射并渗透到相邻部门法中去,成为建构整体性生态环境安全法治体系的奠基石;将关涉生态环境安全中观的法律规范解构成微观的监管制度体系,逐步确立以生态环境标准为核心的预防、管控和治理制度体系,以生态环境数据为承载的监测和预警制度体系,以平台化为形式的沟通和协作制度体系;此外,健全以"生态环境风险"为中轴的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体系,探索以"生态环境主观(公)权利"为基础的行政诉讼体系,建构以"生态环境法益"为核心的刑事司法体系,成为整体性法治建构的屏障;对于域外、外生性生态环境风险的控制,需要依赖广泛、善意的国际合作和成文、严格的国际规则。这一过程,还应当贯穿法治牵制或抑制科技累卵性,最终满足生态环境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速读

<正>习近平:坚定不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遵循司法规律,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结合起来,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要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