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相对贫困治理时代问题解析

脱贫攻坚战已迈入相对贫困治理时代,应坚持巩固脱贫成果与构建面向相对贫困治理脱贫长效机制的双轨并行转型思路。当前,脱贫攻坚工作面临转型困境,受贫困治理模式、贫困治理理念、行政单一化管理、政绩考核标准等的固化影响,后脱贫时代的贫困治理有掉入贫困循环再生产陷阱的可能。因此,以创新国家减贫治理体系为视角对后脱贫时代脱贫工作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梳理与解构,提出建立面向相对贫困治理的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纾困对策,以建立防止返贫动态预警监测机制为贫困人口平台识别之策;以设立精准防贫基金为遏制返贫预防兜底之策;以建立面向相对贫困治理的机制体系为贫困治理久久为功之策。     

后小康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

后小康时代中国扶贫战略将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治理的任务会更加艰巨。与绝对贫困治理相比,相对贫困治理具有分散性、多维性、艰巨性、长期性、系统性五大特征,同时也面临脱贫攻坚成效不稳定、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政策有效性和文化贫困四大治理难点。对此,必须构建转型衔接机制、内生动力机制、多重保障机制、人文发展机制四大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以顺利实现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探索——基于P县“社会大救助”体系的考察

随着2020年完全消除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治理成为后脱贫时代的重要议题。通过对P县社会大救助体系的分析发现,将相对贫困治理与社会救助相衔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大救助体系,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有效探索。相对贫困治理与社会救助的衔接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乡村振兴的双重机遇,也面临贫困识别、政策衔接、城乡统筹、救助监督等多重困境。基于此,社会大救助通过整合扶贫救助职能、城乡区域信息、扶贫救助政策,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即贫困监测识别机制、制度保障机制与监督约束机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奠定共同富裕的基础。     

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及其治理

相对贫困是我国2020年后贫困治理的主战场。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地方政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的案例和数据,发现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具有经济结构性、政策负外部性、社会权利性、社会时间性和社会心理性等五个维度。相对贫困的相对性、多维性、脆弱性、动态性、发展性、长期性、特殊群体性、强区域性,要求国家建构新的贫困治理体系。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应着力构建益贫式经济增长体系、综合性扶贫政策体系、包容性社会发展体系、多元化贫困治理体系、理性化心理认知体系,针对性地破除相对贫困的多维相对性,使相对贫困治理走上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轨道。     

相对贫困治理: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

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终结,中国社会正式步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问题将日益突出.目前学界围绕相对贫困的内涵、产生机理、认定标准及治理路径等层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存在较多的争论.在相对贫困治理研究范式层面,研究主题从经济领域逐渐转向社会领域,研究话语呈现了从福利救济向发展型干预转换,研究视角不断从政府本位向主体协...     

构建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社会工作的实践

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后脱贫时代,如何解决相对贫困,构建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文章重点对2015年至2020年的文献进行梳理,以实践取向来分析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反贫困工作的学术进展、共识与实践模式.在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贫困区域特征、返贫风险及主要贫困群体等问题依然存在并发生新变化.社会工作能够回应相对贫困治理的复杂性、新转向并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社会工作回应相对贫困问题并且已经探索出一套反贫困的工作流程、实施路径和实践模式.社会工作实践的社区发展模式、金融社会工作模式、社会服务与社会救助模式为未来的反贫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将社会工作纳入反贫困长效机制,并就社会工作专业主体地位、反贫困工作精细化分类等提出建议.     

后脱贫攻坚时代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研究

语言扶贫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扶贫减贫的一项长效机制.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收官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我国的贫困治理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的语言扶贫亟需构建相应的实施模式与路径,提升贫困群体的造血功能,增强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全方位预防和化解返贫风险,从而实现永久脱贫.结合对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和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的分析,基于"混合学习"模式的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能够促进新阶段语言扶贫工作的开展.     

后脱贫时期我国贫困治理的演变趋势与应对路径

我国进入“后脱贫时期”这个贫困治理的新阶段,由于贫困的韧性和动态性,贫困治理将呈现治理主体由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客体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治理视域由农村贫困转向城乡贫困、治理模式由攻坚扶贫转向预防返贫等一系列新特征。基于此,“后脱贫时期”的贫困治理需要提出新的应对路径,通过整合社会扶贫资源、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的叠加效应,综合治理相对贫困、探索建立长效机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融合的贫困治理体系,防范化解返贫风险、构建防返贫机制,实现“后脱贫时期”贫困治理体系的重塑与转型。     

共同富裕视域下我国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研究

相比于消除绝对贫困的局部性和紧迫性,相对贫困治理的整体性和长期性特征更为显著.需要将消除相对贫困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相结合,并将其置于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伟大征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长效治理机制.围绕建立动态识别与监测机制、完善社会化扶贫协同机制与城乡一体化治理机制等构建长效治理机制,在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丰富贫困治理的具体方式与工具,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基础.     

后脱贫时期乡村治理与防贫策略研究

防贫工作是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迈入后脱贫时期,乡村治理与防贫工作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影响因素.后脱贫时期乡村治理要妥善处理好"后两年"和"两年后"的关系,增强防贫工作的针对性,防止出现一边脱贫、一边返贫现象,强化脱贫工作的实效性和持续性,夯实防贫工作的基础,大力推进乡村振兴.     

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成果的动态模式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中国进入后扶贫时代。后扶贫时代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对于实现高质量脱贫、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提出巩固脱贫成果的“经济资源集合—经济体激活”两步发展动态模式,论述其作用机理,并提出实施该模式的可行路径。     

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机制设置、维度聚焦与实现路径

加强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是后脱贫时代农村贫困治理的必然要求。遵循脱贫人口返贫问题事前治理逻辑,基于对返贫风险生发运演机理的理性揭示和科学预判,把内生脱贫动力、生计资源禀赋、外部灾害冲击和社会负面影响作为脱贫人口返贫生发的主要监测维度,且诸维度之间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返贫风险监测机制基于四大维度的监测预警能力越强,则越有利于及时化解返贫风险、阻断返贫。当前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机制建设面临监测制度不完善、监测主体配合机械式、监测技术体系不健全、风险信息管理碎片化和监测工作考核监督不完善等不利因素,迫切需要完善风险监测制度,布控筑牢脱贫人口返贫防线;明确风险监测职责,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强化监测技术体系支撑,打造返贫信息共享平台;创新信息管理机制,构建协同治理良好格局;共同推动后脱贫时代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机制的逐步形成、持续巩固和长效发力。     

增材制造技术在陶瓷制备中的应用

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农村相对贫困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和多元,其中以个人发展能力不足为主的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部环境通过内因加重贫困发生概率。在后扶贫时代,治理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可以从全局出发选择包容性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的三支柱治理策略,构建一套稳定、有效、可持续的新型综合扶贫治理体系和一套具有动态性、可调整性的长效治理机制,并从益贫性产业发展、创业就业扶持体系建设、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扶贫、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精准施策。     

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相对贫困:指标构建与影响机制

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历史性圆满成果后,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在扎实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在贫困动态变化过程中如何预防返贫、解决相对贫困等动态问题至关重要。而这一前提在于弄清贫困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如何作用贫困动态变化的机制。为解决这一问题,基于三省六县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后4个时期(2010年、2012年、2015年和2018年)的农户样本实地调研数据,构建基于贫困强度调整后的贫困发生率指标,重点将扶贫政策作为影响因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产业发展、文化教育、易地扶贫搬迁以及兜底保障对贫困动态变化均有异质性影响。其中,产业发展、兜底保障有助于降低贫困发生率;文化教育、易地扶贫搬迁在特定时期和区域可能会提高贫困发生率,前者可能受财政教育资金相对趋紧和人口流出所致,后者可能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不具备短期增收效果所致。上述分析为新时期预防返贫、处理相对贫困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政策启发。为此,我国应该继续深化推进农村产业发展以提升农民造血能力,稳步提升以兜底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供给水平,持续推进教育领域的财政体制改革,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并因地制宜地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的后期扶持,以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早日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