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谷诗吟咏情性的文人旨趣

黄庭坚虽晚于王安石、苏轼,但其"山谷体"诗对宋诗特质的形成和确立,却有着高于王、苏的贡献。论及"山谷体",学界往往注意更多的是立足于江西诗派,强调其对诗法的追求。其实,相对于诗法,黄庭坚更注重主体情性的艺术表现:注重吟咏情性是"山谷体"之本质所在。与此相关,黄庭坚的诗形成了鲜明的文人旨趣。探讨其吟咏情性的诗学观及其指导下的诗歌创作,对于深入理解和揭示黄庭坚的诗歌创作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论“吟咏情性”作为古典抒情诗学主轴的地位

吟咏情性在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理论系列中具有主轴性的地位.“吟咏情性”以情性哲学为基本的发生条件,它是先秦以来一般的、群体诗学的言志、抒情说向个体诗学的抒情理论的发展.汉魏文人诗发源于言志,并发展出缘情之论,南北朝时期,情性为本的诗学思想开始确立,言志缘情之外,时人多以“吟咏情性”称作诗之事.唐人诗学接受《大序》变风变雅及南北朝的情性之说,其对作诗之事的基本标述即为吟咏情性,并且赋予传统情性论以重视个性、崇尚自然等审美观念.唐人诗学虽崇尚教化之旨,但基本的立场在于“吟咏情性”的变风之作.宋人的情性论与个体伦理本质相结合,是宋诗重理的思想根源.明清诗家仍沿传统的情性之说,以情性为诗歌之本,其中又有强调个性自然抒发、重视灵感与创新的性灵派之说.     

论理学家诗歌的唯理主义倾向

宋代理学的兴起,对诗歌影响最普遍、最直接者是"以理为诗"。两宋理学家的诗歌作品,或借诗阐述义理,或吟咏情性,都强调以理为诗,从而构成了宋代诗歌中的一个特殊类别:理学诗。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美学史上一股独特的唯理主义审美思潮。     

李东阳诗学体系论

以诗文辨体为旗帜,以诗歌音律为主线,以诗歌真情为旨归,就是李东阳诗学体系的三条纲.其<怀麓堂诗话>及其它著述中有关诗论的文字大都为这三条纲所统摄,按照一定的内在的逻辑互相连接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其诗学体系的构建,乃是为了指导明代中期的诗歌创作,左右诗歌的发展方向.为此,李东阳反思了明朝建立百馀年间,程、朱理学束缚、台阁体后学泛滥的诗歌发展状况;上溯诗歌与乐合一的原始形态,广泛品味、比较唐、宋、元的诗歌创作;对<尚书>、<论语>、<孟子>、<荀子>尤其是<礼记·乐记>、<毛诗序>等儒家早期经典中的诗乐理论和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等作了认同性的选择和阐释;总结、升华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和独特的思考.因而,这是一个以儒家诗学为主体而又折中、融合了诸多审美要素的、既高度重视诗歌的艺术特征更强调诗歌的内容和功能的、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切实的指导意义的诗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对当时的茶陵诗派产生了巨大的引领作用,使台阁末流弥漫的诗坛颓靡的景象大有改观,而且对其后的杨慎、公安三袁,以及钱谦益、王士、沈德潜等,皆有所启迪,对"七子派"的影响尤为显著,在明代中叶主流诗风由台阁向复古嬗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前期台阁诗学与《诗经》传统

在明永乐至弘治近百年间,台阁诗学占据了诗坛的主导地位。在其前期亦即永乐至宣德时期,以杨士奇、梁潜、金幼孜等为代表的台阁诗人将《诗经》从高阁之上的"远传统"转变为切近现实的"近传统",使之成为建构其诗学体系的核心力量,做出了中国诗学史上一次有益的尝试。具体而言,超越唐宋、凌驾汉魏、直追三代的自信心理,造成了台阁体诗人对《诗经》的极端化追捧;"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的公卿大夫心态,激发了他们对春秋赋诗传统的效仿与模拟;教化万民以成就盛世的使命感,引导着他们从"性情之正"发展出"性情之真"与"自然意趣";对"治世之音"的追求,形成了他们"鸣一代之盛"的当代意识。到台阁诗学发展后期亦即成化至弘治时期,程敏政、李东阳等人对台阁诗学加以改造,继承《诗经》的"讽谏"说,从而实现台阁诗学中的美刺均衡;凸显《诗经》相比于其余诸经的本质差别,从而提高诗区别于文的抒情价值;在对《诗经》的尊奉上有所松动,对后世诗格更显包容,从而为复古诗学的出现完成了必要的铺垫。     

明前期台阁文人之作家论

明前期台阁文人论作家,往往忽视其天赋个性对诗歌创作之影响,而强调后天之学识涵养. 但后者并非指对偶格律等诗歌创作技巧的学习,而是以学识"理性情",以盛世光岳之气涵养诗人性格,使之更易达到台阁体颂世鸣盛之要求. 台阁文人同样忽略诗人穷达经历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有诗"穷而工"与"达而工"两种看似对立之观点,但无论"穷"、"达"均能表现出盛世之音,"工"专指诗歌内容风格符合"性情之正".     

从“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到哲理诗人——20世纪20-40年代冯至诗歌创作简论

20世纪20-40年代是冯至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在其诗歌创作中抒情诗、叙事诗和哲理诗三体兼备.冯至的抒情诗、叙事诗与哲理诗在现代中国诗歌发展史中均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其抒情诗与哲理诗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其叙事诗兼具文化、思想与审美的多重意义.冯至的诗歌创作既开拓了现代中国诗歌王国之疆域,又丰富了现代中国文苑诗歌之花的品类.     

论严羽的诗学趣味

"别材别趣"、"兴趣"说是严羽诗论审美趣味的集中表现。严羽批判江西诗风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提出诗主情和尊重诗歌吟咏情性的本质特性。阐述"别材别趣"与"兴趣"的内涵,比较《白石道人诗说》论诗观点与沧浪诗学趣味的异同,结合南宋理学文化语境下陆、朱诗学思想对严羽诗学趣味理论的影响,审视其关联性,以更全面地解释严羽的"别材别趣"和"兴趣"说的诗学理论。     

李东阳诗歌创作的宗宋转向

李东阳诗歌创作既有台阁体面貌,也展现出其诗歌创作的转向,其诗风渐趋沉郁、硬瘦,宗杜是他重要的诗歌主张。李东阳诗歌创作中还有一种倾向,即欣赏、学习宋代诗人,其诗学主张兼顾宋诗,他作于不同年代的两批集句诗则印证了其宗宋的诗学观念,说明其诗歌创作转向宗宋的必然性。     

刘克庄诗歌“情性说”批评

刘克庄以“吟咏情性”为诗歌本质,但受先秦儒家诗教观念和宋代理学思潮的影响,他的诗歌观念存在着重性轻情的严重倾向。具体表现为：以“世教说”为核心,把有益世教作为诗歌的基本职能;虽然不完全排斥诗歌抒写个人情怀,但主张加以儒家道德礼教的限制和约束;主张以诗歌颂美时政,反对讽刺现实和抒写个人的穷愁牢骚。这一切使得他的“情性说”没能突破传统思想的牢笼,给他的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以极大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