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的质疑与回应——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认同

"一带一路"作为实现中国梦目标的战略之一,旨在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合作中存在的政治互信不牢固、经济互惠不坚定、机制建设不稳固等问题,挑战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可能性、可行性和稳定性。该文认为,通过增进政治互信、巩固经济互惠、创新合作机制,将在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关系中,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认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是"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区,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和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一带一路"经贸产业合作跨国大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心,具备了这一战略实施的互联互通基础。"一带一路"战略构筑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产能合作、产业发展和参与世界经济合作的方式创新,也推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的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欧能源合作:机遇和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已经深刻影响了中国和沿线地区的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以对外投资为主题,并将能源作为关键领域之一。作为"一带一路"终点的欧盟,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已经同中国在能源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有助于进一步刺激中国对欧能源投资,有助于确保欧盟能源安全并促进欧盟能源转型,同时带动双方在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推动双方发展战略的对接。但是,"一带一路"倡议也可能给中欧能源合作带来一系列的挑战。中欧双方应着力于深度挖掘合作潜力,充分发挥机制的作用,强化政策协调和沟通,以共同应对可能的挑战。     

中国高质量对接“一带一路”市场机制创新研究

"一带一路"区域在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格局日益重要,高质量对接"一带一路"市场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之一。在短期内,金融服务、产品贸易和设施联通是中国能够对接"一带一路"市场的切入点。鉴于可切入领域的差异,创新切入机制与运行机制能够使中国与"一带一路"市场获得双赢。新型的切入机制主要涉及构建跨域产业链、以分享模式推进的设施联通以及以共享模式对接农业、金融和电商等方面,相应地形成包括产业发展、人民币双边结算清算、亚投行业务创新和文化经济互动等内容的新型运行机制。从我国的角度看,创新对接"一带一路"市场的机制有助于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经济效率、完善人民币国际结算体系、稳固中国与"一带一路"市场的内在联系。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广播电视媒体合作历程

"一带一路"自提出以来就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广播电视媒体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内容之一,对促进沿线国家"民心相通",构建新的世界舆论格局,发展文化产业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梳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广电媒体合作历程,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可助力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深化媒体合作。本文认为中国广播电视媒体与世界媒体的合作最早是从当前所说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的,并且因为世界各国的竞争与合作,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经济与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沿线国家经济相对落后、社会不稳定、政策限制、媒体欠发达等因素,合作历程大致分为曲折开展期、恢复开展期、稳步发展期以及战略机遇期。     

"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一个新的机会,它建立了一个金融服务网络,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区域金融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路径.金融主导策略极大地促进了"一带一路"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策略.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土耳其的国际产能合作

土耳其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国家之一,是中国推动国际产能与投资合作的重要伙伴。土耳其经济优势和投资竞争力突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土产能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土国际产能合作的成功案例日益增多,很多合作项目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代表性成果。中土产能合作方式日益多样,但依然面临多种风险,特别是金融性与经营性风险较为突出。中国应根据比较优势与经济效益原则有针对性地选择中土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以新型伙伴关系与渐进式实践提升产能合作实效,加强金融合作以破解融资难题、规避金融风险;创新产能合作方式,并注重风险防范及保障机制建设。     

中国-拉美共建“一带一路”的现状、问题与启示——基于智库研究视角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是"一带一路"倡议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当前,中拉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双方凝聚合作共识、描绘合作蓝图.鉴于拉美智库在国家外交战略中的特殊作用和影响力,笔者力图以拉美智库为分析主体,动态分析拉美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互动,重点分析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一带一路"已成为拉美智库中国研究的重要内容,但部分国家对该倡议仍存疑虑.拉美智库的"一带一路"研究还存在研究人员集中、研究领域狭窄等问题.为推动中拉共建"一带一路"进一步发展,双方均需努力.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赋予了中拉共建"一带一路"新内容,成为积极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体现.     

“一带一路”对接“全球海洋支点”——新时代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合作进展及前景透视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对接。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此后不久上任的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则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战略。5年来,双方积极对接发展战略,全面深化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尽管"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印尼合作还面临诸多挑战与问题,但两国政府和企业都在积极努力,为"一带一路"对接"全球海洋支点"以及两国经济合作缔造良好氛围,经济合作展现良好前景。中国与印尼的战略对接实践,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新思路。     

论“一带一路”建设与西部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形势下我国全方位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和互利共赢国际合作模式的新探索,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从世界形势出发,提出的全新的外交和国际合作理念。"一带一路"建设,加快了沿线各国的互通和经济繁荣,也为西部文化产业迎来新的历史性机遇。知识产权保护作为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一环,在新时期下也应随之跟进。在"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的背景下,根据西部文化产业的现状,其知识产权的保护还面临一定的困境。因此,必须认识西部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完善西部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一带一路"建设下推动西部文化产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建立适应国际国内的保护机制,建立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人才战略,提升西部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推动西部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     

“三海倡议”与“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对接

能源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合作发展的重要载体与引擎。在中东欧地区,"三海倡议"所倡导的"南北能源走廊"计划与"一带一路"的能源发展理念不谋而合。"三海"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能源储备和消费市场以及能源结构转型等方面都是"一带一路"值得展开合作的具体领域,"三海"地区自主发展的需求与俄罗斯寻求能源合作伙伴的意图客观上也为"一带一路"与"三海倡议"开展能源合作创造了机会。由于"三海"地区历史上长期处于周边大国影响和控制之下,社会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受限,整个"三海"地区的发展速度缓慢,难以承接"一带一路"带来的大型能源合作项目。在美俄"三海"能源博弈十分激烈的背景下,"一带一路"与"三海倡议"的能源对接合作将面临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主线

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重要内核,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合作共赢的必然选择,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表现。协同发展以其丰富的内涵将"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一带一路"的全球化效应、区域发展效应、互联互通效应等"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范畴有机串联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带一路”的战略过程属性分析

"一带一路"是当前中国的一项重要对外战略,正在不断由"倡议"落实为"战略",极具经济、政治、地缘、文化等影响,对于中国战略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不过"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并非易事,其面临着大国权力博弈、地区局势动荡等诸多挑战,存在安全风险、政治风险、制度风险和经济风险四大风险。相对于战略规划而言,战略执行的过程同样重要。中国需要注意到该战略过程的长期性、综合性、互动性、不确定性等属性。为此,中国需要加强战略克制、保持战略耐心、增强战略定力,基于战略过程的视角认真审视"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妥善处理好战略实施中战略目标、战略利益、战略资源和战略手段等战略要素的相互平衡,在战略执行的过程中不断进行优化调整。     

论全球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和平、发展与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1](P38)"一带一路"战略是构建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标志着中国开始从参与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的态势转变。笔者拟从全球视野来探讨"一带一路"战略出台的背景、机遇和挑战,从而更深入了解当今国际形势下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艰巨性。     

开发“一带一路一道(北极航道)”建设的战略内涵与构想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都超出预期。从更长远的视角看,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体、最大的航运业国家,需要前瞻性地考虑"一带一路"的2.0版本。为此,本文提出"一带一路一道(北极航道)"的战略设想,并对"一带一路"2.0版本在安全、高效和环保方面的战略内涵进行深入分析,最后提出尽快制定中长期北极战略的"三步走"构想:从生态科考到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最后实现"一带一路一道"全线通航。全面促进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为21世纪世界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构想、新路径、新方案。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国际次区域合作问题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一方面,由于边疆地区城市数量不足、规模偏小,大型企业匮乏,缺乏开展国际次区域合作的支撑点;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国际次区域合作中缺乏相互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存在恶性竞争现象,同时国际次区域合作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部委,对地方开展跨国合作形成消极影响。为推进国际次区域合作,首先需要加强边疆地区的城镇化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衔接,完善城市体系,形成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其次需要加强国内地方政府间的合作,通过国内区域合作支持国际次区域合作,同时设置专门机构统筹指导国际次区域合作;最后,边疆地区需要扶持和培育大型跨国企业和生产型企业,以适应国际次区域合作的需求。     

以“一带一路”广化深化广东开放型经济

"一带一路"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走向内外开放再平衡的重要战略,也是现阶段广东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平台。广东参与和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具备良好的历史渊源、区位条件和产业优势,以及巨大的开放引领作用和经贸合作潜力,广东也最早从省级层面制定方案全方位对接并落实这个大战略。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开放载体和连接桥梁,广东既能广化当前开放型经济的新空间,拓展与东盟、俄罗斯、中亚、南亚、中东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寻找新的海外市场增长点;更能深化广东开放型经济的新内涵,优化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投资促进和市场融合,利用两种自贸区、企业"走出去"和人文联络等内外部条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合作共赢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利益创造与共享机制的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后危机时代对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重大变化审慎考量的产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发展的强烈诉求和中国转型升级、开拓国际市场的内在需求构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后发国家的互补性经济结构基础。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互利共赢实现路径所构建的三国互动决策模型,证明了在合理的信贷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之下,中国可以充分利用产能和资本相对富余、产能供给性价比高、项目建设经验丰富、对沿线国家政治文化了解度和包容性较高等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同时,基准模型和扩展模型的进一步分析也表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并不局限于沿线的个别国家,各国都可以凭借自身比较优势参与进来,从而产生更大规模的利益创造和利益共享,由此证明欧美发达国家凭借科技、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可行性。该模型的提出为"一带一路"倡议利益创造与利益共享的经济学本质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完善"一带一路"倡议有关政策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学理支撑。     

“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话语

"一带一路"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向全球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更是中国话语权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其过程表现在:前提条件上,"一带一路"沿线和相关国家经济上对中国依赖度较高,为中国在规则上的话语权提供了经济基础;区域分工上,顺应产业沿"一带一路"向低发展梯度转移的趋势,中国在产业链上具有制高点主导优势;治理结构上,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由多边体系朝双边化区域化发展,"一带一路"为中国构建了新的"朋友圈";历史机遇上,中国倡导的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与欧美兴起的保守主义相互对比,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声音"越发洪亮和有吸引力;机制设计上,"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和灵活高效的规则体系更适合各地区发展实际,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中央—地方关系视角下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的风险因素分析

印尼作为21世纪的新兴经济体,具有很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国家。佐科总统上台执政后,提出了"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构想,印尼的国家发展迈上了新台阶。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国与印尼的经贸合作蓬勃开展,以雅万高铁为代表的务实合作取得了一定成就,双方也开始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的问题。但是,受印尼国内特殊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影响,中国印尼经贸合作面临着多方面的制约因素,"原始忠诚"和"诸侯政治"从政治层面影响了双方经贸合作的开展,"地方自治法令"与土地私有制则从经济层面制约了双方经贸合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