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浪漫主义的特征——《楚辞文化:楚辞的艺术》之一

<正> 屈原的出现使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写上了有名有姓的作家。他创造了几乎可以说是至今还没有人能够企及的抒情长诗《离骚》、哲理诗《天问》;他的《九歌》是第一套在民间恋歌巫曲基础上创造的抒情组诗,文学史家视为原始戏剧性歌舞珍贵的记录。他的《桔颂》是我国第一首咏物诗。他的《招魂》     

屈原在汨罗考——兼评凌智民先生屈原投江郧阳论

屈原流放汨罗,居住了八九年时间,在汨罗完成了《离骚》、《天问》、《九歌》和《九章》中部分诗篇的写作。中途曾赴汉北和鄢郢,鄢郢失陷后重返汨罗,纪郢失陷后投汨罗江殉国。2014年9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屈原与郧阳》一文提出屈原投江地在郧阳,先秦时湘江在郧阳等观点,是对历史的歪曲。     

《九歌》楚颂说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分析《离骚》《天问》中“九歌九辩”的含义入手 ,结合《惜往日》中关于屈原修明礼乐的记载 ,探讨了屈原作《九歌》的动因 ,得出结论认为 ,《九歌》在舞容、功用上与《商颂》《周颂》是一脉相承的。《九歌》确实是楚国王室的祀典 ,《九歌》的创作 ,就是希望能以颂诗仪式 ,借祭祀先祖 ,从而起到团结宗族的作用。屈原博闻强记 ,明习经典 ,他创作《九歌》 ,动机在于改革礼乐 ,推行文治 ,同时也显示了楚人远依于夏族的文化优越感 ,及意欲与列国在文化上争短长的时代心理。     

论《天问》

（一）《天问》：放流中泄胸中块垒之作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四《屈原面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人《天向》、《招魂》、《哀郢》，悲其志也。”史家著录，理当可信，说明《天问》的作者的确是屈原。太史公亲自读《天问》，悲其志，得骚人之心，可见《天问》不单单是形式上的问难之作，还有着精神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是年代久远．今人已很难拣出他的志向，明其骚人之心了。对《天问》的写作环境和文心，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有一段比太史公悲其志说更为形象具体的阐述：《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停，…     

浅谈屈原与《九歌》

<正> 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不少问题仍有争论。我仅就《九歌》研究中的问题谈点看法。《九歌》是什么性质的作品?这是讨论《九歌》的出发点。屈原在《离骚》中写道;“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他还在《天问》中写道;“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由此可知,《九歌》应该是古代乐歌的名称。所谓乐歌,也就是     

九歌新证——地祗考

<正> 屈原的《九歌》是一组“情致缥缈”的祭祀歌。但《九歌》之名并非屈原始,而有着悠久的历史。《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都是说《九歌》在夏代以前就有了,是夏启从天上取下来的,能演奏,用以乐神的歌曲。《楚辞·九歌》是否就是夏以前的     

论屈原早期创作特色

这是作者从屈骚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角度研究屈原的系列论文之一。全部屈骚，是屈原不同时期政治处境、生活境遇、心态变化的审美物化形态。而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则是一个动态的整体系统。探讨其间的联系与发展轨迹，则不仅有助于科学判定屈原作品的特定序位，判断其创作时间及它们各自在屈骚整体中的位置，而且有助于全方位认识屈骚的创作个性。基于这种动态的考察，本文将屈原创作分为两朝、三期、五个阶段这三个层次。屈原的创作是以《桔颂》为发轫的。其中以道自任的人生理想，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其句式、结构、象征手法，都发轫于此而贯穿了屈原创作的始终。《桔颂》清新丽朗的风格，则正体现初期创作特点，与昂扬奋发时期的心态相适应。《惜诵》是屈原早期创作第二阶段的重要标志。屈骚个性化的抒情诗从《惜诵》开始，是屈原第一首辩诬抒愤之作，更鲜明体现了屈骚本色。《桔颂》、《惜诵》都奠定了屈骚艺术个性的因子，为以后两个时期三个阶段的创作的发展、完善奠定了根基     

论屈原晚年被放湖湘的时间及其创作

根据屈原作品和《史记》、王逸的记述及其他古籍与文物材料,通过对各种观点的比较分析,可以肯定的是:屈原最后约二十年是在湖湘地区度过的,期间,他创作了《九歌》、《九章》的大部分、《天问》和《渔父》等重要作品。     

《九歌》新论(三)

《桔颂》的写作时地《桔颂》为四言诗，共三十六旬，百四十四字。为咏桔明志之作，写作时地，迄无信说。我们以为，该诗写作地点在洞庭湖，为第二次放流时所作。屈原首次放逐为疏（见《史记》本传），待郊三年（参时居》）。二次为放流，地点为洞庭湖，末为迁逐至泪罗江（见黄震云《要正确评价屈原》，刊《湘四大学学报》1995年2期）。从《桔颂）“闭心自填，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看，当时屈原已被放流，但未入绝境，故时间应在放流时，地点当是洞庭湖畔。江南产桔，地理使然。从《核领／绿叶素荣，…     

《橘颂》作者为伯庸考

《桔颂》与《九章》“其余的八篇气象和格调都迥然不同”。从内容来看,“这里面找不出任何悲愤的情绪”;从形式来看,“大体上是遵守着四字句的古调”。于是有人说《桔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也有人说是晚期的作品。至于《桔颂》所颂者也说各有异,或曰自颂,或曰颂人,或日“所颂者不知究系何人”。凡此说明还需对《桔颂》作更深入的探讨。     

《远游》与屈原的“绝命词”──兼释“与泰初而为邻”

关于屈原的“绝命词”，《职大学刊》1993年1期刊周建忠先生《楚辞研究热点透视》（五），文中举出古今七种不同的说法，即1．《怀沙》说；2《惜往日》说；3．《悲回风》说；4．《桔颂》说；5《哀郢》说；6．《离骚》说；7《九歌》说。就我所见，建忠先生遗漏了第8种说法：《远游》说。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之一的梁宗岱先生，1934年曾撰《谈诗》一文（后收入《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北京），从比较文学乃至比较文化的角度提出：《远游》“说不定是他（按指屈原）最后一篇作品”，是屈原“在思想底夭空放射最后一次的光芒…     

试论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历代楚辞学家以屈原《九歌》为“祭祀歌”,然考屈原的身份、《九歌》的词采、祭祀的礼仪,与此说多有不符。《九歌》当为“祭事歌”,即为一场祭祀之后的记叙与抒情,而非“祭祀歌”。结合史料考察这场祭祀的时间、原由、主祭者等因素,可更加有力地证明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评郭沫若的屈原研究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在治史方面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善于研究历史人物,尤其是擅长于研究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据粗略统计,郭沫若涉及到的古代君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农民起义领袖等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中的历史人物不下一百人.其中花力最多、研究时间最长、著述文字最丰的历史人物,是二千多年前的楚国诗人屈原.郭沫若研究屈原的文章,在三十年代有《屈原》、《屈原时代》;四十年代有《关于屈原》、《革命诗人屈原》、《屈原考》、《屈原的艺术与思想》、《屈原思想》、《深信有一,不望有二》、《屈原·招魂·天问·九歌》、《屈原研究》、《屈原不会是弄臣》、《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五十年代有《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等.     

《九歌》三题

传说中的启《九歌》是祭祀之乐。在流传过程中,古《九歌》发生了一些分化。《九歌》是屈原创作的祭歌集合体,是后人编辑的结果．其本身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从诸神的地位、作品中的祭神背景以及作品的风格等可以推断屈原《九歌》非一时一地之作,有的作于朝廷任职时,有的作于流放民间时。     

近五年来楚辞研究论文总目(1986年～1990年)

小引一、本索引按年代为经,以内容为纬。每年的具体排列顺序为:楚辞、屈原(屈赋)、离骚、九章、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九歌、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二湘、二司命、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天问、招魂、卜居、渔父、远游、大招、宋玉、九辩、风赋、其他。二、目录体例:论文目录/作者//刊名.年.     

屈原的生平及作品编年——《天问研究》之一

要想了解《天问》,必须了解屈原的生平:他的出身,仕履,政治活动、政治思想,以及随着这些活动所写的作品,否则就不会了解《天问》;因为孤立地了解《天问》,不从他一生的历史中去了解《天问》,只是就《天问》本身来了解《天问》,那是永远不会读懂《天问》的。 反之,若想了解屈原的政治活动,特别是屈原的思想,若不从《天问》入手,那也不会了解屈原的生平(至少是一部分)和屈原的思想的。 那么,我们就从屈原的生平谈起。 屈原姓屈(或者说以屈为“氏”,屈是春秋初年他的祖先的封地),名平,字原,笔名正则、灵均(见《离骚》),——中国文人有笔名,大概是从他开始的。屈原是战国中期楚国人,约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年,死于楚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他死的年代,甚至于月、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人民已经把他的死日,当作节日来纪念他,这就是旧历的五月节或端午节。     

《招魂》辩正

<正> 《招魂》的作者、对象、写作年代,自汉朝以来竞相争论,未得统一。笔者想从以上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招魂与招生人魂,招生人魂源变等五个方面,试成辩正,以求教于专家。一、《招魂》的作者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这“其”是代词,指屈原,“志”应当是爱国主义精神。从《列传》这一总结性的言论,说明《招魂》是屈原的作品。屈赋二十五篇,这里仅列举四篇,可见     

从《天问》看屈原的怀疑精神

屈原的《天问》对"天帝"本身的存在与否的系统诘问显现出鲜明的"天命怀疑论"思想,表现出屈原不囿于传统观念、敢于怀疑权威、勇于探索的精神。《天问》堪称先秦破除旧文化思想束缚的战斗诗篇,具有超越历史性的价值,对其正确品评有助于总结中国古代进步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鼓舞现代人大胆破除旧文化禁锢,挣脱各种精神桎梏,放手从事改革。怀疑无论作为一种认识方法还是作为一种思维方法,都是极其有价值的。     

“雷电颂”与“暴风雨”

<正> 一九四二年一月,郭沫若完成了史剧《屈原》。此剧一出现,立刻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它的演出轰动了重庆山城。然而,个别好心朋友,都劝作者把“雷电颂”改为“天问”或别的场面。其理由是“雷电颂”与《李尔王》里的“暴风雨”场面“有平行”。甚至警告说:“在暴风雨的题材里,莎士比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因此超过它是需要一个titanic的劳役的”。这一建议,郭沫若并未采纳。但是,“雷电颂”与“暴风雨”是否“有平行”?对《屈原》与《李尔王》应当怎样看?“平行”论产生的原因何在?弄清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屈原》及郭沫若的史剧成就都是有益的。     

从《楚辞集注·天问篇》看朱熹的哲学

《楚辞集注·天问篇》,是南宋朱熹对屈原《天问》的注释。《天问》作为一篇哲理诗,在整个楚辞中别具一格。朱熹对《天问》的注释,诚然涉及到文学、历史种种问题,在整个《楚辞集注》中也主要是一篇哲学作品。人们从这里既可以看到朱熹研究《天问》的长短得失,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朱熹哲学的某些特色。因此,研究屈原《天问》者,《集注》此篇不能不读,研究朱熹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