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原始伦理学”及其当代影响

本世纪以来,西方伦理学经历了一场以逻辑实证原则为基础的理论变迁,其根本指向是要通过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批判,把伦理学改造为一种立足于对伦理概念进行逻辑分析的科学伦理学,即元伦理学(Meta-ethic)。然而,虽然元伦理学对传统伦理学的逻辑评判正确地揭示了价值伦理选择中非认知的、非描述性的一面,但就其提出问题的出发点而言,并没有走出主体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元伦理学陷入一种明显的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具有伦理意义的道德命令本身不具有道德伦理的普遍性,只是主观情绪或感觉的表述,而本身没有任何道德含义的道德语言的逻辑分析却成了伦理学存在的科学根据。这表明,对经验主义及形而上学伦理观念的批判虽然应当从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应当关系的考察入手,但是,将二者截然二分并逻辑主义地划定其最终界限,绝不是伦理学的出路所在。问题必须被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去思考,具体说来,我们要追问的是,“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应当”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逻辑界定的关系吗?它们之间更深层、更本真的关系应当从何谈起?在此,海德格尔及其后继者的思想对我们很有启发。     

论道德的“应当”

“应当”在人类生活和理学中具有重要意义.道德“应当”的根据在于矛盾自身包含的否定性,在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实践要求.“应当”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应当”在价值导向和个人行为选择中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应当”的正当性要有逻辑的证明,但归根结底是实践的和历史的证明.对“应当”的思考,总体上是寻求必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个人与社会、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要善于区分正确的“应当”和不正确的“应当”,不能因为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存在误导和欺骗的“应当”,就贬低或否定任何“应当”.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

波普尔认为,以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决定论把“是”与“应当”混在一起,是事实与价值一元论,在理论方法上是错误的。波普尔本人主张事实与价值的二元论,认为无论历史还是外在自然都不能替我们决定什么、选择什么,道德决定不可能从社会事实或对这些事实的描述中推导出来,而是源于我们的自由选择。对“休谟问题”中的“事实”与“应当”,马克思持一元论和二元论的辩证观点,由此坚持了历史决定论中的辩证法。     

浅析“先富”在义利观中的道德意义

围绕着改革中出现的部份人劳动致富的问题,在伦理学界引起了一场争论。先富作为一种新事物,究竟它与道德的关系怎样?它是否会助长人们“一切向钱看”的倾向? 先富是满足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的现实手段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脱离物质利益的道德是不存在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恩全集》第一卷第82页)。“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52页)“人类道德的发展,一步一步跟随着经济上的需要。在这种意义之下,可以应当说,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普列汉诺夫哲     

“道德是否可教”问题的症结与解决

“道德是否可教”是关系道德教育之合法性的前提性命题。思考该问题的维度涉及“何为道德”、“何为教”及“人是否具有在道德上的可教性”等伦理学、教育学、分析哲学诸种视角,其中“人是否具有道德上的可教性”是该问题的症结,其解答有赖于现代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与哲学的共同努力。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合”与“分”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起点,旨在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道德观,与中国传统道德观的人道主义、和谐共生、集体主义、公平正义等思想相契合,但又弥补了传统道德观之不足,实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理论科学性和道德理想层次上的超越.研究两种道德观的“合”(契合)与“分”(超越),目的是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价值引领,辩证审视中国传统道德智慧,抵制全面否定传统道德观的历史虚无主义,在道德层面努力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经济人”与“道德人”之价值冲突

一、“经济人”与“道德人”价值冲突之表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偌大的中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带来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市场经济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冲击和挑战既有正面的积极意义也有负面的消极影响。这种冲突便是本文将要分析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一系列差异、对比乃至矛盾。这里所谓“经济人”，是指市场经济中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人；所谓“道德人”，是指以传统道德或一般道德为价值取向的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     

生态视域中的“伦理冲动”与生态文明

现代性构建的理性主义的世界使现代人陷入算计与狡计的“陷阱”,实践“冲动”能力和“道德直觉”力的匮乏使伦理道德长久滞留于思辨理性的界域,缺乏走向生活的内在动力.新的历史时期,要培育具有道德实践能力的行为“主体”,应当给予“伦理冲动”形态以必要的学术地位,通过剖析中西不同的伦理“冲动”结构,阐明伦理冲动的情感形态是真实的伦理冲动感——“伦理感”(“统一感”、“实体感”、“精神感”)与深层的伦理造诣感——“道德感”(“得道感”、“敬重感”、“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为走向生态实践、合理应对“生态困境”奠定行动论的理论依据,对于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十二五”环保规划的落实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悖理”“悖境”与“悖情”：道德悖论的情境理论解读

道德悖论本质上是实践理性领域出现的矛盾,表征在道德价值实现过程中出现的悖性事态。借助当代情境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依据“语境”、“心境”及“事境”的不同而将道德悖论区分为“道德悖理”、“道德悖境”、“道德悖情”三种形式,并可通过对特定“语境”、“心境”及“事境”中的矛盾焦点的具体分析来探讨道德悖论的消解之道。     

“中国四德”与“希腊四德”——中西方道德价值体系的比较

道德价值的冲突是当今中西方文化撞击的核心。中西方道德各有其深厚的源头活水,这就是“中国四德”与“希腊四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道德价值体系,就必须追踪到中西方道德价值的源头,在比较、选择、整合的基础上,实现中国道德价值的重建。     

朱熹的“理”与道德理性

“理”是朱熹思想的核心。“理”逻辑上先在 ,且构成万物存在的根据 ,“理一分殊”体现为本体与现象 ,普遍与特殊的统一。道德理性即是“应当” ,是人们行为的唯一律令 ,具有超越性神圣性。“格物致知”作为人格陶铸的内在要求 ,是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不断进步的必要过程 ,最终指向人性的完满。     

试论“仁”的早期文学书写——以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为视角

关于“仁”的早期文学书写,生命内涵是其重要内容,具体表现在从珍爱生命到仁生万物、从仁者寿到道德养生、早期孝道书写三个方面.具体到每个方面,其书写的推进和成熟都有赖于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天人统筹是推进书写的基本路径,而“天”所具有的“生育”“生命力”“好生”(爱生)三大属性,保证了早期“仁”书写的深层贯通,同时也标榜着早期儒家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天人合一生态观.     

对超额价值“转移”论的质疑

超额价值从何而来? 应当说是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自己创造的。但是近几年来,有些同志提出了“转移论”,认为超额价值不是由本企业创造的,而是由“劳动生产力低的企业工人创造的价值转移而来的”。其依据是,“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决定于生产力”。对此我有异议。 (一) 平均不等于转移。马克思讲:“只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算是形成价值的劳动时     

经济哲学对“经济人”诘难的德性辨识

关照德性价值、关照德性的本体存在意义,应当成为当代经济学和哲学联盟的主流意识。经济哲学的再度崛起,与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所遭遇到的困境有直接关联。西方主流经济学背离古典经济学“经济人 道德人”的理论传统,它把“个人”的社会性本质、制约个人的制度因素、法律因素、文化因素、道德因素等抛置不顾,而以单纯抽象的理想“经济人”———即最大化地追求和实现个人利益的人来代替生活世界中“现实的个人”,并依此为基础来从事经济的运作和研究,其后果就是:对经济学的考究愈来愈注重其“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层面…     

“是”蕴涵“应该”吗?——从“Being”的考察看伦理学中的“休谟问题”

伦理学中的"休谟问题"指的是"是(be)"与"应该(ought to be)"的关系问题。对传统哲学的关键性范畴"Being"的分析表明,"休谟问题"并非如研究者通常所认为的仅仅是指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而是有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特定内涵。在休谟那里,主要是指对传统理性伦理学中"是"对"应该"蕴含关系的批判。     

“德治”的两种维度：事功之德与人道之德

本文通过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揭示了“德治”所包含的两种意义———以德治事和以德治心。进而指出 :在“德治”问题上 ,应当区分两种不同意义的“德”———事功之德与人道之德。在现实的道德建设中 ,对属于不同范畴的道德问题 ,应该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解决办法 ,在坚持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并重原则的前提下 ,尤其应当注意在两种不同意义上开展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在今天 ,特别要重视事功之德的建设。     

从“规范生活”走向“可能生活”——对当代道德生活的反思

本文在反思道德与生活、价值与规范的基础上提出，道德关注的核心是做人问题，更进一步说是对人生目的及意义的探求。据此反思当下的道德生活，指出应当超越当下的道德生活型式———规范生活，走向新道德生活型式———可能生活     

论“王门四句教”

传统儒学形成于春秋时代末期,气象高远,规模宏大。汉代难为继,专以训诂和阐述为事。魏晋时期,受到玄学及佛学冲击,渐成颓势,自北宋起,转向本体论的探讨,成为理学,这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理学以程(颐)朱(熹)为主干,主张“性即理”,道德来自宇宙及人的本性,探讨宇宙的本性及规律,便可走向道德、规范与规律合一,进而与思维不可分,思维成为探讨道德的唯一途径,甚至成为道德的本质。南宋陆九渊起,力倡“心即理”,与程朱成针锋相对之势,以“情感”代替“思维”而为道德的本质(尽管古代一向贵性贱情,陆氏讳言情,但非思维,即落入情感与意志,此外无可回旋)。王阳明(守     

从“关系情境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的转换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增进人类的繁荣福祉,但是,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主张：“人工智能体中心论”主张应当使人工智能体符合人类伦理规范,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伦理设计、监管;“关系情境主义”主张人是人工智能伦理的中心而非智能体,人工智能伦理应当是关于“人类善的伦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则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将生产力、道德、人的自由联系起来,从而从新的高度奠定了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     

先秦儒道“真”、“善”观念比较

儒、道“真”之比较作为价值范畴的“真”,是认识的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认知是求真的过程。先秦儒、道都对真理有着执著的追求,而由于“仁”与“道”内涵的差异,使孔孟、老庄求真的内容大不相同。自孔子开始,儒家就将道德与学问、善与真紧密联结。孔子毕生以求道为己任,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1这里讲的道,杨伯峻在其《论语译注》中将它译为“真理”。而“道”的内容虽然也包含自然知识,如关注天文知识、生物知识等,但主要还是指社会知识,尤其是道德真理。孔子之所以志于道,勤于学,就是因为学问、真理对人的道德与行为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