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立法梳理与学术反思

由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法治环境的发展,公共利益成为我国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公共利益的研究范围偏窄,忽视实证研究,可操作性的措施也不多。从立法角度看,公共利益是我国法律法规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术语,在不同法律部门不同层次的法律中均有所体现。但法律法规中"公共利益"的称谓混乱,尚未对其作出明确界定,对公共利益的具体范围、判定主体、判断标准、认定原则、认定程序和救济机制更是语焉不详。我们应当总结公共利益研究的成就和不足,革新公共利益研究方法,转换公共利益研究思路,拓展公共利益研究视域,进行理论创新。并在立法上统一"公共利益"用语,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及其类型,以及规定公共利益实现和规制过程中的核心问题。     

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经过60年的演变和发展,我国土地征收制度在规范层面和人道层面都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仍显幼稚,并在现实中遭遇诸多困境,比如公共利益界限模糊、补偿机制不合理、救济渠道不充分等。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土地征收法中的公共利益条款、公平补偿条款等,并针对目前矛盾最为集中的农村土地征收出台专门法律。     

“二倍工资”法律条款适用问题分析

＂二倍工资＂的相关法律条款是我国劳动合同法领域首创的法律制度,这一系列条款充分表明了我国始终坚持对劳动合同书面形式的强制,也体现出最大限度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从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出台实施至今,＂二倍工资＂的法律条款从未经过修改,对于它的争议也从未停止,各地区对于它的适用问题也存在很大分歧。为了使＂二倍工资＂的法律条款得到更好的实行,使这些存在分歧的问题能在日后出台的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得以明确,就要从相关条款的法律性质、支付标准和时间节点等方面就＂二倍工资＂的适用问题进行分析,这样才能解决司法实践中适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才能使这一系列有明确立法目的的法律条款得到更有效的实施,从而更好地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刑法中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

当前对兜底条款的主要解释方法为同类解释规则,但该规则在学术理解和司法适用过程中出现了误区和困境.该解释方法不能概括兜底条款的全部适用范围,还存在任意解释的缺陷,不能准确划定兜底条款的解释范围.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来源于同类解释规则本身的标准尚未统一;另一方面,滥觞于规范保护目的对兜底条款的指导功能被遗漏忽视.立法活动总是围绕规范保护目的进行,例示条文与兜底条款作为法律文义表达的部分内容,均受具体条文的规范保护目的制约,发挥规范保护目的对兜底条款解释的指导作用有助于限定行为入罪范围.此外,相较于模糊、抽象的兜底条款,例示条文具有明确行为类型的作用.因此,就同类解释规则的标准而言,应采用行为类型标准说,更有利于行为刑事违法性的判定,以避免规范保护目的成为兜底条款的唯一解释依据,从而产生将实质违法性作为唯一入罪理由的风险.重视规范保护目的及例示条文对兜底条款解释的双重制约,有助于实现法安定性与灵活性的协调.     

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合同之类型化研究——《合同法》第52条第4项之解释适用

《合同法》第52条第4项中“社会公共利益”系不确定概念,在司法裁判时需加以价值补充方可适用,学界将此项内容作为公序良俗条款加以研究,认为其系合同的效力判断标准.国内现行法律规定中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条款主要分为公法和私法两类,而公法均从政府征用和征收角度探讨,对合同效力判断参考意义不大,在私法中对于该条也未加解释.实践中,应将“社会公共利益”类型化,按照具体案情而非纯粹按照逻辑进行分类,对不同类型的违背公序良俗合同进行研究,提取共同点,同时也应分别研究其个性特点.     

论公共利益的认定原则

公共利益属于法律保留事项,依法认定是公共利益认定的首要原则,我国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和边界,以明确执法和司法。正当性原则是公共利益的合理性标准,公共利益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公共利益只能在没有其他备选替代方案时才能牺牲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的认定是一个价值判断过程,公共利益是相对的长远利益和重大利益。当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其他利益作出限制或牺牲时,应当把这种限制或牺牲限制在最小范围,符合比例原则。如果追求公共利益时损害了个人利益,就应当给予充分的公平的补偿。公共利益的界定以及认定应当以公开、公平和公正的法治程序为基础,以确保公共利益符合大多数人的要求。     

韩国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以公益事业为目的的土地征收或征用补偿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前提是为了公共利益,是一国最重要的行政补偿制度,在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财产权保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韩国的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具有公共利益范围的确定性及其认定程序的严格性、宽泛的补偿范围和以公示地价确定补偿标准的科学性等特点,值得我国积极借鉴。     

新时代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

国家立法者依照一元分立下衍生的国家法律监督理论建构了我国的检察系统,但没有在具体立法中规定其相应的全面监督职能。在设立监察委员会制度的背景下,我国宪制中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构成将面临重大改革,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必须予以重构,这为检察机关实现地位与职能的一致性和职能的优化提供了契机。在新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应当坚持宪法关于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定位;遵循法治精神,在重构中实现国家权力分权制衡,发挥法律监督权维护人民主权的功能;反映司法规律,把公诉职能作为检察机关的核心职能并对之开展符合司法规律的职能优化。     

论我国现行法律中的公共利益条款

公共利益这一法律中的不确定概念在我国现行法律中频繁出现,但对其进行具体解释的法律却是少之又少,因此造成我国法律中的公共利益一词含义模糊、界限不明,进而造成公共利益一词使用的混乱与不规范,甚至成为公权力侵夺公民合法权利的一把保护伞。对现行法律中的公共利益使用情况进行分类研究,再明确公共利益一词的具体含义是我国现行立法过程中的当务之急。     

物权法视野中的林权制度

林权虽然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概念,但已被我国的林业政策和实务部门普遍接受。现行法上的林权制度,具体包括林地所有权、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以及森林或林木使用权,虽然其中有些权利的法律性质或权利内容在物权法中尚未明确,但是应当认定这些权利均属于物权,具有物权的法律效力,可以适用或类推适用《物权法》的相关规定。     

类型化视角下中国知识产权禁令制度的重构

中国知识产权禁令制度由于缺乏类型化思考和体系化构建,目前存在禁令概念表述不严谨、禁令类型缺失、禁令性质定位模糊、立法体系混乱、审查标准和程序规则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从类型化视角重构中国知识产权禁令制度,科学划分知识产权禁令的类型,合理定位知识产权禁令制度的性质,选择“民事诉讼法+侵权责任法+知识产权单行法+司法解释”的四元层级立法模式,明确不同类型知识产权禁令的实体审查标准和程序适用规则,将推进这一制度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内不断发展完善。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十大缺陷

当前滥用反倾销已成为某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重要手段,严重扭曲了自由竞争的贸易秩序。我国连续12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但是我国对进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却很少。与具有丰富反倾销经验国家的相关法律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在适用过程中仍存在很多缺陷。我国反倾销法律制度对于倾销的认定存在缺陷,对损害确定的规定比较粗糙,缺少"交叉累积"、反税收问题等的规定,对因果关系的程度缺乏认定,缺少"代表第三国的反倾销行为"的条款,"公共利益"条款尚不完善,对反倾销程序的规定存在缺陷,司法审查机制不具体。应构建和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律体系,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     

商品化权侵权责任的认定——以我国《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的适用为视角

在我国,商品化权虽非法定权利,但属于《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能够为商品化权侵权责任的认定提供依据。由于《侵权责任法》中一般条款的规定过于原则,因此应在一般条款概括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基础上,明晰商品化权侵权责任认定中的几个问题：认定侵犯商品化权的行为,应以＂可识别性＂为标准;侵犯商品化权的结果,不必限定为实际损害,采用＂损害的可能性＂标准为宜;过错只是影响商品化权侵权之损害赔偿责任的因素,而并非一切责任方式的要件。     

对行政征用中的公共利益的认定

公共利益是行政征用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基础。然而,在我国,公共利益概念并没有得到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而具体的解释。从学理上说,公共利益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综合共同利益论、公众利益论和公共理性论等多种解释,通过确立某种法定的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来认定公共利益,从而为行政征用设置有效的限制。     

对行政征用中的公共利益的认定

公共利益是行政征用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基础。然而,在我国,公共利益概念并没有得到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而具体的解释。从学理上说,公共利益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综合共同利益论、公众利益论和公共理性论等多种解释,通过确立某种法定的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来认定公共利益,从而为行政征用设置有效的限制。     

论侵权责任立法中的一般条款与类型化及其适用

侵权责任立法应当采取一般条款与类型化相结合的模式,以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为根据分层次设计一般条款,并对特殊侵权责任加以类型化.在法律适用上,一般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可以直接适用,而特殊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不能直接适用;在类型化的具体特殊侵权责任和一般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之间,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     

我国房屋征收中“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与程序规范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结构的调整,"公共利益"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公共利益"是房屋征收的根本依据,但依照我国现行法律,"公共利益"本身的含义界定存在模糊性,认定的主体、规则程序等定位不清,导致房屋征收环节出现严重的社会矛盾。本文通过对房屋征收中"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以及"公共利益"程序设置的阐述,以期规范我国房屋征收制度,解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     

论我国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中的公共利益决策机制:反思与重构

明确界定公共利益是保障土地征收合法性和防止土地征收权滥用的关键。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越发凸显公共利益决策机制的重要性。因而必须正视非公共利益驱动下的政府及公共行政官员、公共决策从以政府为中心转向公民参与以及信息公开所形成的公民分享权力这些社会现实,对我国现行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中的公共利益决策机制进行必要的反思与重构。     

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原则

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是现代民法一项重要法律原则.但我国现行法尚未正式使用公序良俗概念.本文借鉴法、德、日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公序良俗的立法经验及判例学说,探讨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序良俗原则的含义、性质和作用,并论述了公序良俗原则的发展轨迹:从政治的公序到经济的公序;公序良俗成为保护消费者和劳动者的法律手段;公序良俗违反的效果从绝对无效到相对无效;公序良俗关于调整当事人利害关系的机能增大.本文还论述了公序良俗违反行为的10种类型.作者建议立法机关在制定民法典时,明确以公序良俗原则代替“社会公共利益”一语,这对于完善市场经济法制有重大意义.     

论"公共利益"与"公共使用"

行政征收条款中关于"公共利益"的判断是长期困扰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的难题,对这一概念模糊的界定导致了许多行政征收行为的偏差.在我国现行众多包含"公共利益"的法律文本中,其立法意图上存在着明显对公权力的授权和对私权利的限制倾向,这种状态甚至达到了近乎被滥用的趋势.美英法律实践中对"公共利益"和"公共使用"差别含义作出的厘定,以及它们采用的"逐例"(case by case)原则下的"公共利益"评判标准,对我们准确把握"公共利益"有着十分有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