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风险的历史演进及其哲学内涵

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风险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议题,风险的概念也进入诸多学科和社会公众话语。具体学科中的风险概念就其各自的研究目的和方法而言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性和限度,同时,风险概念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地变化着自己的含义和用法。从哲学的理论视野中来考察,风险与现代性的扩张密切相连,它可以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价值性范畴和哲学范畴来认识。     

"风险社会"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

从切尔诺贝利事件到波及全球的SARS病毒 ,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再度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学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 ,从建立“风险社会”的规范性理论体系出发 ,探讨了“风险社会”理论的边界条件、“风险社会”理论的问题域以及“风险社会”理论的价值 ,试图尝试建构“风险社会”理论体系。这一研究无疑对于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背景理论支持     

风险社会理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

关于现代性的各种理论都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反思批判,现代性的问题性既有事实层面的表现,也有学理层面的表征。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中,风险社会理论以其独特的致思路向力图开拓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风险社会理论绕开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直接对立,把风险和风险社会作为反思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范畴,从描述现代化进程的风险后果来揭示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理性的“自反性”结构特质。它既反对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文学化和美学化颠覆,也不同于现代性对启蒙理性潜力的哲学挖掘和补救,而是把反思批判现代性的视角转向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学清理和政治学建构,倡导以“亚政治”和“生活政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和模式,建构起了规范性的理论体系。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和“治疗”既有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也有其理论局限。     

全球风险治理视域下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三大命题

作为一种地方性道德知识的中国道德话语只有转移为普遍性道德话语,才能获得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的能力。转移即重构,其中包含三个内在相关的基本命题：空间场域、价值逻辑与叙事进路。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概念突破了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双重疆界,推动地方性道德知识所构造的空间场域实现了从地方到全球的转向,由此获得了转移为普遍性道德话语的可能性。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中国道德话语与全球风险治理发生了交集。文明交流互鉴逻辑与文明同质化逻辑的分歧,从本质上反映了多元现代性与一元现代性的观念之争。前者突破了后者在共同利益、文化交往、责任担当等方面所存在的多重认知局限,成为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内在遵循。此种价值逻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叙事进路,而叙事文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结方式则成为问题的中心。与“直接转进”和“间接转进”相异的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中国传统道德话语融入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并以后者作为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的中国文化资源,由此全面而客观地注解了“中国”场域中现代道德话语的意涵。     

现代性话语体系下的风险与风险控制

现代性话语体系下的风险及风险社会的概念,是作为社会学家们反思现代性的切入点而映入理论研究视野的。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和科技理性主义的扩张而出现的跨越了社会、民族国家界线的世界性风险,一方面打破了技术权威与专家系统对知识的垄断,推进了世界风险意识的形成,另一方面也破坏了现存制度与秩序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同时并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风险依旧存在,新的风险在转制的过程中大量涌现,中国社会风险具有明显的复合特征。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层理论建构与风险管理机制探析

社区是社会的类型学概念,社区治理既是“创新社会管理”宏观政策的基层具体实践,也是“微型社会学”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理论建构的层次定位在中观层面,初次展示了围绕“社区治理绩效”的中层理论生成路径;同时利用“关系社会学”中“关系的”本体论,在中层理论的可控范围内尝试构建一个“风险权责共担三角机制”,旨在预见和规避制度转轨中的新风险、使现代化基层治理制度创建的过程更具“风险预测性”和“风险代偿性”.     

风险社会的文化透视

自从乌尔里希.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以来,拉什、道格拉斯等从“风险文化”角度进行探讨,令人耳目一新。本文试从文化的价值、规范与信仰的视角,透视“风险”这个多面体,以期突破学界对“风险”概念的“技术—科学”的理解,构建应对风险的新机制。     

风险概念的历史考察与内涵解析

风险概念是当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公众话语中的一个常见概念.时风险概念的历史考察和内涵解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风险概念的社会理论意义.风险是一个关系性范畴,指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可能状态,它特指一切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相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而言可能形成的一种损害性关系状态.风险概念的发明体现了人们主动规避不确定性因素的一种努力,体现了人们面向未来、趋利避害的一种积极冒险精神,彰显了人类的一种主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意识.     

出场、演变与形塑：现代化的概念史考察

从“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概念从西方语境到中国语境,经历不同时期不同主体的形塑与赋义,在跨文化话语旅行中不断生产新的语义。概念的出场、演变与形塑反映着社会、历史的变革,现代化概念在中国的变迁亦见证着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见证着中国突破西方现代化模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事实发生而凝练提升的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核心话语。围绕“以中国为立场”“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道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话语表达的外化,将现代化的书写由被动转为主动,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建构。     

反思与超越——贝克风险社会思想探究

本文从贝克代表性著作—《风险社会》出发深入探讨贝克关于“风险社会”这一理论概念的逻辑起点——现代性危机,认为贝克开创性地提出风险社会的理论诉求在于自反性现代化.作者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现实借鉴作用.     

风险社会根源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

从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化时代日益增多的公共危机事件使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再度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文章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纵向的三重意义的审视,即从"风险社会"概念分析出发,分别探讨了存在学意义的风险社会、发生学意义的风险社会和发展学意义的风险社会.最后得出,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也是和谐社会取代风险社会的过程.     

“发展中国家”概念过时了吗——世界银行的一种观点及其评述

“发展中国家”一词是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近年来在国际话语竞争场域中却成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概念。世界银行曾在其官方报告中正式提出,将不再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世界银行有关工作人员给出三点理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日益趋同“、发展中国家”内部日益趋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全世界确立了新的议程。然而,这些理由在论据和论证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第一,世界银行通过错误的数据引用和呈现方式人为模糊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第二,世界银行无视分类概念的有效性在于类别与类别之间的差异而非某类别内部的差异这一基本常识;第三,世界银行假借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名否定了“发展中国家”概念的有效性,这不仅是对“可持续发展议程”本身就大量使用了“发展中国家”概念这一事实的漠视,也是对联合国这一新议程的错误解读。对西方社会类似主张的分析和研判将有助于我们厘清同一概念在中西话语间的差异,有助于我们在全球治理中更好地坚持中国的自身定位并构建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话语体系。     

风险社会理论与广东核能发展的契机与困局

本文在风险社会建构的范式下,从风险社会出发,讨论了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三个不同的学科视角如何从社会、文化和认知的角度分析核风险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广泛担忧的原因。通过对理论的梳理,作者结合广东省的实际案例分析广东省核能发展在面临重大契机的同时也面临困局。作者认为,吸取发达国家处理核风险的经验教训,正确理解大众对核风险的担忧(认识到核风险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有很强的社会建构性)是避免核能发展走进困局的有效方法。     

论20世纪艺术形式概念的本土化进程

艺术的形式理论是20世纪的一个重要的话语,但“形式”一词并非中国固有,而是引进的。本文分四部分论述了“形式”概念从被接受、使用,完成本土化到与西方现代艺术形式理论话语的一体化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形式”概念本土化过程是扎根于中国艺术的土壤,一直与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变革、文艺论争有着紧密联系的。     

卢曼的风险理论及其风险

卢曼的风险理论作为对风险本质论与风险建构论的综合,一方面将风险界定为系统在当下选择所开启的未来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运用"二阶观察"法分析了社会建构风险的机制,成为风险研究的重要学说.不过,卢曼的风险理论虽然有其贡献,但也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卢曼对风险的研究其实是其系统理论在风险领域的一次套用分析,以证明系统理论对各个社会领域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另一方面卢曼的风险理论也是对西德当时发生的一系列环保运动的反应,他关于风险/危险概念的区分目的就是为了揭示潜藏在这些社会运动背后的资本、权力逻辑.这使得卢曼的风险理论带有浓厚的现实色彩.     

詹姆逊“境遇风格诗学”中的“现象学”因素——以《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为对象

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风格诗学经历发生期、形成期、拓展期三个阶段,其对应的批评形态分别是：境遇风格诗学、辩证批评、社会形式诗学,而发生期的“境遇风格诗学”是目前学界的一个“理论盲点”。从学术思想的生成看,现象学在詹姆逊批评理论萌芽发生、方法初建时具有重要影响和独特作用。以《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为起点,现象学搭建了在范畴、方法、体系上从新批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新路径,在现象学与新批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多元话语的冲突、对话、融合中塑造“境遇风格诗学”体系。此后,境遇风格诗学演化成辩证批评、社会形式诗学,现象学也从早期话语资源的借鉴应用,转为思想、方法上的理论启示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对话。然而,理论话语的兼收并蓄与多元杂糅,也引发了“折中主义”危险。     

风险、危机与公共政策：从话语到实践

20世纪中期以来,有关风险的讨论逐步成为全球性的公共话语。从风险研究的视角来看,中国在社会转型中所蕴含的社会风险根源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而作为社会风险的实践性后果的公共危机有着公共性、不确定性、紧迫性和波及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要求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该建立双向沟通的“新合作治理”模式加以有效应对。     

百年党史视野中“组织力”概念的历史嬗变与时代意蕴

“组织力”概念的生成和变迁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迁全过程,也与中国共产党承担的执政使命和自身组织特质密不可分。中共建党百余年以来,在不同历史境遇和时空语境下,“组织力”显然有着不同的话语内涵和指涉对象。在民主革命时期,因在使用主体上的差异,中共分别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劳动平民、军队士兵等不同层面使用“组织力”概念。新时期以来,随着历史方位和中共执政环境产生的新挑战,中共话语中的“组织力”在词义上产生了转向,突出强调了保持和提高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的命题,“组织力”成为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特定范畴。作为一个富有理论生命力的概念,“组织力”概念的变迁经历了自革命时期的高频出场到建设时期的适度聚焦再到新时代的话语勃兴,新时代背景下,基层组织建设的新实践为“组织力”概念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一种现代性的修辞：中国文化场域“新女性”话语的发生逻辑

从现代话语建构的角度看,“新女性”一词是在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的。晚清时期的“准新女性”话语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女性”话语虽同为以女性为能指的现代性修辞,但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新女性”话语的发生联结着不同时期新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想象方面的范式嬗变,即从晚清新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现代化想象到五四新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现代化想象的范式嬗变。立足于全球视野,结合概念史分析方法,重新审视“新女性”话语在中国文化场域的发生逻辑,有助于理解启蒙现代性框架下个人主义论述在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有助于从思想史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个人发展理论所展现的积极前景。     

终身教育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终身教育思潮包括“终身教育”、“学习化社会”和“终身学习”三个关键性概念及与这三个概念相关的理论与实践,其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古典孕育期与现代形成发展期。社会的变革、传统学校教育的不足及人的主体意识的增长促使了终身教育思潮的诞生。现代终身教育思潮自20世纪60年代诞生以后,由于联合国教育科文组织的倡导及各国政府的积极响应,其理论不断地走向成熟,最终形成影响最广的教育思潮。透过终身教育思潮的历史,可以找到其发展的逻辑轨迹:从理想到实际、从片面到全面、从教育到社会、从外铄到内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