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及其弟子在湖南的活动情况略考

王阳明及其弟子在湖南的活动情况略考王兴国王阳明一生曾两次路过湖南，每次住的时间虽不长，但却扎扎实实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在湖南培养了两个弟子群体。他的湘籍和非湘籍弟子在湖南又培养了一批弟子，因而使明代王学在湖南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王兴国，男，１９３７年...     

“法治湖南”建设的实施路径与政策体系研究

法治湖南建设是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建设在湖南省的具体实践,是法治建设的"湖南样本"。通过法治湖南建设,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公共权利得到规范运行,经济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产业衔接和配套：湖南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的重要选择

统一规划是提高湖南与泛珠三角省份产业衔接和配套水平的前提基础;创造条件是加快湖南吸纳珠三角经济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键因素;分工协作是形成湖南与泛珠三角其他省份支柱产业配置、新兴产业共建、一般产业互补的重要条件;旅游合作是形成以长沙为中心、张家界为龙头的湖南西线旅游的有力杠杆;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实现长株潭与粤港澳经济圈全面对接与合作的内在要求。     

试论湖南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发展思路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产业转型问题是困扰该类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本文以湖南资源枯竭型城市为例,探讨了湖南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基本情况、转型面临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提出湖南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发展思路.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自主创新能力综合评价——以湖南省为例

自主创新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通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湖南自主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湖南自主创新能力呈现出逐步提高的趋势,但和较发达的省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湖南省应进一步增加研发和教育投入,加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通过自主创新提升湖南的发展力和竞争力。     

内藤湖南"时代区分论"与日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

内藤湖南中国史研究的理论核心是以文化为标准界定中国历史分期的时代区分论.日本二十世纪的中国史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围绕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的展开与深化.从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及其相关论争,可以窥测二十世纪日本研究中国史学的若干特点与动态.     

熊希龄与湖南新政

熊希龄与湖南新政宋钻友本文凭借丰富的史料，对湖南新政中一位重要的骨干──熊希龄的部分鲜为人知的活动，即参与湖南新军编练、创办小火轮公司、争办湘粤铁路等进行了论述，指出了熊希龄在新政中“疏于言，长于行”的特点，并认为尽管他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方面没有...     

OBE视阈下湖南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问题诊断与改进研究

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热点课题。该文在分析OBE视阈下湖南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特点和要求的基础上,剖析湖南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存在学生主体维度不够突出、评价全程化不够凸显、涉农高职院校行业特色不够彰显三个方面的问题,据此提出湖南涉农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改进路径。     

灾后重建：社会工作者的行动与策略：灾后农村社区服务的实践性研究——以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例

“5·12特大地震”给灾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但灾难却第一次将中国的社会工作者推上了社会舞台。2009年3月17日,在对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义务服务队、湖南娄底红十字残疾人互助爱心协会、湖南芙蓉心理咨询中心、湘理相亲社会公益组织等进行有机整合,组建成立了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队,在湖南对口支援的理县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心灵家园”。     

明清以来湖南地区家族人口未婚状况的考察(1413—1949)——以湘乡曾氏、胡氏和长沙王氏为中心

本文主要利用湖南湘乡曾氏、胡氏和长沙王氏三部族谱,就湖南地区明清以来200多年间家族人口中的男性未婚比例、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结果显示,湖南地区明清以来家族人口中存在着较高的男性未婚比例,有其地域特征;年满40、50岁以上的男性未婚比例大致呈现出由低到高、再由高降低的变化趋势,这一变化与先前认识存在着差异。此外,本文也对家族女儿不婚的现象进行了描述。     

论唐代送别诗意象的高度情思化

中国古代诗歌史中的送别之作,从《诗经》的比兴托物,汉魏时的率真直抒到六朝的绘景写心,逐渐趋于成熟完美,到唐五代时达到了物我浑融,形神兼胜的境界。唐人送别诗意象的高度情思化包括三种情形:即情中景,景中情和情景的“妙合无垠”。这就使得送别诗的情感含量大大增加,艺术感染力明显增强,具有了超时空的审美价值。     

王维追步楚骚的文化背景和美学意义

王维追步楚骚,是应盛唐时代要求而动的积极走向。王维是在对六朝文学全面清算的文化偏激中走向楚骚的,他在避开初唐非此即彼的激烈论争中找到了诗歌创作的自由。楚骚对王维的深刻影响主要是绮靡精神和幽寂情调。王维熔铸诗、骚,熔铸汉魏古诗和齐梁新体,兼融汉魏清刚和六朝清丽而获得了艺术上的超越,形成了他特有的风华腴丽而清逸空灵的诗风,形成了风骨兴象兼备的盛唐真精神。     

《鵩鸟赋》写作时间考订与贾谊年谱重勘

在考察前人诸说的基础上,由《鵩鸟赋》文本出发,参考相关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材料,综合考虑汉初所行历法、长沙地理位置、鵩鸟生活习性等因素,确定《鵩鸟赋》中鵩鸟入舍的具体时间为公元前173年6月1日 (汉文帝七年四月孟夏庚子) 长沙当地17时至19时14分之间 (北京时间17时28分至19时42分之间).贾谊《鵩鸟赋》当作于鵩鸟入舍后不久,也在汉文帝七年四月左右.以这一时间点为中心前后延伸,结合相关材料进行校正,可以重新勘定贾谊年谱,缩小贾谊作品和生平系年的时间偏差.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歌曰”之源头与流变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歌曰"体现了对屈原、宋玉赋的沿革。渲染音乐情境的"歌曰"源于《招魂》《大招》中对音乐场面的描摹,并在乐器、歌舞题材赋中成为一种创作模式,且渐有作者情志之寄托;对话体及代言体的"歌曰"源自《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其作用在于抒写主人公心志和实现赋中角色的互动,这类"歌曰"往往有较为明显的角色感,南朝宫廷赋中则出现了代言女性心志而无角色感,使赋中情境与抒情主人公相融无间的"歌曰";以"歌曰"、"诗曰"、"谣曰"、"重曰"等形式出现的双重乃至多重总领心绪语是由屈原赋中"重曰"、"少歌曰"、"倡曰"、"乱曰"等发展而来,南朝假设古人作赋情境之赋,也可视为对屈赋双重或多重总领心绪语创作模式的延续。     

凌阴考辨

凌阴,冰窖也。夏、商、周、秦、汉、魏晋谓之“凌阴”、“凌室”,唐宋呼之“冰井”,明清称之“冰窖”。“凌阴”始见于《诗经》,殷墟大司空凌阴遗址应是目前考古所知较早的凌阴遗址。     

唐代渭水四赋赏析

据清代陈元龙撰修的《御定历代赋汇》收唐代文人4篇有关渭水的赋作,分别是自居易的《泛渭赋》、卫次公的《渭水贯都赋》、刘殉的《渭水象天河赋》、独孤授的《泾渭合流赋》。这四篇赋以不同的视角展示了唐代文人对这条河流的情感与非同寻常的认识。《泛渭赋》体现了青年时代的自居易极高的政治热情与有为追求;《渭水贯都赋》体现了人们祈盼盛世永驻的美好愿望;《渭水象天河赋》表现了人们对清明政治的渴望;《泾渭合流赋》则更多强调的是个人与他人的“和”、个人与群体的“和”、个人与社会的“和”,反对“独清”。     

枚乘作《笙赋》说辩疑与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

李善在注《文选·长笛赋序》时推测枚乘作有《笙赋》.这种说法曾一度为学界所认可,直到程章灿、张巍对此提出质疑,并认为枚乘所作可能是《琴赋》,即《七发》中写音乐的那一段.然其论并不完善,也留下了一些未能解释的问题,故仍有必要进一步申说.而通过再次辩疑,并结合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情况来看,马融《长笛赋序》中所指可能确实是《七发》中有关"琴"的部分,只是这部分内容还应在傅毅作《洞箫赋》后,从《七发》中分列而出,并被冠以《琴赋》之名单独传播过.     

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看张溥的文学思想

张溥是明末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他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分篇来看,是对单个作家作品的论述;合而观之,则是一部汉魏六朝至隋代的文学简史,是张溥文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张溥的文学思想具体特征有:文质并重而又偏重于质;强调作家的品格和节操;文学上自然强调复古,但不贵古贱今。他试图从复古为革新,改变明末文坛的萎靡不振,提倡内容充实,语言刚健有力的文风,激励文人讲品格,重节操,积极济世,以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他的复古,是古为今用,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唐代灾害奏报与监察制度略论

中国的灾害奏报与监察在经历了秦汉魏晋的发展之后,在唐代已经基本成熟,灾情的申报,官员的检覆、监察都已形成了固定的程序,在救灾中得到了执行,并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唐代的报灾制度中一直存在着救灾与中央财政控制之间的矛盾,唐政府一直在为提高受灾地方政府应对灾害的主动性和效率而努力。唐代的报灾与灾情监察制度为宋元明清救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关于陈子昂诗歌理论理解的几点辨正

《修竹篇序》无疑是陈子昂诗歌理论的代表文献,表达了陈氏诗歌理论的主要观点,但我们又绝不能仅仅据此一《序》来论定陈氏诗歌理论的全部观点。要准确理解陈氏诗歌理论,必须对陈氏写此《序》的特殊背景、陈氏对诗歌其他看法以及陈氏创作实践等等因素作整体观,方可减少片面之嫌。学术界普遍认定的陈氏只重汉魏而反晋宋和齐梁的观点,也十分不妥。其实,陈氏虽重汉魏,然亦重晋宋,陈氏认为“汉魏”以“风骨”见长,“晋宋”以“兴寄”擅胜,其诗论中“兴寄”一说的理论内涵实根植于晋宋而非汉魏,陈氏对齐梁诗也不是全盘否定,虽然在陈氏看来齐梁诗“风骨”无存,“兴寄”都绝,但对它在律诗方面的贡献并未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