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权力制衡完善“村庄治理”的思考

在农村基层组织中,保证各权力主体行使权力的有效性,减少权力主体间的串谋,建立符合权力关系的利益结构,其本质上是要保证利益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共存.     

权力与制衡

权力制衡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分权与制衡是资本主义各国政治上共同的现象。权力制衡有利于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防止滥用权力;有利于社会民主和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进制和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行为;有利于推进依法制国,建设法制国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备权力制衡机制,首先要建立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其次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最后要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论现代企业的共同治理

随着企业制度的演进 ,企业治理结构逐渐从“单边治理”走向“共同治理”。共同治理是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发展趋势 ,在共同治理下企业的股东、经理、员工、债权人等各类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并通过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分享形成一个彼此合作、互相制衡的治理结构。     

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法人治理结构若干问题的思考

本文在对南京市若干家国有大型企业调研的基础上,就国有企业目前存在若干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诸如公司股权多元化问题,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问题,市场化选择问题,劳动用工的市场化问题,规范政府行为问题,法人治理结构的法律化问题等,进行了宏观和微观的研究和思考。以期能为国有企业改革向深层次发展,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现代企业制度,寻求制度层面上的突破。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关键：法人治理、分权制衡

目前我国国企公司化改制中 ,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如政府委任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经理等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 ,股东大会的最高权力受到剥夺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三职一人兼任 ,董事会成员与经理人员高度重合的现象并不鲜见 ,所有者、经营者制衡关系和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营的体系机制受到扭曲 ,权力过分集中 ,监督严重弱化 ;党委会代替包办董事会决策或董事会的决策仍需政府审批 ,多头领导的局面依然存在 ,公司法人治理起码的规则遭到破坏 ,等等。之所以出现这些违背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初衷违反“公司法”的现象 ,究其原因…     

权力制衡与自律意识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 ,反腐败问题的地位日显突出 ,防治和惩治腐败的呼声日益高涨 ,能否有效地遏制腐败 ,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 ,影响到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党自身的战斗力。在反腐败斗争中 ,加强权力制衡 ,强化自律意识 ,通过制度建设使自律意识在实际生活中发扬光大 ,是取得这场斗争胜利的关键     

企业权力类型及其治理研究

公司治理已经得到了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而他们所研究的内容与焦点都可以从“权力”中找到线索.只是这些“权力”的概念缺乏一贯的意义和统一的逻辑,更遑论用于指导公司治理实践.通过对企业权力类型及其治理问题的研究,区分了不同权力类型的治理重点和方向,为公司治理中的权力配置关系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框架.企业权力类型在治理结构的稳定性、体现公司治理的权力边界、界定参与公司治理的主体、拓宽研究视野等方面对现有公司治理研究予以了发展.     

论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法人治理结构

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和监事会三者相互独立、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则是建立规范、有效的企业法人治理机构的关键.本文分析了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过程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建构中的缺陷,并提出了改进途径.     

建立制衡机制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一、制衡机制缺失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首先,部分国有企业忽视了与市场客户之间制衡机制的建立。国有企业的业务人员在市场交往中由于制衡意识淡薄,并且采取的措施不力,包括合同程序不规范、合同内容不完善、具有法律价值的原始资料不注意保存。比如,某外贸企业与一个外地民营企业联合经营进口甜虾,在对方没有履约未将合作资金到位的情况下,便将货物提单交给对方,致使一千多万元的货物处于失控状态,最终造成了860万元的损失。     

权力制衡理论与国家反腐败机制

西方权力制衡理论的立论基础是人性恶论 ,要抑制人的贪欲 ,制度规范优于道德自律。在倡导建设政治文明的今天 ,我们应该正视国家权力理论基础的局限性 ,要从制度上保证纪检、监督、司法系统的相对独立性 ,在人、财、物诸方面割断对地方党政的依赖性 ,建立中央主管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体系 ,通过权力分解以制约权力 ,使反腐败更卓有成效     

高校治理结构的法理探析

高校治理结构包括外部治理结构与内部治理结构。外部治理方面,应正视大学自治这一学术传统与国际惯例,努力为高校拓展办学的自主空间,以立法规制政府干预力度。在内部治理方面,应立法规制高校党政关系,协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强化监督权力,从而达到整体的和谐与平衡。     

论孟德斯鸠与列宁权力制衡理论的不同

孟德斯鸠和列宁都主张对权力进行制衡 ,以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危害 ,但他们的权力制衡理论有很多不同之处。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理论主要是针对法国封建专制统治 ,从维护公民的“政治自由”的角度提出来的。他主张通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来防止权力的滥用。列宁是从维护人民民主权利的根本目的出发 ,特别是在他晚年针对苏俄政治体制中出现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现状进行了深入思考 ,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他主张通过扩大人民参与政治的途径 ,发挥人民的民主权利来制约党政权力的过度集中。对孟德斯鸠和列宁权力制衡理论的不同之处 ,可以从权力制衡的目的、制约机制、权力制衡的主体等三个方面进行初步比较。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的关键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的关键,它能实现政企分开和企业自主经营;明确企业产权,提高国有资产运行效率;建立制衡机制和健全社会监督体系;通过证券市场实现国有资本向高效益的部门和企业流动。华东电子集团大力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引进国外资本,组建了多元投资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了比较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证券市场激发了资产的活力,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对中国历史上分权制衡的思考

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与政治运作相对完善地出现在宋代,已略具近代分权制衡的外观雏型,但人治主义的文化传统和君主专制的制度桎梏,终使尝试归于失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遗产中,缺少近代西方分权制的理论前提:社会契约论和性恶论,因而不利于从契约层面上考虑权力运作中人性恶的因素,进而设计出有效的制度程序实行约束和制衡。近代中国始终未能真正跨入分权制衡的门坎,表明制度设计固然重要,但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对中西分权制衡的历史资源的衡估,能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从传统慈善向现代治理转型

当前,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一种全球性潮流,并开始从传统的慈善救济向现代治理转型.然而,由于产权不清、社会信任度式微及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等一系列原因,致使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在实施与转型过程中存在诸多困境.要想破解这些困境,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转型,必须进行现代治理,明确产权关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型,打破政企联盟,培育第三部门,加强第三方监管.     

社会制衡还是三权分立:政治权力的多元化——从罗伯特·达尔的社会制衡思想谈起

罗伯特.达尔是西方多元民主理论的创立者和最主要代表。他从分析“麦迪逊式民主”理论出发批评了“三权分立”理论,主要想通过宪法上的分权和制衡方式制约权力的观点,提出了他的社会制衡的思想。实际上,麦迪逊本人并不反对社会制衡,他通过对“党争”的分析恰恰说明,在大型共和国内,人口差异及数量繁多的党争有利于促进共同利益,自由的共和国不仅有赖于政体形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有赖于多元主义社会的生成。对于权力的制约要依赖于一种对抗性的权力体系,这既包括国家机构内部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也包括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同时还包括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控制。     

论制衡型刑事诉讼机制的构建

注重制约是刑事诉讼中权力分工与防止权力滥用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被追诉者主体地位和基本人权的需要.在我国刑事司法中,权力之间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且几乎不受当事人权利的制约,导致刑事诉讼呈现出明显的"追诉推进性"倾向,不利于防错、纠错以及保护无辜,不适应保障人权和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需要,应当向制衡型转变,即在制约措施设置上实行事先预防与事后纠正相结合;制约权力滥用与强化对不履行职责的监督制约并重;进一步明确公检法权力分工,并合理设置权力之间的制约,注重权力制约程序化,实现制约规范化;以及适当强化被追诉方主体地位和诉讼权利保障,以形成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实质化、有效化机制.     

西方权力制衡理论的历史溯源

西方权力制衡理论萌芽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亚里士多德在继承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阶级通过参与城邦政治,并在不同政治机构中参与管理的混合政体思想。后古罗马的波里比阿提出了君主、寡头和民主三位一体的混合政体思想。此后,中世纪以王权和教权为主的二元权力化体系更是界定了政教各自独立、互相平衡、相互制约的控制领域。上述思想观点和实践为近代分权与制衡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建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新型理论范式

坚持党的领导是解决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抑制国有资产流失、建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壮大国有资本的重要法宝。既有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制度创新这一重大问题,尚缺乏基于连续性实践创新的机制性阐释与理论性建构。基于组织变革理论,通过深度案例研究,对党的领导嵌入国有集团公司治理架构与过程的创新实践及其绩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国有企业的发展性质与发展质量双重动力驱动下,党的领导以制度性嵌入、结构性嵌入、过程性嵌入与文化性嵌入的方式,以及党建入章与前置程序、完善领导体制与组织体系建设、融入生产经营管理过程、引领企业文化建设等途径,实现了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政治绩效与社会绩效多元并举的目标。在案例分析基础上,立基动力、制度、结构、过程、文化与绩效六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新型理论范式建构问题进行本土化理论创新,这对于摆脱西方现代企业治理理论的窠臼,推动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