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企业的共同治理

随着企业制度的演进 ,企业治理结构逐渐从“单边治理”走向“共同治理”。共同治理是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发展趋势 ,在共同治理下企业的股东、经理、员工、债权人等各类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并通过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分享形成一个彼此合作、互相制衡的治理结构。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及实现

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与实现,依赖于由法律强制、行政干预、经济调控、社会监督、责任认证、企业内部治理和企业自律自愿等方式相结合所形成的一套多层次的制度安排。按照上述制度安排在调整企业社会责任时层次和主体的不同,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和实现的路径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一、宏观层面即国家或政府的调节和干预;二、中观层面即社会监督与社会责任认证;三、微观层面即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企业的自律与自愿等。     

企业融资结构对治理结构的影响探析

企业治理结构是指支配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群体——股东、债权人、管理者、职工等之间关系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其中最关键的是 ,在出资者和经营者分离的条件下 ,为减少代理成本 ,保证出资者 (股东、债权人 )的收益而设计的一整套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控制权的安排。企业的融资结构是指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的比例关系。企业融资结构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制约 ,融资结构本身又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和治理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国有企业融资结构的畸形发展 ,不但导致企业资本营运效率的低下 ,而且导致了企业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扭曲与失衡 ,治理机制难以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 ,也妨碍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 ,分析我国企业在融资结构与治理结构上存在的问题 ,有利于完善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与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比较及国际发展趋势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基于效率原则的关于企业组织内部各要素贡献者之间责任、权利、风险、与利益相匹配的制度安排 ,其模式主要有英美模式、大陆模式和家族模式。各种模式各有利弊。近年来 ,公司治理结构出现了趋同的势头 ,国际上对公司治理的原则形成了基本共识。     

资源型企业治理机制转型的路径探析——以山西煤企重组整合与综改区建设为背景

政策性重组整合与资源型经济转型均对资源型企业传统的行政型治理机制提出挑战。契约型治理应是资源型企业治理转型的基本方向,并对产业转型、技术创新提供内在支撑。资源型经济转型背景下,契约型治理机制是企业内在需求、市场环境与政府引导三者相互促进而形成的,是若干理念与制度的集合与统一,而其生成也应从多种路径合力推进。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企业

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提出一种新的观察企业的视角:从分析产权的合法来源出发,对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规范分析,构建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企业理论.企业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实现其自身权益主张的载体,因此企业应该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主张,而不能仅仅从股东利益出发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也意味着企业承担着广泛的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等.而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是利益相关者多边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的有机结合,而非股东单边治理.     

对国有企业建立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思考

随着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建立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起来,并成为当前企业改革的首要任务。严格说来,现代企业制度的运作效率主要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在资产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如何建立起既能保障投资者利益、又能适应市场经济快节奏运作和提高决策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本文就此作一番探讨,以期对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与完善有所裨益。现代企业制度是一种在出资者和经营者相分离的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因此,这种制度的核心就是使得经营者能够按照出资者…     

管理层薪酬机制与企业违规行为

最优契约理论认为,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是缓解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制度安排,而激励理论和短视理论对于管理层薪酬制度的公司治理效果提出了两种竞争性的解释。利用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管理层薪酬管理制度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企业基于绩效挂钩的薪酬激励机制能有效协同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缓解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显著减少企业违规行为,这一治理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然而,“不公平”的薪酬结构会降低企业内部团结合作的效率,导致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削弱公司治理。研究结论能为企业薪酬管理提供实证依据和参考借鉴。     

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演进及其效率分析——兼论国有企业外部董事制度

2003年以来,我国国企改革进入以"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为目标的制度创新阶段,作为企业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相关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表现出很强的"内部人控制"特征,因此我国适时地引入了外部董事制度,但该制度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外部董事与"内部人"的一致性程度.二者的效用目标函数越趋于一致,一致性程度越高,企业治理效率越好;反之则治理效率越低.     

重建信任:破解物业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困境

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物业企业作为不可忽视的市场主体，有着其他主体难以匹敌的优势，但诸多因素致使其长期处于缺位状态。物业费用收缴提价难、物业矛盾纠纷频发、社区共同体精神缺乏是物业企业面临的主要困境，以致其参与社区治理动力不足、难度较大、意愿不强。信任缺失是形成上述困境的关键原因，主要表现为人际信任弱化以致社区共同体难以形成，企业信任欠缺导致物业费用收缴提价难，制度信任不足致使物业企业深陷各类矛盾纠纷之中。基于此，可从以下路径破解物业参与社区治理之困：以积极互动建立信任，以公开透明换取信任，以服务质量加强信任，以制度规范维护信任。     

论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混合所有制于1997年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时隔16年再次引起热议,是因为混合所有制被认为是改革当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负债严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现象的路径。在国资委"分类别、分功能"的混合指导思想下,在各地纷纷进行"次顶层设计"的大背景下,应当如何完善混合所有制公司治理具有时代与实践意义,而认清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特殊性是完善其公司治理的前提与基础。本文试图比较混合所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区别与特殊性,思考混合所有制企业混合之后的公司治理路径,为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出谋献策。     

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基于676家上市公司1997—2007年间的面板数据及对上市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基金经理和证券分析师等的深度访谈资料,分析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揭示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与代理理论的预测颇为不同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模式。而所谓"最佳"公司治理做法是在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等制度环境下各种复杂社会力量和利益群体进行"建构"的结果,其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契合所在的制度环境,并不存在普适的"最佳"公司治理模式。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实证研究,为解构这一世界性公司治理迷思提供了新视角和证据。     

党组织内嵌国有企业治理的法治逻辑：理据与进路

党组织内嵌国有企业治理的提出，是中国政治现实和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存在正当性基础和法理依据。“政治—企业”联系的存在普遍而客观，正视“政治—企业”联系深刻影响着国有企业，就能以一种更为冷静、审慎的态度来管窥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国有企业的联系，并分析其在中国国情下的政治意蕴和法理基础。考察中国的政党、阶级与所有制可知，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现在并且将来也会一以贯之，从国企所有权、利益相关者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等角度均可探源其法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需要将党组织内嵌国企治理放置于一种更为规范的进路来考察，可从注重党内法规、政策与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确立法律原则基准，分类参与区别对待等三个方面达致法治化、规范化。     

退货制度的新制度经济学诠释

从市场治理、而不是市场营销的角度看,退货制度有着丰富的经济学含义,它生成于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卖方对自己私有信息的主动性化解,是一种信息剩余制度,而信息剩余制度是一种由占有信息优势的交易主体对其优势信息采取自留、自用、自益和自损的制度安排,退货制度有效性的作用机理在于利益相容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和剩余控制权机制的形成,具有低成本、高效果的效率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市场交易。     

当代中国小微企业合规的法治实现

企业合规理念和制度的形成是以大型企业作为蓝本的,其在引入我国时面对小微企业的犯罪治理需要做本土化转变。我国小微企业合规面临以下困境：与“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理念不适配,与提高司法效率的价值不适配,与实体出罪的方法不适配。解决上述问题,应当对小微企业合规进行理念、价值、方法上的重构,以企业家合规为重心,以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为追求,以程序出罪为手段,共同推动小微企业合规的本土化转型。在此基础上探索小微企业合规的实现路径,包括加强行政监管力度、创新多元互助模式、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进而全面推进我国小微企业合规的法治实现。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博弈分析

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实际上就是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 ,在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下 ,博弈才能产生最优的均衡解 ,企业制度创新才能产生最佳效果。本文通过对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变迁的博弈分析 ,指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制度设计与实施方面的缺陷 ,要实现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 ,获得更有效的、稳定的博弈均衡结果 ,就必须不断完善制度建设。     

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制度化探索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兴起,使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公司治理中的重要议题。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企业更需要将社会责任纳入公司治理中,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中负责社会责任事务的组织机构,可统一命名为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它是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活动在利益相关者纽带作用下相互融合的实践产物,由企业高层设立并领导,触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且具有外部治理职能。通过对《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研究,发现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程度越高,相应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层级越高;相较于经理层领导的委员会,董事会介入的委员会制度设计更为成熟。针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制度化的研究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应从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的驱动力、制度设计以及影响后果等方面开展研究,为企业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伦理治理与标准治理: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双重机制研究

家族企业是以家族关系为基础构建的关于企业产权的契约结合体,基于非正式制度的伦理治理和基于正式制度的标准治理是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双重机制。本文在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体系的分析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双重机制模型,从激励、约束和决策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伦理治理和标准治理的治理效应,指出家族企业要提高其内部治理效率,应该相机选择内部治理机制的组合模式,并采取相应的优化措施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决策机制。     

论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即公司治理的制度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环境的影响、公司治理的激励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驱动力的影响、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资源与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形成的影响,由此说明了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为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思路,也为解答如何改善组织方式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这一问题带来一定启示。     

排污许可制度下的企业环境责任

排污许可制度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环境管理基本制度,是法律对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行为提出具体排放标准要求并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以约束排污者的监管措施。但是,排污企业在获得排污许可证后并不可以任意排污,排污许可制度下企业承担环境责任需要法律的约束与自律并行。在严格遵守法律约束的同时,建立自律机制,尽量减少排污的数量,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是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前提,是其生产经营活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环境正义与环境效率的具体彰显。为此,首先需要企业更新理念,将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内化到经营理念之中,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效益最大化。其次,政府要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和企业环境报告制度,加强社会公众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情况的了解和监督。再次,政府要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度的有效衔接,在项目规划阶段有效预防,在企业运营阶段有效监管。最后,要加强对企业污染排放的治理,改革排污收费相关制度,在法律法规上健全排污权交易的相关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