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整体和平之问存在着内在联系。二战后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无世界大战的局面，是因为二战变更了时代主题；改变了战后世界和平与战争力量的对比；规定了战后局部战争的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争与和平历史运动的一个坐标,战后和平的方方面面无不关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照”。比如,1928年的《非战公约》终因二战而获得了价值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来的联合国是战后和平的根本保障;二战后更加规范和完善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战后和平的重要支撑。但是,“有限化战争”与“战争的变异”表明,要真正实现和平还需要一个遥远的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的和平发展——一个科技遗产的视角

第二次世界的总体战性质以及战争本身的迫切性特征,促进了战时和战后的科学和技术理论创新,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做好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奠基.作为二战重要遗产之一的战后科技创新在军事和民用领域广泛应用,影响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其作用机理是:(一)改变了潜在战争的成本收益计量;(二)对导致战争的经济社会因素的抑制;(三)战争成...     

王宠惠对二战及战后世界和平的认识与思考

王宠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在长期的外交生涯中,他将自己的所学与国际政治相结合,就二战和战后世界和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认为终会发生,而德意日三国是战争的罪魁祸首。战争发生的具体原因在于和约与盟约混合在一起、国联本身不健全、国联未得到真心拥护以及《国际联盟盟约》存在诸多弊端。战争的爆发,不仅破坏了各国的和平与安全,也威胁了各国的经济利益,还影响了各国文化的发展。为了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王宠惠认为需要重建世界和平组织,改革各国的新闻事业和消除战争发生的根源。他的这些思想主张具有很大的进步性,但同时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发展模式的转换

以中国为主要参战国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伟大的正义战争,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战后时代。二战摧毁了法西斯战争势力,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促进了殖民体系的崩溃、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与改革,为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开辟了道路,使人类社会出现了以平等与依存求发展的新模式,取代了以征服与掠夺求发展的旧模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战后人类社会经济的空前进步与繁荣。     

十月革命与世界和平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俄国面临严峻的形势。面对德国百万大军的进攻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破坏和颠覆,苏维埃俄国需要和平的环境,以保障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苏俄颁布了《和平法令》,实行了和平外交政策。《和平法令》及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实施,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制定《和平法令》和实施和平外交的过程中,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和平学说,创新了世界和平的理念,提出了奠定世界和平基础的原则,为人类的持久和平做出了伟大贡献。     

儒学与世界和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历经两千余年,远播海外,辐射周边国家,形成了影响世界的儒学文化圈,对世界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儒学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儒家的道理正大恢宏,值得世界采用,它引领人类不断献身社会改革,是一种内在的文化原动力,是儒学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只要以仁者爱人之心、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态度,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秩序、互敬互爱的国际关系,那么,世界和平便可早日到来。     

儒学与世界和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历经两千余年,远播海外,辐射周边国家,形成了影响世界的儒学文化圈,对世界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儒学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儒家的道理正大恢宏,值得世界采用,它引领人类不断献身社会改革,是一种内在的文化原动力,是儒学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只要以仁者爱人之心、＂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态度,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秩序、互敬互爱的国际关系,那么,世界和平便可早日到来。     

战后初期日本共产党的兴衰与“和平革命论”

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思想犯、政治犯开始获得释放,日本共产党重新成为合法政党,开启了革命的新篇章。但是日共领导人并未审时度势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路线,以野坂参三为首的一批领导者忽略了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危险性,采取了和平革命论等一系列错误方针。分析了野坂参三的和平革命论路线与战后日本共产党由盛转衰的关系。     

以史为鉴 为世界和平夯实基础——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60年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最终战胜了法西斯,然而那场空前惨烈的人类大屠杀却给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通过对二战的回忆,联系当前世界形势,告诫人们在纪念胜利的同时,更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认清当前国际冲突的根源,重视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狂言行,严肃对待日本政府的右倾态度,重视欧洲新纳粹主义、排犹主义的现象,提高警惕,维护世界长久和平。     

由“硬”和平到“软”和平——论二战后澳大利亚的对日战略

澳大利亚是一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战后初期,澳大利亚主张对日实施惩罚性措施,使其军国主义不至于死灰复燃,即所谓的硬和平。然而,美国在处置战后日本问题上的近乎垄断作用、亚洲冷战局面的加剧以及澳大利亚渴望与美国缔结安全防务条约,使得澳方不得不接受美国主导的对日软和平条约。澳大利亚对日战略的这一转变标志着现实主义逐步取代理想主义,成为其外交和防务战略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问题经常吸引苏、美、英三大国的注意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英国曾要求苏联立即参加远东战争 ,美国政府则希望 ,依靠苏联的帮助大大减轻自身在对日战争中的负担和损失。经过德黑兰、雅尔塔会议上的长期讨论 ,三大国首脑最终就苏联参加对日战争问题达成了协议。苏联于 1 945年 8月对日宣战 ,并在战后扩大了它在远东的影响。二战结束至今已 55年 ,然而苏日两国有关千岛群岛的领土争论却遗留至今 ,并成为俄日两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难题     

姑息养奸与同仇敌忾 ——二战时期苏日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1931-1945年,横跨整个二战时期的苏日关系是复杂多变的.随着战略态势的变化,双方的外交主动权发生同步转移,致使双方关系发生相应变化,即由二战初始阶段日本对苏"求和"政策的"待价而沽"、经过日苏双方的"和平相处"、转入二战后期战略态势发生根本转折后苏联对日本"明送秋波"的断然拒绝.     

普鲁士精神、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普鲁士精神混合了爱国主义、军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思想,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欧洲经济凋敝、人民失业、社会动乱,西欧人民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感到失望,但又害怕俄国社会主义的传播,因此寻求一种新的思想。于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法西斯主义有机可乘,迅速传播,成为欧洲的一种有影响的社会思潮。欧洲各主要国家都成立了法西斯政党,法西斯主义一时十分猖獗。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充满危机、人民处于彷徨和绝望之中,求助于历史文化传统,包括神化、迷信普鲁士精神。希特勒把普鲁士精神发展为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大行其道。而欧洲人民并没有认识到德国法西斯主义行将对世界和平造成的危害,对希特勒纳粹党领导的德国采取了绥靖政策。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崛起,使德国被压抑已久的、潜在的德国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能量被释放出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     

"二战”性质探讨

关于"二战”的性质,其反法西斯战争的本质不仅明显地表现在后期,从英法对德宣战开始的初期就已存在.     

二次大战中的"驼峰"航线

中、美两国于 194 2年 5月至 194 5年 8月开辟的“驼峰”航空线 ,不但是抗日战争后期中国获得外援和开展外贸最主要的国际交通大动脉 ,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线上的重要国际战略空运通道 ,为盟国夺取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改变世界面貌的一场战争——近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二次大战对战后世界影响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二次大战对战后世界影响的研究方兴未艾,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学者们普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改变世界面貌的战争,对人类的历史产生了极为全面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与文化等各个方面,而且这种影响至尽犹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人类交往

战争是最高的暴力交往形式,也是人类交往和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人类社会空前规模的交往,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力量组成了世界性的战时同盟,不同类型、社会制度和意识 形态的国家为打败法西斯紧密合作;战时的科技发展和人才争夺是人类文化交往的一种现象,战争催生的第 三次科技革命在短时间内使世界面貌和人类社会发生革命性变革;二战的客观后果之一是,世界越来越成为 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人类交往迈入全球化时代。战争的残酷性也警示后人,避免战争、走和平与发展之路才 是人类交往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