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

对抗日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讨论，学术界已持续多年，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有的全盘肯定，有的全盘否定，还有的则保持中立。文章认为，对于历史问题应当具体分析，而不应当混淆功过是非，一味地去肯定或否定。     

刘少奇说的一句大实话

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我国很快就进入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人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有的地方棉籽皮、玉米轴都当食品吃。对于这样的现实，最高领导层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即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难免的：另一种却认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大跃进”运动分期再探

对"大跃进"运动作出合理的阶段划分,是准确地把握这场运动的重要方面。目前学术界关于"大跃进"运动分期的三种主要观点都值得推敲。当我们以内在的差别作为划分不同阶段的依据时,"大跃进"运动可以分为局部推进、全面冒进、纠"左"失败、冒进重演和逐渐终止五个阶段。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民间文化思潮

20世纪中国文学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其中,民间文化思潮充当了不同寻常的先锋角色.其具体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五四歌谣学运动;二、延安文艺运动;三、大跃进民歌运动;四、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五、寻根文学思潮.它们在不同时期都给予整个文学格局以具体而深刻的影响,促使其发展变化,形成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认真研究这些内容,对于繁荣文学创作,推动文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毛泽东技术思想的得失及特征

毛泽东技术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在它的形成与发展中呈现出曲折性和若干历史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年中 ,在毛泽东技术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工业化建设有得有失 ;而在“大跃进”和“文革”十年中 ,“左”的技术观起了主导作用。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 :过分强调政治挂帅 ,过于迷信群众运动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脱离中国实际的空想成分     

大跃进时期的舆论场与党内意见交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发动大跃进运动,当时党内监督、党内意见交流工作出现曲折。本文试图以大跃进时期新闻宣传的教训说明,当时由于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没能形成开放的舆论场,而舆论场不能正确营造,就会使执政党内意见交流不能正常进行。     

试论“大跃进”的成因及教训

1958-1960年,中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革命迅速胜利的驱动,有高度集权决策的失误,还有苏联方面的影响等.其教训是深刻的--工作务必实事求是,领导切实依靠群众,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     

光武奖拔卓茂与东汉初年之“不尚争”

光武奖拔卓茂其用意有二:一是以道德标准压制军功标准,为"退功臣进文吏"做准备;二是借以倡导"柔以施德"、"导民不争"的为政理念,转变社会风尚。此举事关用人行政及政治理念,后果有得有失,从短期看得大于失,从长期看则失大于得。     

“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动因探析

历史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心理的影响,"大跃进"运动的产生也不例外。"大跃进"时期广泛存在着"急于求成"、"骄傲自负"、"‘左’比右好"、"盲目攀比"、"崇拜权威"、"趋利从众"等特殊社会心理。这些社会心理对"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持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从"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动因角度对"大跃进"时期社会心理的具体表现和特征、形成原因以及留给我们的启示等方面作一初步探析。     

论波尔的互补原理

尼尔斯·波尔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对量子理论的杰出贡献是举世公认的.然而,他的哲学观点,特别是他在量子力学解释中所倡导的互补原理,却是长期引起争论的问题.在我国学术界,过去有一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对互补原理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我认为,互补原理的哲学观点并不是唯心主义,而实质上是一种新形式下的康德主义;对于互补原理应取具体分析态度,一方面要肯定它所包含的辩证法因素,另一方面又要纠正它带有不可知论倾向的错误.     

大跃进时期文学史论略

大跃进文学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文学创作违背艺术规律，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来从事诗歌创作，小说、戏剧、散文等出现了粗制滥造的急就章，内容上以表现个人崇拜、歌颂人民群众改天斗地决心和“三面红旗”为主，人物类型化，结构公式化，语言普泛化，以空洞的说教代替了形象思维。大跃进文学彻底政治化，丧失了艺术的品性。     

再论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可以分为浅层次的原因和深层次的原因.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构建和谐社会的探索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不少有益的启示.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努力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作了艰辛努力。他走在纠左前列,提出不少纠"左"思想和措施。他围绕农村工作中一系列重要问题,深入调查研究、从郑州会议起开始纠"左",继而写了六篇《党内通信》深入纠左,庐山会议后的1960年3月起又再度纠左,国民经济调整时进一步继续纠"左"。既要看到"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犯严重左倾错误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努力纠"左"的一面,力求进行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     

学术研究不能搞大跃进

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现状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博德里亚所说的"内爆",即纯形式内部的"增殖"、膨胀,是统计数字上的"大跃进",可以说几乎是当年大跃进运动的又一次历史性的学术版重演。原因大致有三个:一可谓是"穷国学术政治",是急于发展的赶超意识所致。二是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全民动员模式、大跃进模式的老调重弹,遗韵回响,或曰旧病复发所致。三是受西方社会的"官僚体系"、工具理性、技术意识形态、数理计算模式的影响所致。其结果诱发学术犯罪、学术腐败,引导学术吸毒、学术卖淫,逼学术之良为学术之娼。我们已经到了应该大声疾呼:救救学术的时候了!因为已事关学术的存亡与发展大计。     

社会流动模式改变对大跃进时期教育的影响

论文试图从社会流动模式改变的角度去了解大跃进时期的教育.1949年后,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与干部群体规模的膨胀,极大地提高了民众对教育的需求.大跃进时期教育变更的最大特点是教育规模扩大与教育更加政治化,而教育规模扩大与大跃进前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无法满足有关,政治化也与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手段相关.     

基于“大跃进”运动中从众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作为一种群体效应,从众行为对"大跃进"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大跃进"运动中的从众行为较多于各地刮浮夸风、共产风和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导致人们从众行为的主要因素有,传统的文化心理、群体压力和群体凝聚力以及新闻传播的影响等。"大跃进"运动中的从众行为具有场景性、互动性、无序性和爆发性等特点。它的意义和作用是正反两方面的: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广大干部和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整合了群体行为,为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充分的人力资源,弥补了其它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使"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左"的错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得不到根本纠正。     

刘少奇与大跃进

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 ,除了在当时发明“公社”这一用词外 ,他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随着“大跃进”危害日益明显 ,从 196 1年开始 ,刘少奇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纠正。与当时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一样 ,他对“大跃进”的错误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中国粮食产量、消费与流通

浮夸、浪费与瞒产使后人无法真正了解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粮食生产情况。在粮食消费上,浪费是客观存在,但是粮食消费分配中保护城镇的政策是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关键因素之一。食堂内部的分配不公也使饥荒进一步加剧,在饥荒暴发初期继续大规模出口粮食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大跃进”时期扫除文盲运动述论

1 95 8 - 1 960年 ,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时期。在各行各业“大跃进”的历史条件下 ,也掀起了扫除文盲的“大跃进”运动。这一运动随形势发展 ,由兴到衰 ,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扫除文盲运动中 ,存在着严重的浮夸现象 ,但一些具体的做法也不无借鉴意义     

"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成因研究述评

探讨“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成因,对了解“大跃进”运动的全貌和历史启示尤其重要。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探索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后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首先,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其次,研究的内容和问题意识可以进一步深厚些;再次,要在充分、合理地利用和挖掘已有的资料的同时挖掘新的资料;最后,研究手段和方法应该进一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特别是要运用心态史学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