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山三器的作器年代及中山王■的在位年代问题——兼与李学勤、李零同志商榷

1974——1978年,河北省文管会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公社鲜虞中山国故都灵寿城遗址发掘了两座大墓,即1号墓和6号墓。其中1号墓出土了载有长篇铭文的礼器三件:铜方壶一件,铁足铜鼎一件,铜园壶一件。因鼎、方壶上均有中山王(?)十四年造器之明确铸铭,发掘简报已将1号墓定为中山王(?)之陵墓。此后不久,鼎、方壶在一些同志的文章中开始分别被称为(?)鼎、(?)壶;铜园壶因其刻铭中有“胤嗣(妾子)(次虫)”,被称为(次虫)壶或(妾子)(次虫)壶。1979年李学勤、李零同志在《考古学报》第二期发表文章,称上述三器为“平山三器”。我们认为,将平山1号墓出土的载有长篇重要铭文的三件礼器命名为“平山三器”是完全必要的,它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多方便。     

春秋郑器与兵方壶论释

春秋郑器"与兵方壶”非常近似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和淅川下寺一号墓出土的龙耳虎足方壶,同李家楼墓的莲鹤方壶也多共同之处.原来可能有两件,另一件现尚隐藏未出."与兵方壶”有铭文76字,约作于郑成公、厘公之世,也可能再晚些,到郑简公的初年.     

古文字研究六则

本文系对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虎形玉饰铭文"吉之玉麻不畏”、"吉少玉麻不畏”及战国、秦、汉玺印之"縭”、"克”、"仁”、"胜”、"”等字所作的考释.     

中山王方壶铭文“愿从士大夫”的释读及相关问题

先秦中山国乃北方少数民族白狄所建,曾经是一个"地方五百里",兵车千乘,实力仅次于"七雄"的二等强国。但由于时代悬隔,先贤旧闻传之甚少,历史文献散佚严重,有关这一古国历史的诸多问题长期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葬群和灵寿故城遗址的发掘为揭示其真实面貌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一号墓出土的方壶铭文"■"当释读为"士",铭文印证了传世文献中有关中山国尊贤重士的记载,揭示出"士大夫"阶层当时不仅业已崛起于华夏诸国,而且开始活跃于夷狄之邦。     

有关军事的若干古文字释例(二)——军、师、旅、卒、单、战、兽、獸等字新释

(七) 军师相互关系《说文解字》一四上“軍(?),圜圍也那宋4映荡影　\?兵車也”。所指字形与义均不甚确切。按写字出现较晚甲文未发现有此字,金文春秋时《庚壶》作(?),战国时《郾右军矛》作(?),《郾侯矛》作(?),《中山王鼎》作(?),从车固无疑义,     

浅析中山王厝器书法的学习与创作

清·李瑞清云:“学书不学篆,犹文家不通经也。故学书必自通篆始,篆书唯鼎彝中门经致广,故学篆书当神游三代,左右齐楚,可谓以大器立其体,以小器博其趣。”笔者于是苦心搜求大量的金石碑版,款识铭文,并将精力倾注于《散氏盘》、《毛公鼎》、《中山王厝》三器(中山王厝鼎,中山王厝     

军字的古义及其得声问题

古代表示“军队”这一概念的汉字,常见者有自、师、军。在殷甲骨文中均假自为师(当时尚无师字,当然更无军字)。西周铭文有师字①,义和殷代之自字基本相同,均指用为军事方面之“人众”。(《尔雅·释言》:“师,人也”。郭璞注:“谓人众也。”)。古之所谓“人众”之“师”,义犹今之“军队”。军字在殷甲骨文及西周铭文中均未见,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高明《古文字类编》所收军字,均上限至春秋《庚壶》,结合军之形符为车来考虑,疑军字是在春秋盛行车战后产生     

清华简《筮法》篇“焉”字补说——兼谈平山中山王器铭中的一个相关字

清华简第四册《筮法》中的"焉"字凡二见,形体分别作■、■。它与中山王器铭中的"■"字很可能是同一个字。该形体不见于其他文字系统,很可能是晋系文字"焉"的一种特殊写法。在一定条件下,它多半可以出现在语气助词"也"的位置上。     

曾侯乙钟铭书法艺术及其与音乐艺术的关系

曾侯乙墓编钟及编磬等乐器铭文共计3755字,其内容无疑是十分珍贵的;而其书法艺术也独具特色,很有探讨的必要.本文尝试从铭文的解析入手,探究其书法艺术及其与音乐艺术的源流和共存关系.     

浅论中山王鼎壶铭文中的修辞格式

中山王鼎是中山国遗址出土器物中最重要的一件,该鼎铭文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对中山王鼎铭文所使用的修辞进行了讨论,认为其铭文中使用的如此多的修辞,无论在出土文献还是在传世文献中都是非常罕见的,可以作为研究中国上古时期修辞的宝贵参考资料。     

杕氏壶铭文补释

氏壶是春秋晚期燕国的著名铜器 ,现藏德国柏林博物馆。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最早著录了铭文摹本 ,后来的研究者对铭文多有考释 ,诸家之说 ,得失互见。本文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几家略作评述 ,并对壶的年代与国别、壶铭的释读作一点补充论证。     

河南出土商周金铭研究

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到了帝乙、帝辛时期虽然有逐渐加长的趋势,但是达30字以上的仍不多见。1959年安阳后冈圆葬坑中发现的《戍嗣鼎》全铭27字(包括合文2,族徽文字2),为30年来出土的商末铭文中的最长者(见附图1)。为了便于讨论,现在先将全篇铭文依其行次隶写如下:     

Di氏壶铭文补释

Di氏壶是春秋晚期燕国的著名铜器，现藏德国柏林博物馆。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遣文》最早著录了铭文摹本，后来的研究者对铭文多有考释，诸家之说，得失互见。本文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几家略作评述，并对壶的年代与国别、壶铭的释读作一点补充论证。     

《六书故》运用钟鼎文考释文字评议

在中国文字学史上宋元之际戴侗的《六书故》较早地使用钟鼎文考证文字 ,校补《说文》 ,向来学者毁誉不一。从《六书故》运用铭文考释文字的 2 0个例字结合甲金文及其他材料来看 ,发现《六书故》的考释大部分是可信的 ,而这正基于戴侗所具有的正确的文字发展史观。     

阜阳汉简《诗经》年代考辨

汉简《诗经》出土于阜阳双古堆汉墓,学术界认定墓主为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时间为文帝中期。文章全面考察出土器物和器物铭文,对比分析汉代相关制度与文献记载,发现旧说与出土的半两钱等器物及大量铭文不合,出土器物与铭文证明墓主为第三代汝阴侯夏侯赐,汉简《诗经》抄写于景帝前期。     

随县曾侯乙墓的年代——与曾昭岷、李瑾同志商榷

随县曾侯乙墓内出土有铭文的器物很多,如一百三十多件铜器及其附件像鼎勾、匕、勺等上,几乎都有“曾侯乙作(口寺)用终”;大小四十五件甬钟上都有“曾侯乙作(口寺)”;在一些兵器上有“曾侯乙之寝戈”,“曾侯乙之用戈”,曾侯乙之用戟”等。并且在楚惠王赠送的一件铸钟上,有“作曾侯乙宗彝”的铭文。“曾侯乙”三字在不同器物上反复出现,这决不是偶然的,由此来断定该墓主即为曾侯乙,应该毫无疑义。如果这座墓尚不能定为曾侯乙墓,那在考古上只怕更没有墓能判定其墓主的了。     

由焦氏家族迁徙传庚看唐代藩镇发展——以河北新出土的《大唐故焦府君墓志铭》为例

河北新出土的《大唐故焦府君墓志铭》刊刻于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在该墓志近1000字的铭文中,记载了墓主焦文举四代官宦,与其父焦长楚先后均为昭义军节度使的重要幕僚成员,官级达正三品。更为重要的是,铭文还记载了当地政区与人口变迁的许多内部情况,对研究当地地方史乃至唐末河溯藩镇、昭义军的史料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具有补正史之阙的作用。尤其是铭文中对墓主焦氏家族四代职事和驻地迁徙变化以及其家族文化传庚的详细记载,从中可以管窥对应时代、对应地域的唐代中后期藩镇发展、变迁的粗略脉络和趋势以及藩镇与地方行政体系交织过程中的一些制度、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唐代墓志汇编》铭文校点献疑

唐代墓志对研究唐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收录墓志3607方,以通用繁体字录文,并加以新式标点,汇集成书.我们在利用《唐代墓志汇编》做唐代语音调查时,发现铭文韵字尚存在一些文字校勘问题.为了更好地使用这些材料,我们以搜集到的墓志拓本图版为底本,并参考各家录文资料,从诗文用韵角度出发,对其中若干条不合押韵规则的铭文作了考证,分定标点、避形讹、补缺字、订衍脱、正倒文、辩俗字等六个方面讨论了录文校点中存在的问题.     

古文字中用作“伊”之字考释

叔夷镈、钟及清华简中释读作“伊”之字的右旁,是从卜辞中有斜笔或横笔的“几”字演变来的,由于“伊”、“几”古音读音相近,因此这些从“几”得声之字在铭文及简文中读作“伊”。另外,中山王〖XC03魏宜辉-1.bmp;E+3.651mm。3.588mm,JZ〗铜器铭文中用作“也”的“〖XC03魏宜辉-2.bmp;E+3.572mm。3.540mm,JZ〗”字,其所从“〖XC03魏宜辉-3.bmp;E+4.104mm。1.543mm,JZ〗”旁很可能也是从卜辞中有斜笔的“几”字演变来的。     

茶壶·年轮

正茶壶的产生"壶"的概念有一个发展、演变和定型的过程。在我国商周时期"壶"字已经出现在容器上。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中对"壶"的解释:"壶,盛水器也"(《周礼·夏官·司马》);"壶,酒器也"(《周礼·秋官·司寇》)。由此可见,壶在当时用途上就是一种容器,用来盛装清水、茶水、酒水等液体,这与我们今天理解的用途一致。从制壶的材料来看,壶有陶质、石质、瓷质和金属质地之分。陶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这与当时人类已开始了定居生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