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校读记

中华书局编辑部于1959年出版的《史记》，以金陵局本为底本，进行加工整理，书末附“校读后记”，是较为完善的版本。对于三家注中的少量误点，尚有漏校，如“数”，谬。印本亦有误处，如“陕”误为“陕”，“祠”误为为“数落”、“责让”之意，而注为“频数”意，实“词”。     

《史记》误标一例

《史记·秦本记》;秦文公十九年,得陈宝。《正义》引《晋太康地志》疏之。中华书局版《史记》此段标点为: “秦文公时。陈仓人猎得兽,若彘,不知名,牵以献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为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脑。即欲杀之,拍捶其首。’媦亦语曰:‘二童子名陈宝, 得雄者王,得雌者霜。’……”     

《后汉书》失校两例

《后汉书·和帝纪》说:“无兴元年,春正月戊午……四月庚午,大赦天下,改九元兴……五月癸酉……” 元兴元年为公元105年。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该年四月甲申朔。甲申为朔日——即初一,庚午在甲申后五十七日,它决不可能在四月出现。因此说,《后汉书》“四月庚午”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不是陈垣和张培瑜都推算错了?不,《居延汉简》34.40所载历日,该年四     

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校读札记

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是目前人们研读《史记》的权威文本。近日,笔者取民国年间张元济校勘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记》（以下简称“百衲本”）与之对校,见二本或有异文;现取《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下简称“《校补》”）、《汉书》、《资治通鉴》等文献以资参证,就异文中可商之处草成数则,不当之处,祈方家指正。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史记》义例发微

《史记》之“本纪”、“世家”和标题义例历来颇多争论。然就殷周秦三“本纪”之处置而言,显然由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之创作原则决定,项、吕二“本纪”则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而“世家”义例标准有二:一需具备世代传袭之家或世代相继之事业;二需有事可纪。至于标题名号,虽非暗含微意,亦绝非率意标题。     

《史记》人物描写例释

“一部《史记》,因为群玉圃”,千金之珍,连城之宝,比比皆是,满目琳琅。司马迁“不拘于史法”,大胆运用文学手段来表现历史人物,打开了史学通向文学的门户,为传记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他“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将其浓烈的爱憎之情溢于笔端,力透纸背,以其奇宕的文势,多端的文笔塑造涂饰出各具性格特征的典型人物群象。“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因而,《史记》中人物众多而不     

《史记》一用字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了《史记》中的一用字,首先对这些一用字进行了分类描写,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用的原因,最后得出它们在使用上的一些规律。以期本文的研究能对汉语字频研究有所贡献。     

《离骚》失韵句校读新析

屈原的伟大的自叙性抒情长诗《离骚》,是一篇优美的韵文。通篇音韵和谐铿锵。但是,内有一节(四句)失韵,必有讹误。古今学者对此,异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一节据通行本照录如下: “索躉茅以莛箐兮,命灵氛为余占之; 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     

《史记》彭寅翁本校异类例

元代彭寅翁所刊《史记》本为见存两种《史记》三家注本的最早刊本之一,其文献学价值自不待言。安平秋先生云：“这部彭寅翁本《史记》在版本研究和学术研究上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价值。”（语见其所撰“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史记》影印说明”,线装书局,2002年）最为扼要中肯;张兴吉先生更以所著《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研究》（凤凰出版社,2006年）为之发皇。此本之优劣短长益以明白,殆少幽隐。今以此本与今日通行之中华书局点校本相校,窃冀能对点校工作稍有“添砖加瓦”之贡献。     

《史记》古今对译述例

<正> 司马迁,不但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作为杰出的语言大师,不仅在于他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叙述了上下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描写了斑驳陆离、错综复杂、气象万千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历     

《史记》译语

虽然此稿是谢先生生前拳最后修订的手稿,无论就引文、译义、排列方式等不无斟酌之处,但考虑到原稿对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史、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仍不失工具性的参考作用,故本刊决定先按原样连续发表,征询各方意见,供后组织整理时之参考,并以此作为对谢先生的纪念。     

《史记》小考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或称《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卷二;或称《太史公书》,见班彪《略论》和王充《论衡》。司马迁马书时也常用“史记”一词,如《周本记》中有“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左丘明国孔子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史记独藏周室”。可见“史     

《史记》札记

文章是作者关于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1982年第2版)的读书札记,共11则,指出了该书在校勘及标点方面的若干失误。     

《史记》三家注引《说文》校补“大徐”

《史记》三家注在注释中用《说文解字》共139字次,是宋代以前引用《说文》较多的资料,也是目前所知保存最早的《说文》材料。其中83字次的训释和大徐本《说文》有程度不同出入,从中可以发现大徐本的错误,纠正今《说文解字》的不足。     

《史记》与《春秋》

《太史公自序》称《史记》是继《春秋》而作,这表达了作者追步孔子并成为第二个孔子的强烈愿望;而在整部《史记》中,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出作者刻意效法《春秋》的苦心。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史记》与《春秋》进行比较。一、创作青景和目地孔子是在周游列国,到处碰壁而不得行其道的情况下开始写《春秋》的。《儒林列传》说;“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命运比孔子更为不幸,于是他便以这位不得志的圣人来安慰勉励自己。《游侠列传》:“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     

《史记》与《荀子》

司马迁与荀子之间虽然不存在所谓的师承渊源 ,但由于《荀子》是儒家的重镇 ,所以司马迁必然要研读《荀子》 ,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史记》与《荀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史记·礼书》与《荀子·礼论》互有异同 ,《史记·乐书》则与《荀子·乐论》观点相通 ,《史记》在法后王、自然人性论、富民重民等观点上对《荀子》有所吸取     

《三国演义》和《史记》

一、《史记》的可比性《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它的艺术成就是惊人的。数百年来一直烩炙人口,为百姓所喜闻乐见。其中一些主要故事和主要人物,几乎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在中国文学史上那些数不胜数的历史演义小说中,《三国志演义》可谓出类拔萃,风格独异。何以会如此呢?对这一艺术现象,作何解释、如何认识呢?前人也曾震惊于《三国志演义》的艺术成就,觉得并非一般稗乘可比,并试图从历史上探求这一艺术巨著的成因,罗绎某些迹象以揭示《三国志演义》这一艺术之宫的奥秘。有的认为民间艺匠的艺术编构影响了罗贯中;有的认为《三国志》等丰富的史料成就了罗贯中;也有的认为元末动乱的现实促进了罗贯中,如此等等,尽管这些看法亦不无道理,但却没有揭     

《史记》研究领域的新展拓——北京《史记》与《史记》教学研讨会述评

1991年5月18日至22日。来自国内42所大专院校(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书局等5家出版社、《光明日报》社、日本爱媛大学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的80余位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汇集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史记》与《史记》教学研讨会。这是继“北京会议”和“西安会议”之后,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韩兆琦先生、历史系教授杨燕起先生和北     

《史记》与《聊斋志异》

司马迁的《史记》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章从褒贬精神,人物故事、行文笔法、语言风格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