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博物馆铜鼓与云南青铜文化刍议

在昆明市博物馆内,陈列着我省出土的铜鼓,它们是云南青铜文化的表征.     

铜鼓文化的传播、传承与海上丝绸之路

铜鼓文化的传播、传承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铜鼓的创造者百越族群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创者,因为西南和岭南的越人在先秦时期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造就了秦汉时期岭南经济的繁荣;铜鼓文化的传播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互鉴的生动案例。铜鼓文化在传播中交流互鉴,在传播中创新发展。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海上丝绸之路内通外联的重要作用,也看到了中国-东南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壮丽图景;放眼新时代,保护传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必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意义重大,其传承发展可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民族文化复兴的范例。     

岭南地区铸造古代铜鼓略考

岭南地区是古代铜鼓铸造和使用的主要地区之一,各类铜鼓都有发现。对铜鼓制作的过程、形状、时间,工艺过去研究得较少,本文对此作了略考。     

广西古代铜鼓艺术经济论

考察铜鼓艺术起源，可知实用艺术为铜鼓艺术之父，装饰艺术为铜鼓艺术之母，宗教是铜鼓艺术的助产婆，是祖先崇拜时代艺术的特色。铜鼓艺术对促进经济发展起着重要历史作用     

铜鼓文化保护理念与基本措施刍议

从国内外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的经验来看,保护铜鼓文化应以原生态的保护作为核心的理念,"参与式"保护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其核心思想在于"赋权",使当地群众在其熟悉的环境中能够充分地把自己的知识及技能运用到保护项目中。铜鼓文化的有效保护应采取"四化",即数字化、活化、进化和符号化的综合而恰当的措施。     

广州打造世界文化名城应彰显航海文化特色

2010年广州紧随沪、京跨入＂万亿元俱乐部＂,惊人的经济＂硬实力＂在握,广州全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广州要打造＂世界文化名城＂。广州有2000多年历史文化沉淀的南粤航海文化,重要标志是南海神庙文化,黄埔古村和西关的传奇是清代限定广州为唯一通商口岸和十三行的设立。广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世界著名港口和商贸中心,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广州打造世界文化名城应彰显航海文化特色。     

道教文化与唐代茶诗

道教文化对唐代茶诗的影响是李白发其端，皎然为中继，到卢仝达到了顶峰，其间是道教文化所强调的服食作用被逐渐放大的过程。道教的丹道通过对茶道的影响也渗透到唐代茶诗的创作过程中，它对唐代茶诗的取材和造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卢仝之后，道教文化对茶诗创作的影响逐渐减弱，这是道教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云南早期铜鼓起源新探

铜鼓是亚洲东南部青铜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自奥地利学者黑格尔以后,对铜鼓的系统研究已进行了多年,但目前在不少问题,包括在铜鼓起源问题上,仍存有较大的争议和未解之处。云南早期铜鼓的起源与北方游牧文化之间可能存在历史的联系,理由是:由于古代气候的变迁,造成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较大规模的南迁,游牧文化对于云南早期铜鼓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乡村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广西东兰铜鼓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探究

广西东兰铜鼓文化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璀璨之星,其传承保护可以助推乡村经济发展,提高乡村文明程度,促进乡村和谐安定,提升乡村生活水平,对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东兰铜鼓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面临多重困难,应当通过转变发展观念,树牢铜鼓文化传承保护意识;完善基础设施,加大铜鼓文化村落建设力度;动员各方力量,凝聚铜鼓文化传承保护合力;落实必要投入,增强铜鼓文化影响力号召力;出台专门政策,提升铜鼓文化吸引力知名度等路径,多措并举传承保护,促进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李清照《武陵春》词应作于绍兴元年考——兼说“隐性”材料的价值和利用

有关李清照去金华次数的材料仅有两则 ,一是《打马图序》所说的绍兴四年十月 ,一是《金石录后序》记载的绍兴元年春由衢赴越。人们一般根据前一则材料认为《武陵春》词作于绍兴五年 ,但后一则隐性材料提供了《武陵春》词的内容、写作情景与李清照生平遭际最相合的时间 ,根据这则隐性材料 ,我们认为《武陵春》词应作于绍兴元年。     

刘长卿诗用韵考

经过穷尽式考察,归纳刘长卿近体诗用韵共二十五部,并说明刘诗的用韵特点。同时,从音韵学的角度,对不同版本刘长卿近体诗的用韵字进行了校勘。     

西来堂与华林寺小考--兼考悟性寺

迄今所见关于广州华林寺的文献记载,最早是立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华林寺开山碑记>.其中记载,华林寺重建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至于此前的"西来庵"之演变历史记述不详.罕见的明成化<广州志>中,收录有元人陈植<重修西来堂记>,记述西来堂自唐至明的沿革.所述西来堂,是见于史籍的在广州有关达摩西来寺院的最早的记载.本文对此记所述的西来堂的沿革加以考证,以图对探究华林寺之起源有所帮助.并对与达摩相关史迹的华林寺的得名、悟性寺的沿革顺带作一考证.     

岭南罗浮梅花村考

罗浮梅花村之成名得力于传柳宗元所撰<龙城录>和苏轼松风亭咏梅作品.<龙城录>所载赵师雄罗浮梦仙故事漏洞不少,应是编述苏轼咏梅诗意而成,两者共同构成了罗浮梅花村传说的源头.罗浮山梅花村于南宋淳祜四年正式出现,时任惠州知州的赵汝驭主持开辟石洞登顶之路,于所见"寒梅冷落"即传赵师雄醉醒处设立门牌日"梅花村",并大量增植梅花.从此罗浮遇仙之事有一个称为梅花村的明确遗址,并且逐渐成了罗浮风景区一道著名景观.随着惠州地区社会发展尤其是罗浮山旅游资源、交通条件的开发,人们进出罗浮山和登山的路线不断变化,所说梅花村遗址也与时迁移,宋元人所说梅花村在石洞口,而明清人所说则移至五龙潭南.罗浮梅花村乃至整个罗浮山的梅花种植规模无足称道,但神奇的掌故传说、苏轼的影响以及所在罗浮山的岭南名山、道教圣地的历史地位却赋予罗浮梅花村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魅力.     

禅宗兴起与陶诗在齐梁中声誉倍增因缘考

沈约于齐永明六年撰成的《宋书》不设文苑传,但以《谢灵运传论》概述两汉魏晋迄于南朝刘宋的文学概况,而只字不提陶渊明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但昭明太子编集《陶渊明集》,于序中极力推崇陶渊明诗品和人品。由此可以看出,陶渊明在诗坛的地位以永明年间为前后分界线。自永明而后,陶诗声誉日益隆起,至宋代苏轼和陶诗出而登峰造极。而这一切是与陶渊明诗歌中的禅韵和佛教禅宗的兴起密不可分的。     

《庄子》书之考证

庄子是大文学家,而兼哲学家,他的思想大多是以寓言体裁为载体,所以其哲学思想不如一般哲学家易于了解.他的思想中的唯物论是不可抹杀的,并且他的思想也代表着被统治者的思想和希望.从版本和篇目上考证,<庄子>的内篇七篇大致无问题,内篇与外篇的关系是互为发明,以内篇为主;外篇杂篇为庄子后学所加.在思想理路上,庄子学分为左中右三派中派为庄子直传弟子,追求逍遥自得与齐一万物的境界;右派-儒家化的庄子学,主张"内圣外王之道";左派--极端的无治派,追求忘义、忘礼、忘乐.     

古代大运河入海通道考述

古代京杭大运河沿线主要有三大入海通道:天津通道,北运河、南运河在此与海河联结,通向渤海;江浙通道,大运河沟通淮河、长江、太湖三江、钱塘江入海水道;宁波通道,浙东运河北接大运河,东与涌江、姚江相汇后在宁波入海。     

从半坡彩陶的纹饰说到唐代铜镜纹饰的分形制图思想

传统纹饰是按形式美的法则有规律排列的。这些美的形式中包含有诸多科学现象,其中数学中的分形制图再现了传统纹饰的构成原则。本文通过对西安半坡村彩陶纹饰和唐代铜镜构成方法之剖析,阐明二者之间的递变关系和传统纹饰中蕴涵着分形制图思想。     

南越国都番禺城毁于战火考实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杨仆纵火烧城,曾将南越国都番禺城完全毁灭,这不仅见于历史文献记载,更有来自考古学方面的充分证据,而汉番禺城的改置、广州汉墓区的变化和东汉末年重建番禺城,不仅是这座古都毁于战火的旁证,同时也是因这一事件而引发的一系列结果。历史事实向人们证明,古都广州的城市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优越的地理环境固然是广州城市兴起与发展的基础条件,但长期保持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却是这一条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西夏文《正行集》考释

由于没有找到俄藏西夏文инв.No146号文献据以翻译的汉文原本,故此前关于它的定名以及性质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俄藏黑水域文献>暂把它译为"德行集"并归入西夏文世俗著作加以刊布.本文指出No146号文献实据白云宗祖师清觉<正行集>的某个略注本译成,当归入佛教著作类,并提供了西夏文<正行集>的全文录文和翻译,同时结合白云宗在元代曾得到宗教上层的扶持以及汉文<正行集>只入藏于元代刊刻的<普宁藏>的历史背景,考证出西夏文本<正行集>译自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