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政治经济思想脞说——以《平均篇》、《农宗》为重

龚自珍的经济思想是完整理解其思想全景的一个重要侧面。《平均篇》、《农宗》两篇文献基本反映了其这方面思想的主要内容,从中可以看出龚氏以农为重的理想主义模式。龚自珍的经济思想,从根本上讲,是源于其政治思想和社会抱负的。他的经济模式绝对不会触动士人阶层的利益,这是其潜意识中自我认同的精神实质决定的。     

《哲学小辞典》偷换引文一例

《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是一株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毒草。此书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尤令人可恶的是:它既引经据典,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又偷换引文,伪造证据,欺骗读者。这里,试举《龚自珍》一条为例:此条一开始就给龚自珍戴上“法家”的桂冠,为了说明“龚自珍猛烈抨击儒家的反动思想”,煞有介事地说,龚自珍“在诗中写道:‘我疑经籍志,著录半虚哄,我生恶周孔,《考工》特喜诵’。认为儒家的‘经籍’多半是虚伪的,他讨厌周公和孔丘的说教,却喜欢阅读《考工记》一类科技方面的书。”依此看来,它引录原诗,“照”诗阐释,似乎可信了。然而,一查《龚自珍全集》,就立即发现上述引文被斩头去尾,拦腰切断,而且私装假货,偷换原文。按龚自珍原诗是这样的:“唯有《孟》七篇,千秋等尘封,我疑《经籍志》,著录半虚哄,义与歆、莽违,下笔费弥缝,何况东汉年,此书未珍重。余生恶《周礼》,《考工》特喜诵”。《哲学小辞典》所称引的,就是这一段。它先把“唯有《孟》七篇,千秋等尘封”的头砍掉,     

《汉书·五行志》平议

东汉初班固所撰《汉书》,是传统史学中继《史记》而起的巨著。其中的十篇志,从总体说,历来备受学者们所推重。清代以前,对十志进行考订注释之作前后继出。近代以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注重用近代眼光加以诠释,阐发其中的价值。故当代著名史学家对这十篇志给以极高的评价,称:“《汉书》的精华在十志”,“十志规模宏大,…后世正史多有志书,大体有所增减。”十志“将书志体完善起来”。唯独其中《五行志》一篇,却是颇受讥议。唐代刘知几著《史通》,专门写了《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篇。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也批评说:“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今人论著中有的也视《五行志》是宣扬灾异迷信之作。那么,《五行志》设置的性质是什么?它在哪些方面具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对于刘知几的批评又应该如何认识?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从龚自珍的经济思想说起

龚自珍是中国近代初期的进步思想家。他以犀利的笔触批判了清统治的腐败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能给读者以启示,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有一定的影响。由于他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家,有的研究者往往要从他的思想中寻找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容,好像没有这些内容就不配为进步的思想家。 看一个思想家有无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首先要看他的经济思想。而龚自珍的经济思想却是很保守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是商业资本的发展,龚自珍对商业的发展抱有厌恶的心情。他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作《平均篇》,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商业和商人兼并,认为“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造成了社会上的不平均,那些大商人     

龚自珍《尊隐》浅探

“少年《尊隐》有高文”,龚自珍用他自己的诗向我们推荐了他年轻时代的得意之作.综观龚自珍的全部著作,《尊隐》一文也确是研究龚自珍政治思想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对清廷的黑暗政治的无情揭露,对丑恶现实的大胆挑战,以及对新生活的热烈憧憬与对理想求索不得的迷惘、苦闷,……种种思想情绪交织在一起.向我们披露了作者精神世界的矛盾.仔细研究这篇文章,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龚自珍政治思想的意义。     

《汉学师承记》的著述风格和反响

清代学者江藩在嘉庆年间著成《汉学师承记》,正式宣布“汉学”为清代学术的主流。总结、记载自清初至乾嘉时期儒林家法之传授,经学著述之渊源,是江藩撰著此书的主要目的。本书的内容、观点、格局,为此后研究清代考证学奠定了基础。当日正统派学者以“朴学”相矜尚,文风贵朴实无华,江藩却能出类拔俗,在著作中倾注自己的感情,凸显学术个性。此书撰成后,曾引出龚自珍的一番评论和宋学营垒人物方东树的激烈诘难。     

《龚自珍研究》的三个特点

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显赫的。一位著名学者说:不了解龚自珍,就无法研究近代文学。此言甚是。对于这样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解放以来,学术界(主要是指文学研究界)对他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尽管也发表过若干篇论文,不仅研究面狭窄(主要集中在他的诗),而且深度也有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管林、钟贤培、陈新璋三位同志合著的《龚自珍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的出版,是值得我们欢迎和珍视的。《龚自珍研究》(下简称《研究》)全书分十章,对于龚自珍的生平、政治和文艺思想、诗、文、词,以及经史研究、佛学思想与龚自珍创作的关系,和他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观点明确,时有新见,是     

"六九童心尚未消"的"六九"作"阴阳"解

龚自珍《梦中四截句》的第四首是一篇名作 ,诗云 :“黄金华发两飘萧 ,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 ,四厢花影怒于潮。”其中“六九”一词究竟该做何解 ?钱仲联、钱学增选注的《清诗三百首》(岳麓书社 1994年版 )注“黄金”两句云 :“自己这一生 ,财富未能积聚 ,白发已经飘萧 ,但童年时代纯真奋发的雄心依然没有消失。六九 :指六岁到九岁这段童年时代。”将“六九童心”释成“童年时代纯真奋发的雄心”显然不太确切 ,“童心”的内涵与“雄心”并不一致 ;“六九”说成“六岁到九岁”更不合适。刘逸生、周锡的《龚自珍编年诗注》(浙江古…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土地思想初探

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到最后一个王朝为止,围绕着土地占有关系的矛盾,中国历史上爆发过无数次动摇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因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一直困扰了地主阶级思想家们二千年之久.历史上曾出现了不少土地思想和土地政策,无论是董仲舒的限田论、王莽的王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李觏的限田政策,或则是林勋的所谓井田制和方孝孺的复古井田制思想,到丘浚的配丁田法……等等,但都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成为封建社会不能治愈之顽症.到了近代中国,土地问题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课题。虽经历了一个由地主阶级改革派试图改造和修补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过程,如龚自珍《农宗》中阐述的土地思想,是要借宗法制度来维护封建的剥削关系,按宗法关系占有土地和组织生产,使地主阶级私有关系长期保存下去。到太平天国革命农民提出带有绝对平均主义色彩的《天朝田亩制度》,再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如陈炽主张像英国那样办资本主义农场和梁启超所向往的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方式,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相继提出带有资产阶级空想特点的土地公有制和土地国有制的发展演变过程,最后以孙中山提出的较能完整体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纲领。所有这一切主张或政策措施,只不过对地主土地占有作一些限制或者土地重新分配,或者鼓励地主向农业资本家转化,但都没有主张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故均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更不可能实现“耕者有其田”纲领。唯有中国历史进入现代,中国共产党运用暴力革命的手段,依靠广大农民阶级,彻底摧毁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的宏伟业绩。毛泽东正是在这土地问题上显示出他超越前人的见识和解决问题的卓越能力。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抓住每一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切实可行的主张和办法,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的土地纲领、土地分配标准和办法,真正实现了数千年以来农民的愿望,做到了“耕者有其田”。本文试从以下三方面探索毛泽东的土地思想。     

龚自珍《病梅馆记》写作时间与相关梅事考

龚自珍《病梅馆记》举当时梅产地以“江宁之龙蟠”为首,但江宁(今南京)之龙蟠地小名微,而且不像“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那样盛产梅花,不过历史上江宁的盆梅生产一直较为突出。《病梅馆记》应作于作者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江宁之行之后,而其最直接的触因是江宁的盆梅产品。     

也释龚自珍《尊隐》中的“山中之民”——兼论龚自珍早年的革命思想

《尊隐》是龚自珍(1792—1841)自称其少年时所作之“高文”,素称难读;而“山中之民”则是《尊隐》中的中心词语。搞清“山中之民”的实在含义,对读通《尊隐》和正确评述龚自珍早期思想,关系很大。关于“山中之民”的含义,学界迄无定论;对《尊隐》所反映的龚自珍思想,因而也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有的认为,“山中之民”指的是农民,因而《尊隐》反映了龚自珍“把希望寄托于农民”的思想。有的认为,“‘山中之民’……是指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尊隐》反映了龚自珍“只把扫荡黑暗、促进未来社会巨大变化的希望寄托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人才’身上,那些‘鄙夫、皂隶’们是没有份的”思想。有的认     

释中

“中”既是常用字,又是构词能力很强的语素。它主要意义有“中心”、“内”、“正直”、“和”等。这些意义之间有无内在联系?“中”的字源是什么?字源同这些意义有无关联?为何读zhong?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探求其字源,因而也就必须从现存的甲骨文入手,追溯往古时期“中”的形态。 甲骨文里的“中”为数不少,仅《甲骨文编》就收录了33个独体和5个合文。归纳起来有繁简二体,繁体作、、,简体作中、φ。这些形体表示的是什么?它们的共     

“宋云行记”中的两处错简及相关问题

《洛阳伽蓝记》中的“宋云行记”,是杨衒之根据《宋云家记》《惠生行记》《道荣传》等材料剪裁统编而成的。在此过程中,难免出现了一些错简误植的情况。但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尚不深入。本文对“宋云行记”中关于从钵卢勒至乌场的一段道路,以及宋云到底在何地觐见了哪位嚈哒王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质疑和新的解说。     

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中国古史上的井田制度

一井田制是我国历史上极重要的土地制度,它应该是世界历史上土地所有形式中的重要的范例。那么,井田制是怎样的一种土地制度呢? 大体古老的人类,从经营农业的一开始,就有个规划的问题。《诗·大雅·公刘》篇说,“既景乃冈,相其阴阳,……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周礼·大司徒》篇也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然后“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这是第一步。第二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重读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和苏联文学思想的影响下,我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写真实”、“干预生活”的作品,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这篇小说一发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文艺学习》从1956年12月起,组织了关于这篇小说的专题讨论,连续4期共发表了25篇具有代表性的争论文章。《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等报刊也载文开展讨论。讨论开始时意见分岐很大,后来逐渐趋于统一,但是在1957年末,在“反右”斗争的背景上,这篇小说遭到了批判.而作者也因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当时围绕这一作品展开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1)这样的组织部真实、典型吗?(2)怎样看待林震和刘世吾?(3)作品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这些问题上,论者们有过很不相同的看法。例如,就有无这样的组织部这一问题,     

《龚自珍诗选》

<正> 在中国近代诗坛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龚自珍,但读者常为无龚诗的较好的选注本行世而为憾。最近齐鲁书社出版的郭廷礼选注的《龚自珍诗选》,是龚自珍研究中的又一新收获。《诗选》的《前言》,是一篇系统地研究龚诗的论文,作者知人论事,顾及全人,对龚诗的思想艺术特色作了深刻的论述。     

关于明末农民军实行“均田”的一条史料

明末农民起义军是否实行过“均田”政策?这是研究明末农民战争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近年来史学界正不断进行研究和讨论,达里我补充一项论证,供大家参考。有关李自成军实行均田的史料,大家都知道,记载最明确的是《罪惟录》,其中说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实行过“贵贱均田之制”,这说明了“均田”是一种制度;另外,大家根据《出劫纪略》中关于李自成“割富济贫”这条史料,又论证了农民军确实实行过均田制。但农民夺得土地以后又怎样呢?大家还未作进一步论证。关于这一点,我从《出劫纪略》另一篇记载中获得一点消息:     

事实真相与史识倾向——以《湘军志》、《湘军志平议》、《湘军记》为中心的考察之一

以《湘军志》、《湘军志平议》、《湘军记》中的《湖南防守篇》里对于湖南以及早期湘军的两个史实：湖南是否“纵寇”和江忠源“蓑衣度之战”是应当记其“为保全湖南首功”还是应当“直没其战迹”的对照研究表明．对微观史事倾向性认知会导致史识的重大倾向性差异。这在地方历史的书写中尤其普遍存在和值得注意。     

从“变法”的演变看维新运动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末期,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发展停滞,政治腐败。有识之士凭着敏锐的直观感到中国已进入“衰世”,非进行变革不可。龚自珍便是这类人的代表。他从《周易》中借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作为他主张“更法”、“改革”的理论依据。其变革的主张,主要是按照封建的宗法关系来调节土地关系,以缓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并没有越出封建制度的范围。但是他的变革思想却影响着近代中国思想界。有志于改革之士都以他为前驱,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一再提出新的主张。《周易》的“穷”、“变”、“通”、“久”也因他的借用而获得新生,数十年来历久不衰。龚自珍本人也被后辈奉为近代首开风气的宗师。可以认为,他是站在近古和近代临界点的近代变法的预言者。     

《辨骚》新识——从博徒、四异谈到该篇的篇旨和归属

《辨骚篇》在《文心雕龙》中属“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一,在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它现在仍然是“龙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历来围绕《辨骚》篇争论的根本问题是:该篇之旨是崇骚还是抑骚?近年不少学者对把该篇看成“崇经抑骚”之作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并指出其旨不在“崇经抑骚”,而是要通过“辨”《骚》(《楚辞》)与《经》(《诗经》)的异同总结文学发展的新变规律。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但不少论者在肯定这一点时,仍把“博徒”、“四异”看成是贬义的,结果又把刘勰看成是“前贬后褒”、自相矛盾的。这样,“崇经抑骚”的帽子还是没有彻底从刘勰的头上摘下来,刚前进了一步的认识又停滞了。在笔者看来,无论《辨骚》,还是《文心》全书,都不存在“崇经抑骚”的问题。之所以产生这个看法,无疑与论者对“博徒”、四异的理解仍囿于旧说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