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巾拜郑玄看汉末隐逸与地方秩序的重建

史籍所载黄巾拜郑玄事,并非向壁虚造。郑玄兼综今、古文经学,在其博大的知识体系当中,善图谶、通《易》理这两项内容,与黄巾太平道存在着思想交叠之处,且在终极理想秩序之追求层面,黄巾、郑玄所祈望之"太平"更有深相契合者,此为黄巾拜郑玄的思想根源。与此同时,黄巾对郑玄之敬拜,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于道术通达者的自觉思想认同,也是汉末时人对于隐沦民间的贤人隐者抱有神秘理解倾向及普遍尊崇心态的自然呈现。汉末隐逸群体以其亦儒亦道的知识背景,成为引导、连接人们价值观念的中间知识阶层,对汉末地方秩序的重建以至汉魏之际的历史变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借鉴历史 维护稳定——浅谈“法轮功”与黄巾起义的背景、特点和结局

“法轮功”组织与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有许多惊人的相似 ,他们都有目的、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准备。两者之间又有不同的背景和结果 :黄巾大起义代表了当时的民意 ,猛烈地冲击了东汉政府的统治基础 ,导致东汉政权名存实亡 ;而“法轮功”组织为地道的邪教 ,并不代表民意 ,面对的是人民的政府 ,党和政府当然不会坐视“法轮功”的泛滥及危害。依法取缔“法轮功”避免了它对社会和政府的潜在威胁 ,是社会安定的需要 ,符合历史的要求。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和借鉴 ,稳定压倒一切 ,取缔“法轮功”组织势在必行     

略论大庾整编

南昌起义之后,面临革命低潮,朱德、陈毅在江西大庾对起义余部进行了一次大整编,重点整顿了党、团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与三湾改编一样,大庾整编为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党的建设奠定了根本原则和基础。     

魏晋之际的玄学与清谈

东汉王朝发展到后期,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腐败,外戚的专横,宦官的擅权,地方官吏的凌虐百姓,使得社会政治陷入极度的动荡不安之中。广大的农民群众忍受不了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于是不断起义,与地主阶级进行生死博斗,终于发展成为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的黄巾大起义。黄巾起义摧毁了外戚和宦官更迭把持着的东汉政权,为曹操的建立霸业创造了条件,而社会上浮现出这一批热衷于政治的文士,也为曹操的完成     

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

<正> 魏晋南北朝特定的时代条件,决定了该时期的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绚丽多姿,异彩纷呈。如果同汉、唐相比,揆其大要,其基本特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自觉趋向型文化特征黄巾大起义促使东汉大帝国的瓦解,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儒家伦理纲常受到极大     

道教在巴蜀初探（下）

三、巴蜀地区是早期道教两次政治实践的根据地道教有很丰富的政治思想 ,非常值得我们系统地研究。王明先生在晚年所留下的遗作《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一书的《自序》中即明确地指出 :“道教与政治思想的关系” ,是一个“首先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他说 :“东汉早期道教的形成 ,像太平道、五斗米道 ,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密切相关。汉末农民起义军黄巾的领袖就是太平道的创始人张角。五斗米道也参加当时的反抗封建统治的活动。这些决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里还保存着一些宝贵史料 ,反映当时农民的愿望 ,如主张自食其力 ,…     

北魏末年关陇起义始末论略

关陇起义是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对关陇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史学界以往对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六镇、河北起义,对关陇起义很少有人论及,水文对之做些探讨,并就教于大家。     

曹操为其法治路线服务的诗歌创作

公元一八四年爆发的黄巾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世家豪族的封建割据势力,粉碎了从西汉末以来二百多年间儒家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局面,迎来了法家路线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获得重大胜利的三国时期。在这时期出现的众多法家人物中,曹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较杰出的文学家。史称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作为诗人的曹操,其诗歌创作和他的法家路线是不能无关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曹操尊法反儒的政治路线,必然要反映到他的诗歌创作中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城郡(上)

一、魏晉时期的战乱 韩遂的堕落 西北各族人民有着英勇的斗争传统。公元184年,在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先零羌和小月氏以及当地的汉族人民又起来造反了。他们共推月氏人北宫伯玉和李文侯为将军,在金城起义,可以算是大起义的组成部分。为了把更多的汉族人民吸引到起义队伍中来,他们推举金城人边章和韩遂掌握军政权力?“金城边章,韩遂杀刺史郡守以叛,众十余万,天下骚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但是“韩遂、边章素著名西州,群盗诱而劫之,”(《资治通鉴·中平元年》)他们当过汉朝的官吏,倾向“党     

党锢源起汝南的历史原因探析

汝南之所以在汉末成为党事的主要发源地,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首先,随着两汉以来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汝南成为全国人口分布中心之一,经济繁荣;与此同时,汝南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开始兴盛,至汉末已成为全国瞩目的重要学术文化中心;再次,汝南士人大多热衷于政治,并逐渐把持了汝南地方政权及舆论,在地方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最后,由于汝南士人从光武帝起就与皇权形成了紧张关系,因此在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中,汝南士人旗帜鲜明,不遗余力,从而成为汉末党事的发源地之一,对汉末政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汉代监察与社会运行机制述论

汉代监察体系是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运用社会思想史理论,从社会运行向度和维度两个层面论述汉代监察体系调控机制,其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汉代监察制度的得失,从而为我国当代监察制度及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汉代儒学的关注与局限

儒学于汉代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是汉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汉代统治者对上古以来中华道统的恢复与重建。由于汉代社会的政治基础已与上古三代的社会政治基础完全不同,儒学要与平民化的汉代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进行磨合亦尚需时日。然而,原始儒学的固有坚持必然要和汉代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分歧,认识汉代新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与局限,正是要从儒学的固有坚持与汉代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对立中,来看清汉代儒学的本质,以及汉代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及其作用局限的主要根源。     

汉代情论的时代嬗变特性及其道德特征分析

无论是历史学、哲学还是心理学,"情"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西汉、东汉思想家们对"情"的认识是存在重大发展演变的,情的主旨从达道、王霸转移到了修性,情的认识论重心从人文逐渐转向理性,体现出时代嬗变的特性。两汉情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重视道德的实现,希望以君子为代表的道德精英们,运用自律、推己和移情等手段,通过情感的培养来塑造德性,发挥他们道德模范的影响,从而达到维护宗族稳定、引领和规范社会的目的。最终,汉代以伦理化、规范化的儒家情感价值观为核心形成了一套社会控制体系。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蠡测——以《诸子略》为中心

《汉书.艺文志》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有关研究著作甚多,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后出转精。该著强调《汉志》是一部汉代学者校雠东汉以前文献后的学术编目,只有从社会政教的角度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才能对《汉志》的著录体例有透彻理解。如《汉志.诸子略》各家的书目著录便反映着各家的学术发展史,而小说家书目之著录突出了小说家与黄老道家和汉代方士的关系,符合汉代小说家特点和作品实际。因此,《通释》对于学习和研读《汉志》,考察东汉以前文献和学术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大一统:《史记》十表的共同主题

《史记》十表 ,展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历史发展的线索 ,虽然十表内容各不相同 ,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主题 ,即主张大一统政治 ,为汉代的社会现实服务 ,这从十表各自的主题和十表的历时性、阶段性、人物对象以及《史记》整个体例等方面都可得到证明     

寿命最短的黄老学派,效应长久的黄老思想

黄老之学实质是老子哲学与秦朝法家的结合,其基本原则是既要维护中央集权的有效统治,又要兼顾农民利益。代表黄老之学思想特色的“无为而治”,符合汉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社会主旋律,故得到上自中央政府、下及地方官吏的共同贯彻。随着汉代经济的复苏,黄老无为精神为儒家的“刚健进取”所替代,黄老之学与老子哲学重复之处自然消亡,但黄老之学的某些部分却被其他更有力的学派所吸收。黄老学派的寿命短暂,黄老思想的效应则长久。     

西汉河东酷吏政治成因再认识

学者多认为西汉酷吏群体与秦代的法家文化具有内在关联。然而,具体到西汉河东盛产酷吏的现象,无疑与法家文化在该地区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有关。从学术史角度看,三晋本是法家思想的策源地,在战国时期,河内、河南分别受到相邻地区的儒、道文化浸染,唯有河东因其独特地理形势,保持了强固的法家文化。从军事角度看,秦汉之交的战乱对河东的影响相对较小,较好地保持了基层社会秩序的连续性,秦王朝政治文化风格的遗留较为沉重。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戎狄与相邻的边地文化形态曾是促使法家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秦汉时代的河东地区虽是内郡,仍然保留着较强烈的边地气息,这为酷吏群体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

儒学在汉代与政治权力相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有的儒学学者刻意迎合当权者的需要,将儒学改装为带有政治神学色彩的学派。后来"儒教"说法的出现,也与汉代儒学神学化色彩的浓重有关。汉代儒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反映民间巫术影响的痕迹,也值得研究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