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脱靴”的文化解读

关于李白有许多传奇，“力士脱靴”是其中著名的一例，它负载着“道尊于势”的先秦士人传统和“重义轻利”的儒学价值观，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力士脱靴”传奇契合了士人的儒文化心理，并因其叛逆性为受到专制压迫的士人提供了发泄心理能量的出口，同时也因其对权贵的嘲弄和蔑视满足了普通民众反抗压迫的心理渴求。“力士脱靴”传奇也因而长盛不衰并被后世不断丰富和演绎，最终成为李白特立独行精神气质的生动写照乃至自由人格的象征。     

李白待诏翰林时期作品探索

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一生曾有过两次重要的从政活动,这就是天宝初待诏翰林与天宝十五载应永王磷之辟入幕事,然则两次都以失败而告终。李白天宝初应唐玄宗礼辟,由草泽直入朝廷,受到明皇的礼遇和御手调羹的殊荣。他满以为从此使自己摆脱困厄,大展宏图,将实现其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了。但是昙花一现,他的美好愿望很快落空,个人的感情也由极度兴奋转向惊人的颓唐,由积极进取而趋于消极闲放(说详下)。李白待诏长安的三年为时虽短,却是他一生中的最重要的经历。他由封建社会的低层进入政治上     

妙笔生花

成语正解:以高超的技巧写出优美动人的作品。也指巧妙地润色文句。成语故事:《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了大诗人李白的一个典故。一天深夜,李白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随风飘到一座海上的仙山上,看到一支巨大的笔耸出云海,像一根玉柱一样。李白心想:如果能得到这支巨笔,用大地作砚,蘸海水研墨,拿蓝天当纸,写尽人间美景,那该有多好。     

论唐代小说家的历史意识——以唐代小说中的高力士为例

唐代小说中出现了很多有关高力士的作品。在《高力士外传》中,高力士是一个见识深远、直言进谏的忠臣;在《松窗杂录》等一些杂事小说中,高力士却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奸佞小人。其形象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不但反映出作者对帝王的批判及对宦官专权的痛斥,也反映出唐代小说家关注现实政治、寻求治乱之道的历史意识。唐代小说家这一历史意识,集中表现在唐代出现大量以历史为题材的传奇作品和＂补史之阙＂的杂事小说集上,使唐代小说具有了鲜明的＂史才＂特征。     

唐代参天可汗道设立时间考

唐代为了加强和回纥的联系设立了参天可汗道,其设立的时间应在设立瀚海都督府后,故应设立于贞观二十一年。而《资治通鉴》所载在＂永徽元年＂设立瀚海都督府则可能是记载错误。所载＂龙朔三年改日瀚海都督府＂,应是＂瀚海都护府＂之误。     

高力士研究四题——以高力士及其后嗣的碑志为中心

关于高力士及其后嗣家族的生平事迹,传统的唐代史料虽有所提及,惜多语焉不详,某些重要史实依然缺载.幸好解放后新出土的数方高氏碑志,为此提供了重要线索.本文以高氏碑志为中心,再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试考察与高力士相关的几个问题.     

如飞电来 隐若白虹起——论李白诗歌的“直寻”思维

＂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在李白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直寻＂是李白诗歌重要的表达思维。其＂直寻＂可分为即目直寻、观念直寻、意愿直寻三种方式。其＂直＂并不是直露,而是艺术思维的直觉,是不同于传统＂温柔敦厚＂诗论的全新理念。     

重庆市政区地名用字考察

重庆1048个乡镇级以上地名,总共使用汉字2220字次。使用了595个不同汉字。超过一半的所用汉字用在了地名末尾。这些地名尾字多数是通名汉字。使用次数最多的5个汉字分别是＂龙、溪、石、家、山＂。重庆地名用字有如下特点：尚＂龙＂,与＂龙乡＂龙文化;山、溪、石、坪、坝等地名用字反映了重庆的地形地貌特点;＂桥＂字地名与＂桥都＂文明;姓氏地名多,是＂插占为业＂移民政策的结果;通名变专名,现代地名命名方式之一;异体字。     

李白卒于广德二年春考

诗人李白究竟卒于何时?学界多采王琦"宝应元年"说。本文通过对"阳冰序"、"魏序"以及李白相关诗作的索考,证知李白广德间仍在世。进而按有关碑传记载,参析代宗初诸求贤诏敕,推定李白卒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春。     

酒肆与淫舍：李白维摩信仰中的取舍问题

在大乘佛教的人物谱系中,诗仙李白最为尊崇的是维摩诘,甚至还以之自比。但是,从其存世作品分析,则知李白的维摩信仰自有特色,即主要凸显的是《维摩诘经.方便品》＂入诸酒肆,能立其志＂的精神内涵,而较少谈及＂入诸淫舍,示欲之过＂。     

对《天宝文学编年史》一点辨正

熊笃《天宝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第一五○——一五一页记载了李白天宝十三年春夏之间的交游事迹,谓“李白本年五十四岁。春游金陵,与江宁令杨利物同游玄武湖,有诗纪之。五月到扬州,与魏万(后改名颢)相遇。”这段记载与事实是大相径庭的。首先,李白“五月到扬州,与魏万相遇”,就是明显错误的。熊氏只抓住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中“五月造我语”一句认定是年五月是魏万初访李白的时间,并推论李白“五月到扬州”。其实,这里“五月”犹言数月,王琦说:“太白诗曰:‘五月造我语,知非佁儗人’是其相处之久,自春徂夏,凡数月……”(王琦《李太白年谱》天宝十三年下注)是正确的。由于此诗未能提供答案,应该再读一读当事人魏万赠李白诗,魏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对此说得十分确定:“雪上天台山,春逢翰林伯”,参证李白赠诗之小序,所转述魏万行踪正与相合。由此判断:李白并非“五月到扬州”,而是春天已在扬州,     

陶潜——李白诗歌的一个文化情结

李白与陶潜都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 ,前人对于他们的创作成就论述颇详 ,但对于李白如何歌咏陶潜以及陶李二人思想文化和艺术审美上的契合之点却很少论及。本文力求通过这一角度窥探李白咏陶诗的意义 ,并寻求其身上陶潜情结所独具的深厚内蕴。一翻阅《李太白诗集》,不难见到李白对陶潜本事的多方沿用。他在寄赠友人的诗中 ,或以陶潜比况旧友 ,或以陶潜引为自况 ;陶潜既是他心灵相通的知交 ,有时又是他作为嘲谑的对象。这表面看似矛盾的心里 ,实际上又统一于诗人极其复杂的行为当中 ;诗人可以借陶潜之眼睛体察社会 ,也可以借陶潜之情愫…     

李白诗《胡无人》的本事与系年

李白乐府诗《胡无人》是否是本事诗,古今论者持说不一,对其系年亦有异.歧说主要是因对诗中“太白入月敌可摧”句的理解所致.“太白入月”之月并非论者所理解的月亮,而为昴宿的月星,“太白入月”实即“太白入昴”的天象.“太白入月”之“敌可摧”的占验,与“太白入昴”之“不利胡王”、“当杀胡王”的占验亦相合.而且在安史之乱期间的至德元载十一月二十六日,确有“太白入昴”的天象发生.故此诗很可能是寓有时事的本事诗.再结合此天象发生的时间、李白入永王李璘幕府前后心境的三次转变、此诗所流露的心态,可系此诗于李白初入幕府时期,即至德元载十二月下半月到次年正月之间.     

悬泉汉简“户籍民”探析

在出土的敦煌悬泉汉简中,有＂使户籍民迎天马敦煌郡＂的简文。汉代＂户籍＂上登记的人,就是＂户籍民＂。悬泉汉简中记载的＂户人＂以及记载有籍贯、名字、爵位等情况的人员,应属于＂户籍民＂。悬泉汉简中记载的刑徒、奴属于非＂户籍民＂。     

新罗神话的鸡龙崇拜：鸡首龙身与红山文化的鸟首蛇身

鸡龙是朝鲜半岛新罗神话的角色,不同版本记载不同,或载为鸡和龙,或载为鸡龙。究竟是鸡还是鸡龙,显然是一个问题。从鸡龙的形象起源来看,尽管鸡龙形象并不多见,但早在红山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鸟首蛇身的鸟龙形象,与鸡首龙身基本相似。朝鲜半岛南部的神话中出现鸡龙形象完全是可能的,朝鲜半岛南部也有红山文化传播的印迹。     

读诗札记

李白有《戏赠杜甫》一诗,李集不收,最早见于孟棨《本事诗》、《旧唐书、文苑、杜甫传》也涉及到,都说是对杜甫的讥刺。关键在三、四句:“借问别来太瘦生,总是从前作诗苦。”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别出新解,说这两句中前一句是李白发问,后一句是杜甫作答,并无讥刺之意。但他也觉得题目的“戏”字有碍,于是便断定为后人所误加。我看,没有任何证据,仅仅为了要助成己说,而把“戏”字除掉,这未免近于武断,绝不是科学的态度。李白和杜甫是心心相印的朋友,彼此之间开开玩笑,有何不可?杜甫自己也说过:“颇学阴何苦用心”,“新诗改罢自长吟,”便可看出他     

李白寄家任城二十三年考

<正> 《旧唐书》、《南部新书》等谓李白是山东人,安旗《李白纵横探》称:任城(今山东济南市)是李“第二故乡”,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李白寄家任城二十三年,是有不少记载的。首先要搞明白:“寄家”是流寓所在,有别于祖籍和客籍。李白自称“陇西布衣”(《与韩荆州书》)或“本家陇西人”(《赠张相镐》),是指其祖籍陇西成纪。神龙元年(705)李白随父迁至四川彰明县(今四川江由县)定居,是为客居。之后,李白由此出游,曾流寓湖北安陆,婚许氏,生女平阳;再携妻女流寓山东任城,生子伯禽。在这期间,不管李白出游多久,其妻子儿女寄居任城二十三年不动,说是“寄家”或“第二故乡”都是可以的。     

李白《梁甫吟》的创作时间

对李白的《梁甫吟》,萧士赟认为,此诗“太白灼见当时贵妃、国忠、林甫、禄山窃弄国柄,祸已胎而未形,欲谏则言无证而不信,倘使君王不鉴吾之诚,则正所谓杞人忧天之类耳”,不免笼统而失当。《唐宋诗醇》以为:“此诗当亦遭谗被放后作,与屈平眷顾楚国,同一精诚。”笼统同前,盖承萧说而稍变之。詹锳《李白诗文系年》远引宋杨遂《李太白故宅记》及《韵语阳秋》,并引萧氏之说及沈德潜《唐诗别裁》之论,以《唐宋诗醇》之见为是,而举《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诗云:“富贵不可期,殷忧向谁写?去去泪满襟,举声     

红山文化玉器蕴藏着黄帝及龙凤文化信息

对红山文化玉器进行检视,会发现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情况：中国古文献记载的黄帝图腾（熊、龙、神龟、云、鸟等）,红山文化均有玉器与之对应。在中国著名新石器时代史前文化中,只有红山文化（主要是玉器）与黄帝有这么多的契合,深入揭示这种契合关系的内在原因,作者提出了＂玉器图腾＂、＂四生＂等概念。红山文化先人们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四生＂）情况给今人留下了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存留在红山文化遗址及其遗留物中,在诸多遗留物中,玉器是首要的红山文化先人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信息的携带者。我们可以说,红山文化的每一玉器均是＂四生＂的反映,玉器就是当时社会（＂四生＂）的缩影。从翁牛特旗史前岩画到处是猫头鹰眼睛的情况,可以推断猫头鹰（鸮类）曾经伴演了红山人卫士的重要角色。蛇也起过类似作用。红山文化是由一个社会共同体创造的,其社会的多来源多层级关系决定了其玉器的多来源多层级关系。同时,红山文化由多元图腾融合为统一图腾（如龙、凤）的过程,就是这个社会共同体（联合体）从多元走向统一古国的过程。红山文化社会联合体的墓葬安排秩序,即是社会层级安排秩序,从而决定了红山文化社会的用玉秩序。牛河梁红山文化玉器承载中华文明起源的信息,反映了当时融合的社会性质。     

实用与审美结合的创美实践——黎族“树皮布”与传统织锦的美学内涵探析

本文在概述人类创美实践的启始历程之后,结合黎族从＂树皮布＂的制作,到纺织时代＂广幅布＂的生产,以及后世＂盘斑布＂、五彩的＂黎单＂、＂花被＂及＂崖州龙被＂的先后问世,论述黎族在实用与审美结合的创美实践中,所创造的美学价值。